那一周，费斯特情绪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坚定，却对和平过度忧虑，再度显示出这个国家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费斯特经常表示，德国理应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负责任的大国。他指的“大国”，和阿登纳说的是一回事：一个正常的西方大国。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在受到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负罪心理所妨碍后，反而催生出了道德优越感：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如今要治愈世界的痼疾。这一点阻碍了德国承担其作为西方盟友的义务。英、法、美三国在缺乏德国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不惜动武，爱国人士费斯特对此感到很尴尬，甚至很丢脸。我提到反战示威时，他叹了口气，说道：“都赖希特勒。”
阿摩司·奥兹跟《法兰克福汇报》不是一路人，因为他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中间偏左。然而，他在采访中以批评的口吻谈到了欧洲左派，特别是德国左派看待第三世界时的浪漫主义眼光。从他们的态度中，他读出了几分卢梭对“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崇拜之情——对那些不幸受难的人有一种近乎神学般的推崇。“或许，”他谈到，“这是基督教高度简化和富于感情的印象造成的，根据教义，受害者经过受难，灵魂可以得到净化。”
也就是说，犹太人经过大屠杀，灵魂得到了“净化”，“仿佛毒气室里喷洒在受害者身上的是一种道德清洁剂”。他们肯定要比别人更纯洁，也更出众。但是，这种纯洁性在有罪之人的子子孙孙身上作用如何呢？能说他们心底里其实也想成为受难者么？
海湾战争期间曾曝出新闻，说德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毒气不久后将被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用来对付以色列，这对道德纯洁构成了残酷的考验。世上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犹太人正面临德国毒气的威胁。这可不是道德悖论的问题，和平运动因此内部分裂，诗人兼词曲作者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过去曾经反对美国的导弹基地落户德国。他的政治信仰和《法兰克福汇报》相去甚远，但因为声援海湾战争，惹恼了昔日许多同仁。“莫以鲜血换石油，”他在《时代周报》（Die Zeit）里写道，“这是最新的一句反美口号。哎！美国人当然也关心石油……而我为此感谢上帝……没错，我乐见有龌龊利益的存在。要不然以色列就会孤军奋战了。”[2]比尔曼的父亲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个德语词，很难译成英文，但概括了不少德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情绪：betroffen。辞典给出的翻译如下：“受到震惊、失望、惊骇和迷惘的冲击或影响。”这些解释没一个确切的，也许法语词bouleversé在语义上最为接近。betroffen在和平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党人中间使用很广泛，出现频率和经常挂在德国保守派嘴上的“正常国家”（normal nation）一样高。betroffen意味着一种罪恶感、耻辱感，甚至是无地自容。说某人betroffen，就是说他无言以对。但它还隐含了道德纯洁性这层意思，betroffen是“掌控过去”的一种方法，展示悔悟和认罪的态度，并换取宽恕和灵魂的升华。
西德国内频繁出现劝人“哀悼”过去、“为哀悼努力”（Trauerarbeit）的训诫，这是净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著作《论无法哀悼》中，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剖析了影响战后德国人不愿面对过去的道德麻木。他们因为战败而麻木；记忆又似乎出现了阻塞。他们既不愿意也无法为哀悼努力，或承认罪过。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顶礼膜拜一位致几百万人死亡的领袖。不少德国人在过去沉醉于**运动所提供的自吹自擂戏码，乐此不彼。米切利希夫妇认为，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对此抵赖，是希望不仅能逃避惩罚或罪恶感，而且还能逃避战败后接踵而至的那种彻底一蹶不振的情绪。只有那些失去过的人才有资格哀悼。但德国人到底失去了什么？当然，犹太人算一个，但这很难让人感到是德国人的损失。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园、儿子、荒唐的理想和领袖，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米切利希夫妇“为哀悼努力”的对象。恰恰相反，1945年后，对希特勒的凭吊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三十年过去，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会说，无力哀悼这点再也不适用于年轻一代。她说的没错：德国处处哀悼犹太人，而在个别极端主义圈子里，希特勒一样有人缅怀。
betroffen的状态有些许宗教涵义，这和在德国有悠久、深厚传统的敬虔主义（Pietism）有些近似，后者创始于17世纪菲利普·雅各布·斯本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著作。斯本纳一心通过强调辛勤劳动和个人精神付出来改革教会，并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福音。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这样写道：“敬虔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自新，这点可以在经历忏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认识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获得实现。”[3]敬虔主义是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世俗和理性观念的消解。它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也鼓舞了普鲁士军官和俾斯麦身边的人。我认为，波恩的以色列人迈克尔在谈到德国反战人士身上的新教刻板时，所指的正是这一精神。
海湾战争期间，波恩就有betroffen之感。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时正值狂欢节，是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参加派对、喝啤酒、抱女人、放声歌唱的时节。但这一切在战争时期和大难临头之际显得不合时宜，于是狂欢节委员会改头换面，成了危难关头委员会。对于所有自愿取消狂欢节庆典的团体，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地方政府都给予资金补偿。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只有科隆举办了一场非官方的街头庆典，口号是“我们照样过日子”。
柏林一个由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团体搞了一场反战日活动，据他们的发言人说，原因是“所有学生都感到很难过，很彷徨（betroffen），我们觉得有必要聚集在一起，表明大家的担忧”。学生们造了个祭坛，点燃蜡烛。当地一家电台播放了他们的和平之歌，歌词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们彷徨无措，深感震惊。”
我下榻宾馆外的广场又阴冷又空旷。一个不起眼的啤酒摊旁，几个年轻人喝着酒，不时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就像在过节。浸透醉意的歌声从我房间的窗户飘了进来。听着他们用力跺脚打节拍，我脑海里浮现出不计其数的战争片，片中德国人的欢天喜地与其残暴行为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反差。身在德国，最好还是尽力避免做这样的联想，因为哪怕一个人的记忆来源只是电影，也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是和偏激。
看着电视，我再度感叹英德两国间的区别。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海湾战争期间，电视观众很难避开圆桌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不停换频道的话，还能同时关注几场辩论。牧师是这些节目的常客，一些西装革履，一些穿着牛仔裤。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因为辩论的核心是良知问题。一个人能问心无愧地参战么？某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表示自己很难对别人痛下杀手，他不知道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一位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则说，自己为救治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这么做让他成了帮凶。
在一档具有代表性的节目里，讨论嘉宾席中坐着曾经的反**抵抗主义战士、应征入伍的新兵、年事已高的家庭主妇、上班族母亲和几名高中学生。二十七岁的母亲安格莉卡发言说，鉴于“我们在二战时干的坏事”，德国必须帮助以色列。不过，参战的话肯定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说？”原抵抗主义战士开口了，“是不是应该把脏活都交给他们干，我们自己躲在家里？”（他没提美国人）
“哦，”安格莉卡回应，“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过去接受的教育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打仗，我们怎能不予理会呢？身在他国时，我们耻为德国人，世人一直都怕我们，现在他们却责怪我们不够果敢……”
十八岁的高中生安德烈亚说道：“我们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叫人怎么忘得了？我可不为自己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
但是，等到年长的家庭主妇谈起她在二战期间的磨难——轰炸、吃不饱饭、出征的父亲和儿子没能回来——并呼吁应反对所有战争时，年轻学生发话了：“我能理解，战争时期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该出手时不出手，坏事一样会发生。”
听众席中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叫声，然而学生的话得到了原抵抗组织战士的支持。后者把萨达姆·侯赛因比成希特勒，认为应该制止萨达姆，就好像当初应该制止希特勒一样：“萨达姆已经杀害了上万人。难道就因为我们良心有愧，开不了枪，就可以对他听之任之么？”
最后，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的年轻士兵终于开口了。当被问及他对杀人有何感想时，他答道：“如果德国或北约遭到攻击，我将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是我不支持的战争，我会抗命。”
他的回答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宪法给出的正统解释。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国军队只能为保卫德国或盟国领土作战。德国是北约成员，因此对盟国领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约领土。右派想要扩大这一解释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坚决抵制。
但是这位士兵参与的并非是法律层面的讨论。他试图回答一个有关道德和良知的问题。而且他给出了诚实的答案，比起许多和平主义者一味拒斥战争——所有战争——的立场，这或许更能反映出当今德国青年的心态。“六八一代”胸怀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标：要和父母那辈人彻底划清界限，打破他们罪恶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讯息，或者干脆就说德国人再也不会受到战争的诱惑。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海湾战争期间宣称，要德国人参战就“好像给一个改过自新的酒徒吃酒心巧克力一样”。你几乎能听到焦虑的尖叫。
费斯特说的也许没错。事情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因为希特勒。然而海湾战争显示出，对于德国和平主义，不能简单斥之为反美主义或对阿登纳口中西方世界的背叛。现实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放弃战争，再也不把德国军人送上前线。换言之，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盼望德国成为放大版的瑞士。可是，他们也被教育要对以色列的命运负有责任感，而且若要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就要坚定地融入西方盟国大家庭中。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两方面都能做到。如果萨达姆果真是另一个希特勒，而且德国没能拉犹太人一把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拿希特勒做类比会让人痛苦的原因。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也正是决定拿这点开刀。他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里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4]恩岑斯贝格尔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很清楚怎么触及德国同胞的痛处。他能用美轮美奂的语言煽动人们的情绪。有人欣赏他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对之怒不可遏，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在柏林时，我曾听过一名批评家斥责恩岑斯贝格尔是叛徒。他背叛了什么？我追问。背叛了精神（Geist），对方回答。许多年来，恩岑斯贝格尔本人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他这代人，在**统治下成长起来，上学念书，然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战争末期被征召进防空部队。战后，恩岑斯贝格尔同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等作家一道，形成某种左派的反**团体，旨在扫除德国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多年来，追剿**思想余孽或多或少成了他为之全身心付出的一项事业。
在为《明镜周刊》撰写的文章里，恩岑斯贝格尔表示萨达姆同希特勒一样，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个热衷制造死亡、自寻死路的恶魔。他若有条件，定能摧毁全世界，当然，他自己的人民也包括在内。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自己国家里的一部分人。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恩岑斯贝格尔的答案是那些被侮辱的人。一群永远的失败者，因为知识水平不如人，因为贫困，抑或因为自感无力左右生活，长久以来变得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德国人能在阿拉伯人身上发现自我的存在，恩岑斯贝格尔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