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忏悔
近期，埃博拉病毒在利比亚爆发。随后，一名感染此病毒的德国游客在返回柏林后死亡。为应对这一系列事件，世界各国政府大胆地采取了罕见的联合举措。昨天伦敦时间早上6：00（特拉维夫时间早上8：00），各国政府开始在全球各个主要机场陆续发放我研制的超级病毒疫苗。
昨天特拉维夫时间下午1：00（伦敦时间上午11：00），我和巴鲁克·利伯博士接到了一通疯狂的会议电话，电话是一位指挥官打过来的，我们10名病毒测试对象中有6名都是由他提供的。他名叫乔纳·韦斯，效力于以色列国防军，军衔相当于美军中的上校。韦斯上校向我们汇报了一名超级病毒实验测试对象的死亡情况。
“科尔伯格博士，利伯博士？”
“请讲，我们都在听着，我是科尔伯格博士，团队的负责人。”
我听到电话那边有骚动的声音。各种焦虑的声音向韦斯上校发起了一连串提问。
韦斯上校提高了嗓门。“二等兵长官阿里·曼韦斯在南特拉维夫火车站附近遭遇恐怖袭击被刺身亡。你们对他做了些什么？现在我的部队里像地狱般闹得天翻地覆。”
我和利伯博士困惑地对视了一下。我们不明白韦斯上校在说什么。我很了解二等兵长官曼韦斯，也很喜欢他，他头脑灵活，极富幽默感。得知他遇刺的消息后，我也很难过，但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
“士兵们汇报……说是曼韦斯复活了，然后攻击了一名士兵。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们将尸体转移到停尸房的途中。”
韦斯上校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丝毫没有掩饰怒气地问他：“你是在开玩笑吗？”
韦斯上校肯定地回答了我，并且提高了嗓门对我吼道：“这绝不是开玩笑。我只是在把我的士兵们说的都告诉你。”
这一次我和巴鲁克·利伯博士警觉地对视了一眼。阿里·曼韦斯肯定没有重伤致死，他只是昏过去了而已。但这又解释不通为什么他会攻击其他士兵。也许这只是疫苗的一种未预料到的并发症？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士兵们现在怎么样了？阿里·曼韦斯怎么样了？阿里袭击的那个士兵呢？他还好吗？恐怖分子呢？”我保持声音镇定和冷静，希望韦斯能跟上我的思路。
“我告诉过你，二等兵长官阿里·曼韦斯死于刺伤。这点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凶残的袭击，他的心脏被刺穿，并且颈动脉也被割断，脖子的四分之一都被刺穿了。紧接着，他的喉咙也被刺穿。最后，他流血而亡。恐怖分子没有受伤，而且已经被我们拘捕了。现在，我们正在审问他。”
我深吸了一口气，并且试图整理思路。现在，我不得不停止怀疑，听一听上校的话。
“那个士兵怎么样了……就是被二等兵曼韦斯攻击的那个？”
上校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不太好。曼韦斯，最起码曾经是曼韦斯，咬了士兵的左臂。那个士兵，二等兵长官丹尼·费舍尔没能抵挡住他。曼韦斯用牙从费舍尔的衬衫上扯下一块布，然后从他的左臂三头肌上撕咬掉一块肉。另外两个士兵将曼韦斯从费舍尔身上拉开，但曼韦斯还是不停地扑向他们。”
“他们向曼韦斯开枪了么？”我问。
“没，士兵们不愿在这么近的距离开枪，他们都很强壮，并对肉搏训练有素。然而，他们压住了曼韦斯的神经，打碎了他的膝盖并把他的胳膊扭脱了臼。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曼韦斯依然没有停下来。”
“那么他们没开枪的话，又是如何制服曼韦斯的呢？”
“他们打烂了他的头。”
我沉默了整整十五秒，最终，我问道：“被曼韦斯咬了的士兵费舍尔在哪？”
“你是说那个被他咬掉一部分的士兵，”韦斯说，“费舍尔和曼韦斯的尸体正在往你那里送。我看到了费舍尔的胳膊，伤口上还挂着碎肉。看起来就像遭遇过野兽的袭击，但还要更糟。看起来很恶心，也许已经感染了。他的伤口肿胀，而且失血过多，医务人员正在竭力稳定他的伤情。”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震惊。注射疫苗后，出于谨慎考虑，我们把实验测试的士兵们都监控起来了。而且军队方面有指示，他们出现任何医疗方面的问题都要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一直往埃博拉病毒的症状方面想，却没考虑过更可怕的意外后果。这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
“韦斯上校，感谢军方能及时提醒我们。我们还不确定这是否与疫苗有关，但我们一定会查明原因。另外，我们想对恐怖分子用来刺二等兵长官阿里·曼韦斯的刀进行毒理学检测。”
“好的，”韦斯上校说，“我不是故意妄下结论。”他停顿了一下。“科尔伯格博士？”
“对，我在听，还有别的问题吗？”
“是的，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的士兵多半都陷入了恐慌，你还记着我们营中还有另外五名实验测试者吗？现在其余的士兵们都说不想和他们一起共事。我需要维持纪律……”
“韦斯上校，只要我一有新发现就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韦斯上校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了一些。“科尔伯格博士。”
“嗯，什么事？”
“如果二等兵长官丹尼·费舍尔不能好起来的话……还是小心点吧。”
我的名字是大卫·科尔伯格。我于1921年在1月16日出生在波兰的华沙。我是一名流行病学家。在我被当成间谍逮捕之前，我研究了预先定义的人群的疾病。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熟悉科学家们是如何研究流感、艾滋病、西尼罗热以及埃博拉的诱因和感染形式的。二战结束后，我在这些领域贡献显著，并且创造了关于发现风险因素和预防保健的新策略。这些并非我最显著的贡献，它们只是我被允许公开的部分。
我最杰出的成果是最高机密。我为以色列的军队研发了用于细菌战争的新型武器。当我们的敌人把这些用于他们自己的公民时，我研究了生物武器对人口的影响。我在欧盟的成员国、美国、以色列和俄罗斯都有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所以拥有俄罗斯的许可，是因为我也是苏联的间谍。在冷战期间，我为潜在的细菌战管理天花病毒株。我确保了双方都有一样的情报。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又成了俄罗斯的间谍。我致力于病毒、细菌和化学武器的研发。我也把情报和俄罗斯共享。
我只是想使双方势均力敌，不让任何一方的能力过强。当美国和以色列让我暂时消失之后，谣言开始传播，甚至还迷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以至于当我犯了大错之后，人人都想来干预。让你们了解我是如何开始我的研究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恳求我逃离波兰，“你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我希望你活下去。”我对他的警告半信半疑。我们都是犹太人。我的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参加了一个犹太人的集会。但我没有时间留给宗教。我已经十八岁了，我要尽情享乐。
我最好的朋友是巴鲁克·利伯，我们和很多同学都是朋友。我们在咖啡馆度过了许多周末的夜晚，对于德国人将带来末日之类的黑暗而又含糊不清的风言风语，我们暂时把它们抛到脑后。替而代之，我们谈起了科学。我在华沙的大学主修医学。我是个神童，我比同班同学要小三岁，而且我还是班里的第一名。
我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女孩们叫我帅哥。我喜欢音乐和舞蹈。我爱薇薇，她的全名是阿维娃·格伦。那时，薇薇17岁。当我把我爸爸对于我的计划告诉她时，她褐色的大眼睛盈满了泪水。我们依偎在一起热切讨论了一整夜。她恳求我到时候带她一起走。她希望和我共同面对未来。但我们都清楚我俩都太年轻还不能结婚。我身无分文，除了我的才智，我什么也给不了她。我紧紧抱着着薇薇，向她保证就算我父亲命令我离开，我也会回来找她的。
我父亲无情地催促着我离开。他认为男人在这会很危险，但是女人们肯定会幸免，特别是像薇薇那样年轻貌美的女孩。我拒绝了他。我对即将发生的事的恐惧感在我看来却只是歇斯底里的故事中的涓涓细流。犹太人开始被殴打和抢劫，有些人甚至失踪了。我当时认为那些只是流言或者故事之类的。
几个月后，也就是在我的表兄弟们在柏林被捕之后，我退缩了。薇薇伤心欲绝。我抚摸着她褐色的长发，她靠在我的胸前落泪。
我和我的父亲争执到了最后。我认为他是危言耸听，我没有掩饰我的愤怒。在我和父亲道别后，他眼神中绝望的恐惧整日萦绕在我的心头。多年过后，我十分后悔那时对父亲的质疑。
1939年7月中旬，我不情愿地从波兰乘飞机到了俄罗斯。至于具体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去了明斯克，在那里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医学研究，但是那还不够快。
1939年9月1日，**进军波兰。两个月后，德国人下令犹太裔波兰人要佩戴有蓝色大卫之星的白色臂章。1941年，德国标准化了德国占领地区内的所有犹太人的徽章。犹太人被迫戴上了有黄色大卫之星的徽章。
1941年的春天，盖世太保[1]的随从把我的家人从家里押出来，强迫他们上了卡车，而且不告诉他们目的地。逮捕行动是莱茵哈德行动[2]和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计划杀死所有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们。
巴鲁克·利伯目睹了我的家人被捕，他通过我们严密的朋友网给我捎了消息。盖世太保也在找他，他告诉我他会尽力逃到美国去。但是他没有带来关于薇薇的消息。
返回家乡将意味着被捕，然后在集中营里度过短暂而又残酷的一生。我用我的那些研究来掩盖悲伤，并且下定决心和俄罗斯人一起对抗**。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那是二战期间德国最大的军事行动，伴随着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同一天，我自告奋勇去红军医疗队服务。
我在前线服务了好几个月。我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一名士兵。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反击。在弹片击中我的左肩之前，我一共杀了26个**。
我的伤痊愈之后，我成了乌拉尔附近的一个大本营的防疫部队的领导。我的敌人是德国人、痢疾、伤寒、坏疽、肺炎、肺结核、百日咳、水痘、腮腺炎、麻疹、猩红热、营养不良以及俄罗斯的冬天。在战争剩下的日子里，疾病、污秽、饥饿和死亡包围着我。
虽然我不在德国的集中营，但我却身处另一种死亡集中营。即使它没有被铁丝网围起来，我也无法逃脱。我们无法与病毒对抗。我们用于治疗伤患的抗生素只有小批量供应给我们的磺胺。1943年之前，美国还没有大批量生产青霉素，而且就算美国生产了，我也没法弄到。
痢疾和伤寒是导致人们死亡的头号杀手。痢疾使受害者们因脱水而死。士兵遭受着痉挛瘫痪的折磨，其次是黏液和血液混合的呕吐还有腹泻。我们很快就用完了给病人补充水分的静脉输液用药。预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煮的开水总是不够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挖厕所使水离流（我们主要水的来源）来对抗痢疾。我们把垃圾运到远离营地的大垃圾堆。
在所有的疾病中，我最痛恨斑疹伤寒。士兵们身上都太脏了，每个营地都有体虱大量出没。1909年，查尔斯·尼科尔发现，虱子是普氏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病菌）的载体。换句话说，虱子传播斑疹伤寒。其他科学家证明，病菌的传播不是通过虱子的叮咬，而是虱子的粪便。
我亲自照料二等兵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帕维尔感染斑疹伤寒开始于被虱子咬了之后感染了包含立克次体颗粒的排泄物。两天来，他感到不适，无精打采。接下来，他开始抱怨剧烈的头痛。他体温升高。强烈的皮疹在他的身上蔓延。他腹痛而且吃不下东西。他一直吐，直到把胃里的东西都吐空了，然后他又吐了黄绿色的胆汁。他开始拉稀，但是在帕维尔脱水之后，他的粪便变成了黑色，看起来像焦油。他的病状又衍变为了心动过速，心率也不正常了。在两周的煎熬后，帕维尔在昏迷状态中死亡。我下决心只要我能伸出援手就不让俄国士兵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为了对抗斑疹伤寒，我使用了20世纪20年代在波兰由鲁道夫·威格尔发明的一项危险的技术。给虱子喂人血，威格尔发现用人血喂养的虱子是最有效的疫苗。我饲养了虱子，让它们感染伤寒，再把它们碾碎成糊状，然后制成疫苗。我给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都接种了疫苗，然后又为士兵们制出了更多的疫苗。
这种方法只引起了一些小问题。并不可能完全抑制住虱子，而且疫苗的接种也不完美。我团队里的成员也被感染了。他们都病的比较轻，更不会因此而死去。我有一种战胜了死亡的感觉。
几十年后，我的傲慢铸成了我的大错。但我并没有花时间来担心我的傲慢。我迫切需要大量斑疹伤寒疫苗，而且我甘愿倾其所有来得到它。
起初，我用受伤的和垂死的俄罗斯志愿者作为喂养斑疹伤寒实验的虱子的血液来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国者和英雄。但他们很快就死于自己的伤口而不是斑疹伤寒，死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我变得不耐烦。因此，我让健康的德军战俘感染了斑疹伤寒，并用它们作为人类血液的来源。我的许多德国战俘都死于伤寒，可怕的死亡。
我采取了一个道德败坏的捷径，而且我之所以采用它，只是因为这样对我来说会更快、更便捷。我秘密研发的疫苗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我尽量不去想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要的牺牲了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