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唇边闪过一丝笑容，却没有回答我。
到达山顶后，我们回望大海。海水湛蓝，对于世代移居于此的闽地人而言，那是一种希望之色。
“去岛上另一头看看吧。”婆婆说。
我们从岛上迂回的街巷中挑了一条相对最直的路线，横穿鼓浪屿的南部腹地。婆婆迈着大脚阔步往前走，长及脚踝的裙裾翻飞，我一路小跑地跟着她。离轮渡码头越近，就遇见越多迎面而来的人——背着包袱的后生、拖家带口的人、庄稼人、体面人，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向我们打听市政厅、英华书院或任何可能收容难民的地方。一位戴着呢帽和墨镜，胡子花白的先生问我们鼓新路怎么走，说是有远房表亲住在那边。婆婆给他指了路，又向他打听前方的消息。
“昨天，”他说，“两位营长捐躯，谭师长负伤。我军只得连夜后撤到江头。厦门沦陷是迟早的事了。”他提起随身携带的竹笼，看着里面的金丝雀。“多少朋辈成新鬼，一言难尽啊。”这句诗令我热泪盈眶，不禁又想起了代老师。
我和婆婆互相搀扶着，从这群张皇的男女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海堤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厦门方向的逃难人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向鼓浪屿驶来，而在对岸的厦门岛，人们纷纷涌向海岸，争先恐后横渡海域，投奔相对安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
一队敌机从头顶飞过，一如既往地向台湾飞去。其中一架猛然离队，向正在行驶的船只俯冲过去。它的下降角度极陡，我一度以为，飞机会一猛子扎到海里，再冒出水面，嘴里叼着一尾活蹦乱跳的海鱼。而事实是，它拉平机身，开始向那些平民船只扫射，机枪子弹在海面激荡开一条笔直的缝，接着射进船里。枪膛的金属撞击声和子弹射落的摩擦声戛然而止后，空中响彻着人们惶恐的尖叫和跳船坠海的水花声。
我旁边一个招风耳男人朝空中挥舞拳头，“该死的日本狗杂种！”他咆哮着。我们都跟着吼起来，这是愤怒但又无奈的集体控诉。飞机消失不见，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弹痕累累的船只，还有在水中挣扎的人们。靠海岸不远处，有一艘小船濒临沉没，一家人紧抓着船舷。一艘汽艇快速朝鼓浪屿方向驶来，与小船擦肩而过。汽艇要靠岸时，人们将它推开，冲船员嚷着掉头去救人。就在大家争执不下之际，小船没入水里，留下六七个人拼命扑腾着。救人啊！我不停地祷告，眼见得一个又一个小脑袋消失。天晓得，为什么当妈的没教会他们游泳？
婆婆握紧我的手。“我们看得够多了。”她说。
四周的人推推搡搡，我快要喘不过气了。“走这边。”我边说边把婆婆拉进一条小巷。我原本没打算去代老师家，但我们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她家所在的僻静小巷里，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她婆家。我想，日本人如此滥杀无辜，不知代老师有何高见。我敲了敲门。楼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难为情地退后几步。听着是她丈夫的声音，他是和代老师同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
“你怎么总是这么固执？”他大声嚷嚷。
“我管这叫责任。”代老师回答。
“你，”男人气急败坏地喊，“你做什么事都有一套说辞。”
“娶我之前，你就知道我是知识女性。”
“我们走吧。”婆婆刚开口，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人茫然地看着我们，我说我们晚些再来，她一言不发关上了门。
“你以为我一点都不在乎学生吗？”我们走远了，依然能听到男人的声音，“要是我能做主，我肯定会留下，你知道的。”
我仿佛能看见他瘦弱的肩膀和梗着的脖子，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代老师的丈夫为人精明，仪表堂堂，只不过，嗯……要是有人让他跑路，我保准他会跑。
到家时，母亲正拄着拐杖，在客厅蹒跚着四处走动。听了我们的叙述，她叫来阿桂。“喊素莉来帮忙。我要你们把储粮间的罐头和米袋子归拢一下，这样，年轻女眷们，像安丽、素莉、宝萍都可以藏身。我们要做好准备，预防万一日本人对公共租界有动作。安丽，”她转向我说，“今天你见得也够多了，往后就待在家里，安全些。”她和婆婆对视了片刻，随即掉转目光。
我听到撤离的动静，或许我以为我听到了——大概只是做梦，指望我军的撤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许，我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被抛下的人——他们的恸哭声嘶哑空洞，像是胸膛被炸出大洞，他们既惊讶于其空虚无物，又困惑着其毫无痛感，心肺破碎处气若游丝。
事发之前，一切仿佛在情理之中。你大致都能理解，父辈亡故、丈夫参军、师尊泯灭、甚至败军弃城。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你以为一旦自己遭遇到，也可以了然。而当一切真的发生，便不再貌似理所当然，你会发现，自己丝毫无法理解被抛弃的感觉。
我军于夜间败退。正如古话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次日拂晓，敌人开始新一轮的猛攻，此时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的控制中，日军转而将火力集中到厦门岛另一侧。日军轰炸机不再兜着圈子飞回台湾，而是在鼓浪屿低空盘旋着。我正匆忙赶往代老师家。我感觉射击手仿佛盯上了我，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我赶紧躲到屋檐下。然后我鼓足勇气钻出阴影，继续往前走。这不关我的事，可……我推开一群目光呆滞的难民，来到代老师门前，我想知道她是否会留下来。
我撩开脸前的发丝，敲了敲门。“代老师，”我喊道，“我是刘安丽。您在家吗？”
门开了道缝，是代老师的公公，好又早裁缝铺的裁缝，向外窥视着，“你不能见她。”他压低嗓子说。
“为什么？”
厚厚镜片下的鱼泡眼眨巴了一下，“她不在这儿。”
“那她在哪儿？”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叫他们走了。”说着，他又挺了挺胸，“他们都跟张校长一起去香港了。”
“都有谁？”
“老师们。所有人。”
这不可能。崔老师不会走的。历史老师孟宇也不是那种会被日本鬼子吓跑的人。他们怎么能离开鼓浪屿？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别生气啊，刘小姐。”老裁缝换了副口吻，“我儿子答应，只要一停战，他马上回来。这样的话……”他埋下头，“我的孙儿们也就安全了。”
我真想给他两下子。他就不能出面制止吗？他对自己的儿子这么放任自流吗？但我只是退了出来，礼节性地跟他告别。
在回家路上，我经过学校前的巷子，说不定能在那儿看到一些老师。我挤过从学校大门蜂拥而出的嘈杂人群，绕到侧面。我爬上山坡，靠着一根低垂的树枝向底下往日的操场望去。地势较高的大操场以往是学生们打羽毛球、排球和列队做操的地方，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男女在墙边或站，或蹲，或靠，他们的孩子在旁边挤成一团。地势较低的小操场和屋檐下曾是我们跳绳和玩弹珠的地方，现在也到处躺满了人，地上、草席上、连乒乓球台上都有人。
我掉转头，逃也似的跑了，从山上到下面的巷子里，一路跌跌撞撞。那些人是逃难百姓，他们无处安身。可我终究看不下去……他们挤占学校，排挤我们……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
我经过了煤仓、老印药房和龙头路茶馆。在吴寡妇的面馆外，我跟人打了个招呼，却没留意到底是谁，是她哪个儿子还是所有的五兄弟。我想歇会儿，想在客厅里宽大的床垫上躺躺。但是进了巷子，我又径直从家门口走了过去。
我以前的私塾先生就住在前面不远处，在南边靠海一条窄巷尽头的小平房里。由于长年受暴雨和海风的侵蚀，房屋灿黄的油漆褪了颜色，屋顶上霉迹斑斑、碎瓦杂呈。房子看上去像是亘古至今一直坐落在海边。我站在十步之外，竖起耳朵，想在轰炸间隙听到一丝人迹。
窗户外面没有木百叶，但我看不出里面的动静。先生也许出门买蔬菜或香烟了。我往前几步，在离门一尺远的地方停下来。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有所期望。曾教我念书写字、和善正直的魏净海先生，谁知道他是否还栖身在这金色的小屋里？我想从窗户往里瞅瞅，看是否有逃离后的一片狼藉。但我不能。如果连先生也不得已逃走，我不想知道，至少今天不想。我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听见了开门声。
“安丽？”
我转过身，先生就站在那儿，身着长袍，肩膀宽阔而消瘦。我冲向他，泪水奔涌而出。
“哦，哦，小姑娘，怎么了？”
“天，魏先生，我以为您已经走了。”
“当然不会。哪个船老大这么笨，会给我这么个穷酸文人留座位呀？啊呀！看看你——泪珠跟黄豆一样大了。过来，过来。我让佣人沏杯茶。”他递给我一块手帕，领我进屋。
“屋里有点乱，你别介意。”他示意了一下客厅。他把两张最好的椅子从墙边挪过来，面朝窗户摆着，椅子中间有张小桌。“这三天我和母亲都坐在窗边喝茶，观察日寇的往来动静。”
窗外的景象让我震惊。放眼望去，尽是日军的战舰。突然，四颗炮弹像火弩一样从一艘驱逐舰里射出来。尽管他们瞄准的是对岸的屿仔尾炮台，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闪躲。一阵黑烟和火焰腾空而起。我们的大炮也开火还击。我望向日本船舰，盼着也有黑烟升起，但没有，炮弹大概没有射中目标。
“日本人的枪炮射程更远。”魏老师说着，拉起我的手臂。“过来坐下。”他沏上茶，让我吃饼干，又在我旁边的椅子里坐下。“今天早上我认出了三艘驱逐舰和八只小型战舰。”他说，“以前，他们的舰艇大多停在厦门岛另一头，母亲和我现在只能以数战机为乐。”
我摇摇头。日子变得多怪！“以前您数的是海鸭和白鹭。”我说。
“时局变了，安丽。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人不能再关起门只读圣贤书了，我们早就不这么做了。”他苦笑着。有一个话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有时却又有所暗示——他把整个青春年华都浪费在科举备考上，但等他通过乡试，科举制度却被废除了。他本可获赐“秀才”身份，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一称号在官职仕途中再无意义。
又一艘敌舰开火，浓烟火焰再次从炮台那边升起。“我们得买些大型枪炮。”
魏老师站起身，“打造现代军队需要时间。中国也许是最古老的国家，但也是最年轻的之一。你想想，民国才仅有27年历史。”
先生在窗前踱步，身后激烈的战火像是一块巨型电影屏幕上的画面。他列举出主要的铁路干线。我们的铁路网纵贯南北两端，在内陆横跨西北，直达兰州，他说道。我们还有了空中航道，中国航空公司的中美两国飞行员，他们的英勇举世闻名。我们自行生产了钢铁、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自行装配火车和飞机。
魏老师讲课时总像战士一样，背脊挺拔，头颅高昂，每一步都向前踢出去。如今他已年届54，父亲若健在，便跟他一般年纪。先生一如既往地挺拔，声音坚定有力，“我们有一所现代军事学校，还有现代大学和技术学校。”
是啊，我想，我们不但有这一切，还有四万万绝境求生的人民。
我们喝了一壶茶，师奶也出来一起叙话。我起身告辞时，她拉着我的手，“知道吗，孩子？”她说，“你仍是他的得意门生。”
“先生也是我的益友。”
魏先生在门口等我，中式长袍外罩着一件西式粗花呢外套。“我送你到巷口。”他说。
我们走了没几步，便被接二连三的猛烈爆炸声震住了。我们跑回他家，站在窗前，看见巨大的焰云冲向天际，屿仔尾炮台上的天空弥漫着黑烟火焰。
海军临时军火库被彻底摧毁了，魏老师重新陪着我走向巷口。
“我感到自己好像坠入了山谷。”我说，“每一次都以为已经触底，却又摔一个跟头，跌落得更深。”
他点点头，“安丽，你还记得小时候，大概四岁左右的事吗？你和父母去爬日光岩，我们在中途遇到。我当时和堂妹在一起。”
“捏我脸的那个阿姨。”
“没错。你就是因此摔倒的。她朝你跑，闹着要掐你的胖脸蛋儿，你后退的时候被观景区的一排石标绊倒了。你刚刚说的话让我想起那天的事。一开始我以为你不过是在石头后面摔了个屁股蹲儿，就站着没动。我看到你父亲伸手去拉你，听见你母亲的声音，抓住她，她这样喊。我想肯定有人抓住你了，可你却头重脚轻地栽了下去。我仍然以为你只是摔了个跟头，不想你却一路跌滚下去。我只看得到眼前的一个跟头，而且老指望那是最后一个。我反应多慢啊！”
“不，老师。您第一个到我身边，我记得的。”
“我本该更快些的。”
“是您翻过堤岸，把我带回父亲身边。”
他叹了口气。
“有时候，”他说，“人们对后果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
注释：
[1]《溪晚凉》李贺：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去留碧空。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层岫回岑复叠龙，苦篁对客吟歌筒。——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