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开始每年去探望一次爸爸。我在基督城帮别人看孩子来挣探望爸爸时需要的零花钱。爸爸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每赚1块钱，他就会再给我1块钱，他还说只要弟弟在踢足球时踢进一个球，他就会给他1块钱。但是弟弟球踢得并不好，所以没有靠进球赚到太多零花钱。
我帮罗塞贝利街的一户人家照顾一个智力残障的女孩子，尽管她已经16岁，而我只有12岁。她喜欢我在她睡前为她读《帕丁顿熊》，有时候她会把口水流到书上。一次在她睡着以后，我在屋里四周转悠，然后在她妈妈的梳妆台上发现了一些桃红色的指甲油。她妈妈回家后指着我的指甲。
“多好看的颜色啊！”她说。
因为爸爸的单位不会给我那两个年过18岁的姐姐报销费用，所以只有我和弟弟去探望他。一次我和弟弟乘坐澳洲航空的飞机。当时负责餐饮的工作人员正在罢工，所以我们拿到了一张50美元的代金券，用来在悉尼机场转机时买东西吃。我们买了3块特大的薄荷味巧克力和4大袋麦提莎黑巧克力。
还有一次我们乘坐新几内亚航空的飞机。那个公司的飞机都很老旧，空姐们都留着一头蓬蓬的非洲式爆炸头。我们的飞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停降加油。那个机场就像牧场里的挤奶棚。弟弟和我下了飞机去找些可以买的东西，但那里只有一间店铺，而且它只销售几个月前出版的女性周刊和Hubba Bubba的葡萄味泡泡糖。店长的皮肤黝黑，脖子上戴着一条串着一颗动物牙齿的项链。
每次我们去香港探望爸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菲佣在爸爸上班的时候照看我和弟弟。而每次来照顾我们的佣人都不一样。她们不会给我们做饭，但会简单地打扫一下屋子。有许多菲律宾女人来香港做佣人，然后把工资寄回去给她们的家人。她们都很善良，会在巴士上给我让座。每个星期天，她们会成群地坐在公园里打扑克牌、聊天、分享食物并帮对方涂脚指甲油。星期天是她们唯一的休息日。
有一次，来照顾我们的是一个叫马莱亚·科尔多瓦的女佣，她男朋友是个跟踪狂。他会给我们打恶作剧电话，还说他会和我妈妈上床，然后撕裂我们的喉咙。马莱亚很害怕，所以爸爸到警察局报警，把那个男人关进了监狱。在香港，警察制服的颜色不是蓝色，而是绿色的。
爸爸休息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我们会去山顶走走。如果下雨，我们就只待在家里。有时，爸爸会和弟弟花一整天的时间玩射击游戏，用翻倒的沙发作掩护，用玩具子弹枪向对方“开火”。有一次爸爸不小心把一颗小小的黄色子弹打到了弟弟的眼睛，把他惹哭了。
有时爸爸下了班不回家，我和弟弟就会打电话到他常去的酒吧找他。
“我很快就回来。”他说。
但是我们会等上几个小时他才回家。
有的时候，他不接电话，但我听到他跟酒吧店主说——“告诉他们我已经走了。”
下一次我和弟弟去香港的时候，爸爸交了个新的女朋友，叫朱迪思，是一名中国警员，英语不好。她给我们带了礼物：弟弟的礼物是一套赛车玩具，我的礼物则是一个镶着景泰蓝花的红木首饰盒。但等到我们再下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她已经从爸爸的生活中消失了。
爸爸后来还交过另外几个女朋友。她们喜欢给我买东西，还夸我，说我很漂亮。我不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不会在我家过夜，所以晚上都只有我和爸爸。有时候我睡得很晚，便会坐在沙发上听他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抿着酒。
“给我加点冰！”他会在玻璃杯空了的时候喊。
我跑向冰柜，往他杯子里加两块冰，再把杯子拿回去给他。
他会和我聊许多事情，包括他的工作和他调查的人。他也会跟我说一些堕落的人是如何沉尸游泳池底或被别人从高楼推下。他会告诉我发生在香港的案件，比如说有一个华人出租车司机会谋杀他的女性乘客，并把她们的乳头割下来保存在罐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