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中华民族战海斗浪的智慧与豪情。这在今天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今人甚至都不敢想象，仅凭那些简陋的木船，古人们是如何横跨危险重重的太平洋的。然而，如果有人再对你说，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距今三千多年的中国商代殷人的的确确已经到达美洲了，你更加不会相信。但是，从历史研究、文物发掘和考古发现看，这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早在1761年，法国汉学家叶德·歧尼，就向法国文史学院递交了一份《美洲海岸中国人航迹之寻究》的报告。他认为，根据他在中国史书中的发现，可以说明中国僧人彗深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1000年（即公元五世纪）就到达美洲了。这一新奇的说法自然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注意。由此，他们便对这个有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民国时期，我国的专家学者章太炎、陈汉章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陈志良的《中国人最早移殖美洲说》一文。该文引述大量史料，做了多种考证并创立假说，提出可能在彗深前1000年就有一部分殷民族，由被纣王囚禁过的箕子率领向东北迁徙，最后到了美洲。这一说法无疑更为惊人，对后来的探讨也颇具影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10年，墨西哥发生了屠杀华侨的惨案，清政府派欧阳庚为驻墨西哥专案特使处理此事。同时由摄政王载沣批准，委派驻美、秘、墨、古大臣（即公使）张荫棠的幕僚王国维、罗振玉托查“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墨西哥政府就屠杀事件进行了道歉并答应赔偿，索赔案完成得很顺利。正当欧阳特使准备查询“殷人东迁”时，有一天，居住在墨西哥奇瓦瓦地区的殷福布族的殷地安人百余家族，围着特使馆请愿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殷地安人’750名。这些‘殷地安人’为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保护索赔。”所谓“天之浮桥岛”，据今人考证就是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到千岛群岛，经堪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在地图上，恰如连接亚洲与美洲的一条浮桥岛。岛与岛的相距，大都不过十几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而在这浮桥岛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长年向东流动的黑潮暖流和太平洋暖流。同时，从海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我国先民正是从山东渡过渤海，沿着黄海北岸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然后借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北部的出云地区，再穿过津轻海峡，趁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漂航。这条海流在北纬40度，长年西风、东流、顺风顺水，流速每日为20～25海里，一直可以漂航到北美洲西岸。近代考古界在朝鲜、日本、阿拉斯加、太平洋东岸发现的龙山有孔石刀、石斧和陶器，便分布在左旋环流和北太平洋暖流所流经地区的附近，证明龙山人的海上漂航，便是乘着这两条海流东去的。
然而，载沣或许考虑到自己的满族并非大汉朝廷的正朔，无法向朝野交代清楚，就以“传闻难作三千年前之历史”为名，拒绝了欧阳特使转达的请求。
20世纪60年代，专家、学者对我们的祖先是否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也进行过探讨，但争论的焦点是，美洲大陆是否由公元5世纪的中国僧人彗深发现的。当时，对此持肯定意见者占优势。
1975年冬，一个名叫鲍勃·迈雷尔的潜水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底偶然打捞到了一块重152公斤，中穿一孔的石块，后来又捞起圆柱形和正三角形人工石制品十余件。经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蒂博士和海洋考古学家拉里·小皮尔逊的鉴定，认为这些石块是来自亚洲的早期船锚，它们在海洋中已沉睡了2500年之久。1979年4月，莫里亚蒂博士致函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说：“由于一系列的新发现，开始提供了哥伦布之前，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为此，莫里亚蒂博士希望中国同行能为“石锚”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对我国海运史素有研究的房仲甫，于同年8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一文，支持詹姆斯·莫里亚蒂博士的论点。房仲甫从中国早期航海史以及使用船锚的历史，论证在加利福尼亚海底发现的“石锚”可能是中国航海的遗物。翌年8月，他又为《中国建设》写了《中国与美洲古代交往》专稿，再次论证了中国人在公元5世纪航渡太平洋的可能性。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81年12月5日，房仲甫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一文，认为中国高僧彗深在公元5世纪云游美洲还不是中国和美洲的最早交往，最早到美洲的可能是数千年前的中国商朝殷人，而“石锚”正是他们遗留的。与此不约而同地是，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在同年《世界历史》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古代已有亚洲移民到美洲的新论证》的文章，也提出了公元前1400年左右（中国商朝），一批移民从黄河流域向东迁徙，越过太平洋后在美洲登陆的论点。
随后，史学家房仲甫在1983年的《世界历史》第三期上又发表了一篇名为《殷人航渡美洲再探》的文章，从中国与美洲海上交往的多种发现，墨西哥发现了商代遗迹以及殷人已具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等方面，再次论述了三千多年前殷商人逃亡者偶乘大风漂泊到美洲的可能性。房仲甫认为，中国人自古就习于航海。古籍中就记载：夏朝第九代帝王芒曾“东狩于海，获大鱼”。既然是一代国王出海渔猎，不会没有足够的随从人员，也不会是独木小舟。房仲甫还引用了不少考古和文物方面的资料，说明中国与美洲在历史上的渊源，其中有些材料很耐人寻味。诸如：美洲有一尊裸体女神铜像，她头戴太阳帽，坐在蛇盘绕的龟背上，双手所提的铜牌上分别铸有“武当山”三个汉字；秘鲁公园里陈列的一块古代石碑，碑上有“太岁”两个汉字；厄瓜多尔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着在其境内出土的中国王莽时期所造的铜钱；在墨西哥境内发现了面貌、服饰与华人完全相同的古佛像；美洲与中国一样，也用十二生肖纪年；墨西哥的奥尔梅克、秘鲁的查比因文明和中国商朝一样都崇拜虎神，等等。
历史学家弗·弗洛斯特认为在帕洛斯·伟德斯湾的洛杉矶海岸发现的“石锚”，是不到一百年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渔民遗失的，不能成为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证据。房仲甫还特别指出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发现的“石锚”上，有2.5~3毫米的锰矿外衣，绝不是不足百年之物。同时，联系到近年在江苏省赣榆县大港头村发现的古代石锚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石锚”极其相似，他坚信中国与美洲的海上交往史是可能上溯到3000年前的商殷时代的。
后期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学家通过对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奥尔梅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多处遗存。考古学者在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太阳神庙祭祀中心的地下发掘出16尊高约2米的蛇纹岩长颅或方形高冠翡翠雕像和6块玉圭。在这6块玉圭上，竟铭刻着殷商文字。经有关学者解读，玉圭上刻写的正是殷人远祖、高祖、始祖、先公先王名号谱系。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我国先民的航海、探险是匪夷所思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做到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鼎盛时期——商朝时，造船、航海的技术渐趋成熟，中国人民又开创了一系列世界航海史的先河。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夏朝，在商朝达到了顶峰。重达875公斤、有精细花纹的司母戊大方鼎以及雕工精美的四羊方尊便彰显出了商朝时期卓越的青铜冶炼技术。这样，用金属制作的斧、刀、锯、凿等生产工具也应时而生，为快速、便捷地大规模制造船只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造船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在近海捕鱼，先人们已经在其前人的基础上，赋予了航海新的使命。
在商代，商品交换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我们今天所说的蕴含“经济”意思的“商”，便源于商朝的“商”字。商业的出现，再加上造船、航海的成就，便利、快捷的海路相比之下也更为经济、安全，自然成了远途货物运输的首选。
在殷墟（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出土的饕餮纹鼎铭文中有一个甲骨文，字形上为一人撑船，一人挑贝（古代货币）站立在木板船上。这个字已告诉人们当时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已经达到需要通过水路的地步了。同样在殷墟出土的象牙及鲸鱼、鲟鱼、鲻鱼等海鱼骨和占卜用的马来半岛产的龟甲，以及作为王室珍宝的“大海贝”等，都是由航海船舶交换得来的东西，这些足以证明，商代的海上活动和交易范围，已经直接遍及东海，间接涉及南海等遥远的海域。
这些商业上的往来，不仅仅促进了商朝奴隶制经济的繁荣昌盛，更把中国古代先进的文明及技术带到了那些混沌未开的周边国家。在南太平洋上，至今还有一种双边架艇，这种艇，其实就是商朝时期的“方舟”。方舟是将两只单体木板船连接为一体的大船，是在单体木板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舟加大了船体，增大了载重量，增强了稳定性，适应了当时商品交换和军事对船舶的要求。
伴随着船体的加大，让船在海面上乘风破浪已经不是几支木桨便可办到的事了，如何控制好方舟，成了一个难题。中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探索，发明了一种操控船前进方向的工具，这就是船舵的雏形。
在汉字中有一个“般”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作“像舟之旋”。这个字来源于商代的铭文，字形像有一人手持工具使船移动或旋转，是一个推进和操纵船体的工具。这表明了当时的驾船者已经开始利用此种工具来掌控船只的航行方向，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早期的桨舵。这样，就为商代奠定了大规模航海的基础。
仅有桨舵还不能保证航海的安全。看似平静的海面上其实涌动着无数的暗流、洋流，稍有不慎，人便会被卷入其中。在古人尚未认识到这些洋流的具体流向之前，随波逐流就很容易陷入危险之境，因为仅凭人力是无法同其抗争的。于是，借助外力使船行进的工具——风帆，便飘扬在方舟的船头上了。
今人通过对殷墟出土的文物上铭刻的甲骨文考证证实，在商代风帆便已大规模地利用在航海上。那时的帆，可能是以桂木作为桅杆，以薰过的茅草织成旗，借助风力来达到节省人力的目的。如果误入暗流，则可风、人二力相结合，便可化险为夷了。
风帆的出现，是人类对自然风力资源的利用，是船舶推动力的一次空前大飞跃。商代已有稳定性较强、装载量较大的方舟、木板船，又有了风帆，更有可以掌握航向的船具桨舵。有此三者，说明商朝人民已具备了远洋航行的基本条件。
说到商代的远洋，除了以商贸为目的外，还另有他因。商代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是社会的最底层，过着贱于牛马的悲惨生活，生命得不到保障。为了求取一线生机，奴隶们除了反抗外，就是采取乘船流亡海外的方式了，而奴隶主也常利用船只来追回逃亡的奴隶。
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癸酉这天（此处文字有脱漏）进行了占卜，问：逃亡的奴隶能追回来吗？商王看了卜兆说，可以捉到，可能在甲戌日或乙亥日捉到吧（即明天或后天捉到），可是甲戌日发现奴隶们过了河，于是就出动船只去追捕，由于船只被陷搁浅了，所以没有得到捷报，15天后即丁亥日才捉到了逃亡的奴隶。
这份记载说明了当时船只在内河的航行已经达到了一种普及的程度。这些逃亡的奴隶虽然被捉到了，但还有更多的奴隶驾船逃往了海外，甚至去到了美洲，在那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在墨西哥有一座以巍峨奇特的棱锥形体而闻名于世的石筑“金字塔”，在中国的山东曲阜今存一座石筑覆斗形的少昊陵，陵顶有庙。两座建筑相比较，我们便可以发现，它们竟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是个巧合吗？不！相传少昊是黄帝与嫘祖之子，是商朝人的祖先。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商朝人为了祭奠自己的祖先，修筑了这样一座陵寝。当参与修筑陵寝的奴隶逃往美洲之后，为了祭祀之需，便依照少昊陵的结构，依样在墨西哥修建了这座被今人称为“金字塔”的建筑。
除了这种推测外，对于两座远隔万里却又如此相似的建筑，恐怕只能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了。
法律上有句术语叫作“孤据不为证”，单凭这两座建筑，恐怕还不能够完全证明商朝人曾到过美洲，好在考古学家的一系列新发现，为商朝人曾到过美洲提供了更多证据。
与中国商朝同时期的墨西哥，尚处于新石器时代。近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土著人阿兹特克人古代的都城特诺奇提特兰城考古发现，出土的物件中，有着大量的海生动物残骸，如珊瑚、贝壳之类，还有鳄鱼的头盖骨。这一事实证实，阿兹特克人的主要经济支柱是贡品和农业，而被征服部落奉献的贡品在整个经济中占高达85%的比例。而在其他地方出土的同时期文物中，又存在着青铜器，而且其做工的精细程度，已经显示出了这不是青铜时代初期的产品。在三千多年前的墨西哥，竟然同时存在着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两种文明，而且这两种文明之间没有互相影响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两种文明之间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断层。于是，人们便认为，这种青铜文明其实并不是墨西哥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舶来品。
在当时的世界，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古国屈指可数，仅有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以及中国，而只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才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这就说明，墨西哥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只能来源于中国。
当我们联系到其他考古证据时，便会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商朝奴隶们因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欺压、凌辱，驾船逃亡海外，一部分人顺着洋流来到了美洲大陆，在那里安家立业，并把中华的先进文明一同带到了蛮荒之地；另一种可能就是商代的商人们通过海路进行远途贸易交往，也许他们不满足于周边地区的小来小往，想要开辟更广阔的市场，便凭借卓越的航海技术，扬帆远航，来到了美洲这片未经开化的广袤天地。
从以上几个考古例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商代的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阶段，并且对星象、地理、海洋洋流、气候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一个领先世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程度。先人们对海洋的重视也在日益提高，商代之后的西周、春秋、战国，无一不对海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商代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兴盛的海贸无须再多说，海洋的另一种用途，在春秋时期的乱世之中显得更为突出，而“海权”这一概念，也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