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极端与此相反，一个人一旦免于贫困，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欢作乐，唯恐孤身独处。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将会反躬自省，他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会因此暴露无遗。因此，蠢材背着自己的可怜个性这个不可推卸的重担，日夜呻吟；而天才纵使栖身于最荒凉的环境之中，也能使之生气勃勃。故而塞涅卡说得极为精妙：“所有愚人都因厌烦自己而饱受折磨。”这正如耶稣的名言：“愚人生不如死。”我们发现，大体而言，一个人的交际有多么庸俗，他的精神就有多么贫乏与平庸。因为人生在世，无非是要么选择孤独，要么选择平庸。黑人是最擅长交际的人，正如他们总被智者所领导。法国报纸曾经有报道说，北美洲的黑人，不论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喜欢扎堆锁在极小的地方，因为他们习惯仰人鼻息。
大脑寓居在人体中，是寄生虫，抑或福利的领取者。它是每个人辛勤所得的自由闲暇之地，在此，闲暇使每个人意识到他的意识的自由的享乐与个性。它也是人整个生存的结局或硕果，而人的生存无非辛苦与劳作。但大部分人的自由闲暇带来了什么呢？除了感官之娱的无聊与愚蠢，就是生活之无趣。阿里奥斯托说过，人们打发闲暇的方式有多么无聊，人们的生活就多么无价值。庸俗之人仅仅考虑如何消磨时间，而怀才在身之人则考虑如何利用时间。无聊之人饱受简单头脑之限，他们的智力也就不能做别的，只能沦为他们冲动的意志之工具。因此，如果暂时没有诱因让意志起作用，那么意志将偃旗息鼓，智力也无可发挥。不同于意志，智力需要凭借外在条件的刺激才能运作，结果庸人就可怕地压抑自己全部的能力，陷入无聊的境地之中。
为了应付这些无聊，人们偶尔会以琐碎而随便的动机为借口，去刺激意志，而意志进而奴役智力，并将智力所想之事付诸实践。这些动机与真实而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如同纸币比之于白银；因为前者的有效性是在无意间被意识到的。诸如打牌等游戏就是为这样的动机而发明的。没有了这些游戏，思想狭隘的人就拿触手可及的东西来敲敲打打。一支雪茄对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代替大脑活跃的东西。因此，打牌成为社会的主要事务，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它是无聊的价值之标志，也是所有思想声明破产的先兆。因为它毫无思想交锋可言，人们仅仅是想赢牌，试图将玩家的钱收归己有。唉，可怜的人！
我不想有失公允地压制这种想法，即我们或许可以为打牌做出如下辩解。打牌也不失为日后进入世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演习，只要我们通过玩牌，就能学到如何精明地运用那偶然且不可更改的既定手气（牌局），尽可能从别人那里捞到更多好处。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要养成伪装的习惯，即使抓到一手臭牌，也要绽放灿烂的笑脸。
恰恰在另一方面，打牌也有使人堕落的危险。这种游戏的精髓无他，只在于竭尽所能——不管是捉弄他人还是玩弄诡计——从别人那里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在游戏中所形成的习惯在人们身上扎了根，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于是，人们逐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务上也这样做，乃至认为只要法律允许，自己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谋取所需。这样的例子在市民社会中日复一日地上演。
因为，正如我所说，自由闲暇不仅是每个人存在的花儿，更是每个人存在的果实。只有自由闲暇才能使人享有他的独特的自我，因此使人自身丰富而充实，这种幸福才值得称赞。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自由闲暇只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傻瓜，整天无聊透顶，成为自己生命的累赘。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奴仆之后，而是自由之子。”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很少需要进口，或者根本无须进口，这就是最幸运的国家；人也如此，一个人自有其足够的内在财富，就很少需要外部的帮助，或者能够自立更生。因为这种舶来品不但价格不菲、依赖他人、带有风险、引来麻烦，而且到头来成为本国产品的低劣代替品。
因此，人们不能对他人与自身之外的东西有太多期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是极其有限的，每个人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因为人的本性最为关键。在此，歌德在《诗与真》中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有效：“所有事物终究都要溯本追源。”或者正如奥立弗·高尔斯密所说：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自己的幸福，
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创造，去发现。
因此，最丰富多彩的资源只能是每个人的自我，由每个人的自我来造就。他越能成就自我，并据此越能够在自身中挖掘到自己快乐的根源，他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幸福属于自足者。”因为按照其本性，所有幸福与快乐的外在来源，最不确定、最为困难、最为短暂，受制于种种偶然情况。因此，它们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轻易地消失殆尽。诚然，只要这些情况不为我们所控制，那么它们就无可避免地消逝。
当我们垂垂老矣，几乎所有的外部幸福必然走向终结。因为此时，风花雪月、嬉笑怒骂、打猎出游、社交激情，都离我们而去；甚至亲朋好友也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多，他就越幸福。这些是人所拥有的最长久的东西。
无论在任何年龄段，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才是、并一直是幸福的真实而唯一的源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所获无多，它到处充斥着贫困与痛苦。即使有人摆脱了贫困和痛苦，无聊仍在他身上的每个细胞中埋伏。此外，邪恶通常占据主导地位，愚蠢最有话语权。命运是残酷的，人们甚为可怜。一个内在精神富足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像在十二月之夜的漫天冰雪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欢乐的圣诞小屋。据此，拥有一个杰出且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哪怕它最终如巨星陨落，结局未必幸福。
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刚刚十九岁时，仅仅通过笛卡尔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些道听途说来认识笛卡尔。这位哲学家与孤独为伴，已经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对此，女王说过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笛卡尔是所有人中最幸福的一个，他的生活智慧让我由衷地羡慕。”正如笛卡尔的情况一样，外在环境必须足够优渥，人们才能拥有自我本身。因此，《旧约·传道书》说：“智慧加上家业就有福了，喜见天日的人必得智慧相助。”
仰仗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这种命运只是微薄的运气）的人，他会小心谨慎地照看他的幸福，确保它的内在泉源畅通无阻。为此，独立与闲暇是有必要的。故而，他会乐意过着一个节制、俭朴的生活来换取它们；其他人则与他截然相反，受制于享乐的外部泉源。他不因别人的诱惑而对世上的职位、金钱、厚利和荣誉有所指望，也不因向低俗的欲望与卑劣的趣味妥协的企图而出卖自己。如果面对这种情况，他就会遵照贺拉斯在写给梅塞纳斯[1]的信中所言去做。
为了追求外在福分，而抛弃内在品质，也就是说，为了谋取荣耀、地位、豪华、头衔与名声，将自己的安宁、悠闲与独立大把葬送：这是最愚蠢的人。歌德就干过这种事。而我以我的天才，坚定不移地走向另一条路。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真理，即无限幸福主要源于人自身的内在品质，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正确地阐明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享乐，都以某种活动或者施展某种能力为前提；没有这些，享乐就无从谈起。”一个人的幸福存在于他的引人瞩目的不可阻挠的实践中，这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说，与斯托拜乌对逍遥学派伦理学的论述一致。他说：“幸福就是各人根据各人的天资高低，发挥能力，积极行动，获取成功。”在此，他对“能力”做出了一个根本的规定：为了使人类能够与包围他、折磨他的贫困做斗争，大自然武装人类所使用的东西就是能力。如果这场战争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那么这些能力就无处发挥，对人来说变成了负担。因此，他必须拿这些能力去挥霍，换言之，去毫无目的地使用这些能力；否则他将立刻陷入人类苦难的另一个根源[2]。
达官显贵最受这些苦难的折磨，对于他们的痛苦，卢克莱修已经有一段描述，一针见血地说出他们的遭遇；时至今日，人们在每个大城市都有机会看到这种情形：
他经常离开舒适的豪宅。如果他待在屋子太久，心生厌烦，他马上又走出家门。然而在外游荡并未让他感觉更好，他重返家中；或者他骑马飞速赶往乡间别墅，就好像屋子着了火，他必须前去抢救。可他刚刚跨过门槛就哈欠连连，于是蒙头大睡，试图忘记一切；又或者他再一次回到城市，在那儿自娱自乐。
这些公子哥在年轻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旺盛的体力与情欲，但在年老之时，唯有精神能力得以留存。到后来，他们失去了精神能力，或者精神能力没有充分发展，以致没有为谋生学得一技之长，结局自然相当悲惨。因为既然意志是唯一无法摧毁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受激情的刺激——比如豪赌这种必然诱人堕落的恶习——而被鼓动起来。
一般而言，每个无所事事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现有能力，选择与自己的特长相符的玩乐方式，比如打球、下棋、打猎、画画、赛马、赏乐、打牌、作诗、研究纹章学或者哲学等。我们甚至可以系统地研究这些爱好，借此反思所有人类能力之外在表现的根源，这也就是三种基本的生理能力。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它们中不带任何目的的玩乐，它们是三种可能的享乐方式。每个人具备这种或者那种能力，据此从这三种方式中选择与自身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首先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能力所带来的乐趣，它包括饮食、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一些国家，这些快乐被所有人认可为全民性娱乐活动。
其次是发挥体力所带来的乐趣，它包括散步、跳跃、摔跤、跳舞、击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育活动，它们就像狩猎活动一样，甚至出现在格斗与战争中。
第三类是心灵感受的乐趣，它包括观察、思考、体验、赏诗、绘画、奏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哲思等。
关于不同乐趣的价值、层次和相对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读者自会补充。
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的乐趣总是以自身能力的运用为前提，而幸福是由于乐趣的经常重复。幸福越大，那就要求作为前提的能力也越高级。心灵的感受比人的另外两种基本生理能力更为优越，人的这两种基本生理能力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比人类更强。与动物相比，人在心灵感受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也是人远胜于动物之处，这种优势没有人会否认。心灵感受属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因此这种优势使我们享受认识的乐趣，亦即所谓的精神乐趣。心灵感受越强，那么乐趣就越大。[3]
要想使凡夫俗子乐于去做一件事，就得激励他的意志，使他对这件事产生兴趣。然而，对意志的持续刺激并非纯粹只有好处，换句话说，这涉及痛苦。当一个人寻找一个有意的刺激，确切来说，借助微不足道的兴趣，甚至这种兴趣只是暂时而简单的，我们就可以发现其真正的痛苦。这种兴趣就是在上层社会无处不流行的纸牌游戏，它只是对意志的一种无关痛痒的刺激。[4]
反之，拥有卓越精神能力的人能够激情万丈地纯粹去认识事物，而那虽有一腔热血、但内心贫乏的人，全然无法触动到他。这种认识活动使他处在一个与痛苦绝缘的地方，一个与神偕乐的仙境。而其他人的生命在混混沌沌的日子中流逝，在他们看来，创作与奋斗对个人福利没有半点助益，他们也因此难逃各种各样的苦难。一旦他们停止为那些目标去奔波，面对那真实的自我，他们就被不可摆脱的无聊所俘获。对此，只有情欲的狂野烈焰，才能为这等暮气沉沉的愚昧大众带来一些活力。
在另一方面，具备超凡脱俗的精神能力的人，拥有一个思想丰富、生机勃勃、充满意义的生存。他为有价值、有趣味的事情操劳，一旦他沉浸于其中，他将在自身中赢得高尚的享乐的一个泉源。赋予他以外在刺激的，是大自然的杰作，以及对人类事业的考察，还有各个年代、各个国家的天才的不同成就。这些东西实际上只有他才会完全享受，因为只有他才能完全理解它们，感受到它们。由此，在他那里，所有那些东西都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它们真正向他敞开自身；而其他人作为临时的看客，对此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当然，为了做到这些，他比别人多一个需求，一个去学习、观察、研究、冥想、实践的需求，因此也是一个自由悠闲的需求。因为，正如伏尔泰的教诲所言：“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样的需求是他能够享受属于他自己的快乐的条件，尽管这种快乐被其他人弃而不顾。丰富多彩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与精神杰作，即使它们在那些凡夫俗子的世界中无处不在，也毕竟只如暮年老朽眼中的青春佳人。由于其思想，一个人蒙神垂爱，除了过自己的私人生活之外，还过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理智的生活，是他生活的真正目标，为此，他将私人生活视为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其他人必然将肤浅、空洞、苦恼视为自己生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