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一章着重分析了历史上为强权辩护的种种学说。卢梭反对这种辩护，因为人类即使拥有自身的统治者，也并不代表有一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这里的关键是，统治者是如何产生的。在家庭里，父亲的强权地位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被彼此间的契约所代替。同样，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宣布人的等级而确立强权的合法性。奴隶天生并不是奴隶，而是强权的奴隶制让人成了奴隶，是先有了奴隶制而后才有了奴隶，并不是相反。
在所有社会形态里，最古老、最自然的社会形态是家庭。孩子在需要被养育的时候才会依赖父亲。没有了这种需求，也就没有了依赖关系，孩子就不再服从父亲，父亲也没有了照顾孩子的义务，双方就平等独立了。假如他们还在相互依赖，那就是意愿的结果，并非自然的结果。此时的家庭就是靠契约来维持关系的。
这种共同的自由是一种人性的产物。人类的最重要的基础是要保障自身的生存，人性最重要的关爱，即是关爱自己；一个人到了可以判断维持自己生存的最佳方法时，就拥有了知性，也就独立自主了。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初始形态：国王相当于父亲，国民相当于孩子；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只有为了利益才会放弃自由。而两者的差别是：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能体现父亲对孩子的关心，而国王与国民之间却不存在这样的关心，所以取代它的是控制欲。格劳秀斯[1]认为一切人类政府的建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此他还引用了奴隶制作为例证。他总能够提供事实来证明其独树一帜的推理。[2]人们还可以想象出一种更合理而不是更有利于专制君主的方法，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根据格劳秀斯的观点，全人类归属一部分人还是一部分人归属全人类，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他在整本书中对第一种观点更加认可；同时霍布斯[3]也有相同的观点。在这些作者那里，人类被比作拥有各自头领的牛群，头领保护他们是为了要吃掉他们。
就像牧羊人的品质比羊群高一样，人类的统治者作为人类的牧羊人，其品质自然就会比人民要高。根据费龙的记载，卡里古拉皇帝[4]就曾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君主贤明而国民无知。
进而卡里古拉的结论又演变成了与霍布斯和格劳秀斯相同的结论。早在他们之前，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生来根本就不是平等的，有的天生就是奴隶，有的则是主人。
亚里士多德的话是正确的，但他错将结果当成了原因。可以确定的是，在奴隶制下出生的人，都生来就是奴隶。在枷锁的束缚下，奴隶们不仅一无所有，就连摆脱枷锁的欲望也都丧失了。他们沉浸在自己被奴役的状态中，就像优里赛斯[5]和同伴们热爱他们如禽兽一样的生活。[6]如果说有的人生而为奴的话，那只是违背天性的奴隶制造成的。强力创造了第一个奴隶，而他们自身的怯懦则使他们永远是奴隶。
我从未提及亚当王或诺亚皇帝，即便有人说他们身上有萨土林[7]儿子的影子，他们仍然是瓜分世界的三大君王之父。一些舞文弄墨者认为，诺亚的事与农神的事是完全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感激这种谦逊的态度，因为我作为那些君主的后裔，我知道如何进行考证，说不定我还是人类合法的君主哩！无论怎样，都不能否认亚当是人类的主宰，就像鲁滨逊作为荒岛唯一的居民便是荒岛上的主人一样。这种帝国的好处是，国王不必担心叛乱，也不受战争和谋权篡位的威胁，能够安享王位。
注释：
[1]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被人们同时尊称为“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译者注
[2]“对公法的学术研究通常只是古人滥用权力的历史；如果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会让人误入歧途，给人增添烦恼。”参见阿冉松侯爵的《论法国与其邻国关系的利益》。——原注
[3]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他于1651年所著的《利维坦》一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根基。——译者注
[4]盖乌斯·恺撒·卡里古拉（Gaius Caesar Caligula），克劳狄王朝的罗马皇帝，是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译者注
[5]尤里赛斯（Ulysses），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译者注
[6]参见普鲁塔克的一篇名为《动物应用理性》的论文。——原注
[7]萨土林（Saturn）为古罗马人的农神。——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