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卢梭区分了两种自由：一种是作为自然权利的个体的自由，一种是联合体中契约规定的自由。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过集体生活，从而组成联合体。在联合体中，每个联合者及其自身的权利都转让给了联合体，联合体又给予个体约定的权利。而所有的一切，都在于联合体与个体之间达成某种契约关系。否则，如果联合者还想在联合体中享受那种个体的自由，那么，联合体就会破产。
同时，联合体中的成员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会得到与贡献等价的补偿，同时还能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强大力量来保护其所拥有的东西。这个联合体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者或者国家。
我猜想人类曾遇到过的一种自然状态，就是每个人类个体的力量无法扫除自然界的障碍。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人类不改变求生方式，就无法生存，必然会走向灭亡。但人类只能运用现有的力量而无新的方法，所以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力量来克服这些障碍是唯一的办法，这也是让人类团结协作的原动力。
这种合力是集合很多人才能创造出来的。力量和自由是每个人生存的基础，怎么能既不伤害自己也不忽略别人对自己的关爱，并与他人团结创造合力呢？就我的主旨而言，这其中存在的困难就是：“寻求一种联合的方式，使得合力能保卫联合体中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联合体中，每个个体也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并且仍然拥有自由。”这也是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
该契约的条款是被订约的性质决定的，最细微的修改也会让它们失效。这些规则也许从未正式宣告，但在全世界都是同样被人认可的。社会契约如果受到破坏，每个人就恢复了本来的权利，在丧失契约规定的自由的同时，又重新获得了作为个体时的自由。
这部分有关联合的条款可以总结成：每个联合者及其自身的权利都转让给了联合体。每个人都倾其所有，所以大家的条件都是平等的，也就不会互相拖累。
这种转让是无所保留的，联合体会尽可能完善，每个联合者也就没有更多的需求。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如果每个联合者都是自己的裁判，社会又处于自然状态，而联合体的结果就必然是暴政或沦为空谈。
最终由于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了大众，就无异于把自己交给了任何人，联合者之间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会得到与贡献等价的补偿，同时还能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强大力量来保护其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将社会契约中非基础的东西去除以后，就能把社会契约简化为：在联合体的公意的指导下，每个人都将其一切力量投入到集体中，每个人都是联合体不可割裂的一份子。
联合体是一种人为的共同体，是道德与集体团结的产物，它代替了每个联合者，组成该共同体的是那些与选举人类似的成员；联合体通过这个行为就能获得统一性、生命力和意志力。过去将那些由其他所有人联合产生的公共团体叫做城邦[1]，现在被认为是共和国或政体。在起被动作用时，称之为国家；当起正面作用时，称之为主权者；当与同类相比时，称之为政权。那些联合者，将其整体称作人民；参与主权的人，叫做公民；服从国家法律的，称为臣民。这些词都容易被混淆和串用；一定要知道这些词的区别，明确其准确的含义并在使用中加以辨别。
注释：
[1]当城镇与城市被视为相同，公民被视为与市民一样的时候，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在近代几乎彻底消失了。人们不记得了，城镇是由房屋构成的，而城市是由市民构成的。迦太基人曾为这个错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从来没有见过cives（公民）这个称号被赋予任何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就算是对古代马其顿人或今天的英国人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自由。只有法国以相似的意思来处理“公民”这个词，因为他们对这个词的含义一无所知，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们的不同词典得到证明；假如真的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他们就会犯下大逆不道的篡位罪了。实际上，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表示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合法权利。当博丹药表达公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时，他完全是张冠李戴。达朗贝先生却没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的《日内瓦》一文中，他正确地区分了我们在城镇中所发现的四个等级的人（或五个等级的人，假如把异邦人也考虑在内的话），而组成共和国的只有其中两个等级的人。据我所知，没有其他的法国作家知道“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