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意识到，俾斯麦是个斗士，是个最会记仇的人。晚上他在心里恨人，白天就想计谋，目光常常盯在仇敌身上。这算什么呀？这个帝国议会本来是他一手创建的，现在却要否决他的计划吗？
1848年3月18日，威廉逃离柏林以躲避革命。二十三年后，1871年3月17日，威廉凯旋，以皇帝身份回到柏林，人民齐声欢呼迎接他。第二天，巴黎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全德国人民宣布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表示同情，这使俾斯麦害怕起来，他说：“这使我又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召开的第一次帝国议会里，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是社会党，签订和约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台上说：“巴黎革命政府的建立不过是革命的开端！过不了几年，巴黎革命者的口号‘消灭资产阶级，解放无产阶级’将会变成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大家都大笑起来）倍倍尔接着演说，劝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加入日耳曼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便将来获得解放，那时欧洲人民会得到自决权，这种权利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俾斯麦于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将对最后的演说者的这番话做出的回答。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必要在这个议会里回答他的演讲！”后来，他却说倍倍尔的演说是一道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时局。国家与社会现在都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必须消灭这个仇敌。
拉萨尔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俾斯麦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他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现在，巴黎革命之后，他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再需要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私人财产。他还要监禁那些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议案，他警告他们说：“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发展了……几年之内，商人们将要叫喊他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有了十二个议席，他请惩戒之杖来决断，这是上帝统治人类的一种补助措施。他完全弄不明白新的思想潮流，说它们是“乌托邦式的胡言乱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烧熟的鸽子会飞进他们的嘴里”。他又提议用“新鲜空气与阳光来治疗这种违反刑律的疯病”。他要用激烈的办法对付社会党，只是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只针对群众中的特殊分子的特殊法律。
然后，一颗子弹缓解了相持不下的紧张形势。
1878年5月间，80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开枪向他射击，肇事者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学生，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党员。俾斯麦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拍桌子，叫道：“我抓住他们啦！”
“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
“不是的，是自由党！”
一瞬间，他就定下了计划。今天刺杀老皇帝的骚动必然会使自由党们激动，于是他要求投票表决以通过一部特殊法律，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开自由党了，因为现在“教仪之争”已经被搁在一边，用不着自由党了。当天他就让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过了十天，这部早就想实施的法律（匆匆完成，其中存在许多法律错误）就被送到议会成为议案。推出这部法律的借口是：“我们必须有能力越过宪法的许多障碍，然后才能够有力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战。宪法由于太过理想主义地要保护个人与政党，因而在几部所谓基本法里面存在许多障碍。”试图暗杀皇帝事件发生二十天之后，除了保守党以外，整个议会拒绝通过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如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会发生许多阴谋事件，远比光明正大的刺杀还要危险得多。被这部特殊法律攻击的各阶级将会极其仇视它。而一向遵守法律的人则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法律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律？”本尼格森接着又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以相同的理由，说这部非常法律给本来默默无闻的人们预备下了殉道者的名字。
三个星期之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来一枪，这回老皇帝却受了重伤，当时他正坐着他的马车经过街道。暗杀事件发生后三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送信给正在大花园里的俾斯麦：“我进去找他，然后看见他正在高大的丹麦犬的陪伴下，慢慢地在阳光下的青草地上散步。我走过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散步，新鲜的空气对他大有好处。”
“有几封很重要的急电。”
“电报真的这么重要，非得我们在空旷的乡下来处理么？”
“很不幸，确实如此，它们非常重要。又有人试图刺杀皇帝。这次子弹射中了皇帝，皇帝受了重伤。”
俾斯麦忽然站住不动了，用他的橡木手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既然如此，我们立刻解散帝国议会！”
他匆匆穿过大花园，走进房子里去，边走边听台德曼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一进屋他就吩咐做准备回柏林。
今天俾斯麦高兴极了，再也没有什么人见过他比今天还高兴了。他自然有喜欢这位老皇帝的理由，皇帝在十二年前就把大权交给他，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他的天才。因为老头子的执拗，他常常感到不安，还发牢骚，但他并不像藐视别人那样藐视威廉。不管怎样他总会迁就老皇帝的古怪脾气，就像掌管家务已久的儿子忍受容易发怒的老父亲一样。为自己考虑，俾斯麦愿意长久做官，所以他希望老皇帝长命百岁。太子是他的对头，也许明天这位腓特烈太子就会登上皇帝宝座，那样的话俾斯麦掌权的日子可就到头了。因此他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老皇帝的伤势。
我们得意识到，俾斯麦是个斗士，是个最会记仇的人。晚上他在心里恨人，白天就想计谋，目光常常盯在仇敌身上。这算什么呀？这个帝国议会本来是他一手创建的，现在却要否决他的计划吗？利希特、温德赫斯特、拉斯克、本尼格森等人的势力已经足以禁止他同扰乱秩序的人、盗窃财物的人斗争么？这群饶舌者最近刚把他手中的武器打飞了！现在这一枪真是挽救危局的一枪，先不管是谁打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刺客属于哪一个阶级；也还不知道皇帝的伤势重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能否恢复健康。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刺客使皇帝受伤这件事，是他在战场上无法估量的胜利，是他在选举斗争中的无价之宝。现在，借此事件他可以把国内政坛上的仇敌全部消灭，他可以解散这个议会了！
九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就发生的两次刺杀皇帝事件使俾斯麦得以解散帝国议会，他的议案再次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俾斯麦得到消息，枪杀皇帝的人不过是个疯子，从来也不属于任何政党，在未自杀之前说他只是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要拉一个名人来做伴。但又何必在意这些事呢？报纸上满是诺毕林的供词和他的罪行。整个德国天天都有揭露诸多阴谋和检举的电报在传递。他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就像有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一样。“最巧妙的办法就是鼓动在所难免的冲突，用武力镇压起义，等到人民彻底地害怕了，然后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刑峻法。”这位无视法律的首相就是如此这般地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对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他仍想用这一政策，通过强迫手段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太子却反对这些政策。老皇帝现在无法处理国家事务，太子就替他的父亲处理，只是他不愿刚一接触权力就大开杀戒。所有的自由党都盼望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继位。可是腓特烈不敢明说他反对特殊法令，因为名义上这条新法律是为了保护他父亲的生命安全而提议制定的。太子心里的感情冲突日益激烈。
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皇帝沉重的伤势大见好转。救了他性命的就是他那顶头盔。那一天他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刚好戴了头盔。威廉本来不愿意打仗，但却打了三次胜仗，现在遇到危险了。平常人清楚这种说法。从前国内人民很是怨恨老皇帝，现在却变得很爱戴他了。他的重伤好了之后，从床上下来，很幽默地说这个诺毕林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好，因为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血。整个德国都喜气洋洋，就连俾斯麦也觉得老皇帝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活泼了。俾斯麦、太子、太子妃、日耳曼人乃至整个欧洲，都开始觉得威廉皇帝是会高寿的，会像童话里的国王那样获得一种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浪漫结局。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是立大功了。俾斯麦就趁着这个好机会，大胆地去做最危险的事。
老皇帝遇刺后不久就举行了选举，俾斯麦不断改变口号，使得左派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相当强大。这样，俾斯麦可以强行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还乘机把条文弄得更加严酷。他一度又同从前一样经常对自由党大发雷霆，接受温德赫斯特的协助（温德赫斯特微笑地宣布教会政策破产了），改变他的战线，轮流利用中央党与民族自由党来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俾斯麦的新法律先试行了两年，随后延期，又施行四年。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得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在讨论这部新法律时，一个新世纪的面貌不时地展现出来，好像被夏日里的雷电所照亮一般。俾斯麦表现得像是容克与神圣的同盟者，似乎根本没有走近过拿破仑三世似的。他对社会党大声叫道：“你们对人民做出许多诱人的承诺，你们带着轻视与耻笑的意味对他们说，要他们相信凡是他们一向视为神圣的事情，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言，如信仰上帝、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家庭伦理、财产、继承遗产、收入等——当你们把他们的这类信仰全部夺走时，你们就不难引得那些比较无知的人们重复浮士德说过的话，‘上天谴责希望，上天谴责信仰，上天谴责忍耐’……这样的人还剩下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如痴如狂地追逐唯一能够使他感到快乐的肉欲享受？……假如我们要生活在这样一群强盗的专制之下，那我们的生活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啦！”
倍倍尔对此的答复如下：“试图把一个疯子的行为当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在法庭还没有就谋杀皇帝事件进行审讯结案之前就决意举行政变……有一个政党是反对各种各样地谋杀的，这个政党又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不依赖个人意志的，现在你们反而企图把刺杀归罪于这个政党——凡是这样的企图，都不过是自己贬低自己……取消财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要为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比较公平地分配财产。”他接着把拉萨尔与俾斯麦来往的详细事实都一一披露出来，整个德国为之震惊。
现在，仇恨与贿赂的时代，侦察与肆行暴虐的时代到来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等事情在发生。俾斯麦曾向民主自由党承诺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候”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四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附近地区实行戒严，把六十七个社会党领导者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市的选举不能让他满意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就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二百个会团，有二百五十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六百种，有几千人因此失去工作。倍倍尔把这许多事比作中古时代的事，很有道理。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踏，遭人毁谤，说他们名誉扫地又目无法律。官吏们曾想引发骚乱……这种倒行逆施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们在森林里与矿区里开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他们在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与他们的同胞相见了。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俾斯麦持续的破坏性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很得意地说：“反社会党法就像一个铁箍，把我们的党员箍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党，使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不叛党。播下这颗种子的人将来肯定会收获苦果的。我们将来总会取得胜利的。他们爱怎么凶就怎么凶去吧，反正我们会获得自己的利益的！他们的行为越疯狂，他们就完蛋得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