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件事和其他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普鲁士连续打了三次对外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抵挡。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手段”的时候俾斯麦才可以当首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他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利用独裁者的手段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在将要走回到他的起点时，会觉得自己的魄力也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我们难道还会诧异吗？而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会诧异吗？他以自己不依赖任何理想或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自己没有哲学思想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敌对的众多政党，却不知道自己并没有政党作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太多可以用来当执政基础的社会学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不紊。
他的绝对自信就是他最终失败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俾斯麦想到国外的时候，知道有和他同类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棋子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的知识、精力、手段胜过他的许多对手。在国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拉拢，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那些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本应该是日耳曼的仇敌；在国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愿意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就可以因此走进强国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提及的。说到日耳曼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而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如果发生在日耳曼，他就成了处理此类问题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武官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文官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处理内政时，由于取得了绝对的主权，就变得极其强硬。
最开始他就和教会发生了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德意志帝国的首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容克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容克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几样保证，以换取天主教教会赞同帝制宪法。他没能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式，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发表他的寓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前途光明。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因反对神灵而犯了罪，《圣经》上会有斥责他的话。”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答复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将军服，一个穿督监服，相视而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来考虑请教皇（现在被“强盗王”吓着了）到科隆或弗尔达，他相信“如果要使日耳曼人民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有效又最迅捷的方法莫过于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他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这件事实际上并不是国家与一种教派的战争，不是国家要控制天主教，也不是天主教教会和没有教职的国家间的斗争，俾斯麦是在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而战——观念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筹码，在之前的二十年里，遇到需要改变观念的时候他就改变观念。何况他对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他打击教会，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了提倡别的特定教派，唯有一个教派恐吓说要危及他的国家的强盛的时候，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就看出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宣称发动一场“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分子”的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之后，他曾说在那座营帐里驻扎着很多普鲁士的仇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俾斯麦听说了这种评论）。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士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一个在柏林宫廷里的牧师曾经写过也说过这样的话，“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欧洲，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但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所有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月中旬是一切的开端，那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冒犯了俾斯麦。他简直无法忍受任何人说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有信奉一种教义的日耳曼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是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国时，他警告日耳曼天主教的督监们，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制推行这件事。同时，他把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集合起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脱离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因为如果认可教会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能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于是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天主教的党派之一参战。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建设时，就宗教进行辩论就是对帝国的攻击，还说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却看到新成立的中央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所有那些不法之徒都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处心积虑发展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为建设帝国奋斗也有八年了。最后他在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平安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殚精竭虑，只好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可是他遇到什么了呢？一队与他敌对的议员，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头领远在日耳曼之外，是必定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俾斯麦刚刚发表过关于他一手创下的这番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多疑使他不能不怀疑这个新政党手执一把他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他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这种极易发怒的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的搏命精神，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只是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不料却击中了身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还没能让这股势力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正是这个实干家脑海里的错误概念的成因，也能解释他为何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年轻帝国。
不单是这一个党派摆开阵势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国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新德意志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达成共识。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大日耳曼的各所大学里有一些神学家（包括霍恩洛厄红衣大主教）反对“教皇无谬误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使得事情越闹越乱。被限制的党派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从旁煽风点火——比如萨维尼，数年前他的野心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怒，却绝对不会受他的成见与心情影响，这个人必定是在他已经计算好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斗争能够巩固这种抵制运动，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5月里，和约刚一签订，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回忆起他在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日耳曼主义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日耳曼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的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经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势力，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其同类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推行在民政局而不是在教堂办理结婚登记；用流放、罚款、监禁和拘留在炮台内等办法恐吓宗教狂热分子，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不允许教区大量设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他们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产生很多道德与利益的冲突。现在这条法律的推行反而实现了他自己曾说过的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去卡诺沙，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将来有让他为说了这两句话而后悔的时候。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日耳曼诸邦国政府比作一个渡河的人，在不知河的深浅的情况下就跳下去，一直往前走，所以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起《圣经》记载的最初信奉基督教的人被驱逐的故事：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
“我们这次的斗争，并不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朝廷和天主教教会间的争斗；并不是信奉与不信奉的斗争。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权力斗争，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间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种斗争，阿伽门农在奥修斯曾向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使他失去了女儿，还阻碍了希腊的统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崇高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国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国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将要开展一场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此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国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更无法说清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权力斗争”，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解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和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其非同寻常的动机也维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引入的，他是从拉萨尔那里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为人类朝四面八方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逼着我们奋勇向前，完成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实施更独立的政策，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日耳曼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把宗教信仰推广到凡间的任何地方……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听到的不是权力斗争吗？与十年前一样，现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的菲尔绍与俾斯麦在面具舞会时间暂时讲和，两个人在一起跳舞（把政治意图改扮成智慧，在那里可笑地跳）。这时中央党的领袖之一，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起身讲话，要把菲尔绍这个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台去。
“信奉耶稣教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议。我们的宗旨在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间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仍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的建筑一点一点地坍塌！”当帝国首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他的措辞，与这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很像。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日耳曼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又骂他，说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温德赫斯特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搏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搏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指责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假如把宗教人士从我们的学校里赶出去，谁来担负起宗教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项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国家的答复。这样下去，将来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已经证明我是维护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我相信一种同样的经历正等待着你去体验。”
第二天俾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膏，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到这位议员对于纷争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了解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如果你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唯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什么也不是，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希望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首相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控制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控制的，但我无论对着什么人也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将对它尽忠直至死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哪怕是日耳曼的权相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民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有人将一个议员认定为嫌犯，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类似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主专制制度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极其不易的！”
温德赫斯特的斗争就是这样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和宪法精神斗争的关键所在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我更多的军队，更多的财富，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会更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向他射了一支冷箭，算作送行：“遇着这样的攻击，武士的习惯是本人接受挑战……若是能够在日耳曼人民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矮小的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讲出凶猛的意思，把石子掷向巨人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庇护九世的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为遮掩，暗中收回提案，把他发起的斗争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1873年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与符腾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俾斯麦打了个很精妙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尔青。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
“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激怒了全部天主教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坎彭豪森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一下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一年之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宗教之外的权力，他都是喜欢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士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上面的那段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的发言时，他冷冷地说道，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的占卜人不能不微笑。庇护九世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腓力”，还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