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的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一、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概括了群体的显著特点后，依然要对其特点进行细分研究。可以指出，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急躁、冲动、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方面，在低级进化的生命中几乎一直可以看到，比如妇女、蒙昧的野蛮人和儿童。但是这一点我只是顺带提一下，再说，这对于熟悉这类愚昧人的心理研究者并没什么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事完全不了解的人相信。现在我就按照次序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特点。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提到过，它基本上完全被无意识动机控制。它的行为基本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控制。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惊人地相似。就其表现而言，他们的行动可以很出色，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控制，个人行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来决定自己行为的。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傀儡。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发出危险的信号，即受冲动的摆布是错误的，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其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依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冲动可以豪放或者残忍，勇敢或者怯懦，可是这些冲动总是表现得异常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要保全生命的本能，也极难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种类繁多，群体总是屈服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种多样。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瞬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般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可以为了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尸横遍野。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威名远播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鼓动到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自己。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准备。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性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向着四面八方飞舞，然后又飘落在地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举出一些验证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易变性使得它们难以捉摸，当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更是变本加厉。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无形的约束，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下去。另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疯狂的意愿，它们却不能长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未雨绸缪的思考与准备。
群体不仅仅是冲动而多变的，就跟野蛮人一样，它不认同在自身的意愿和这种意愿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问题，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性问题，因为数量上的众多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因此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孤立的个人很明白，当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殿宇或是打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打消这种念头。但是在成为群体中之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越货的邪念，并且会立刻付诸行动。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无情地摧毁。人类的肌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冲动，可以说，意愿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的状态。
我们产生一切情感来源于种族的基本特性，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普通感情。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且冲动的，但程度却不尽相同。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格兰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深刻的说明。二十五年前，一封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了侮辱的电报被公开，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某个问题的一次无关痛痒的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了一次十分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轻微的抵触，甚至内阁大臣都未引咎辞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更为突出，但凡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立刻会发生改变。这样做，便如同是在悬崖上散步，不定哪天必会跌入深渊而粉身碎骨。
二、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曾经在诠释群体时讲过，它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情况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是多么无关痛痒，群体通常处在一种渴望被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思想，群体感情的一致性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定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行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转变为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皇宫还是自我毁灭，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由刺激的性质来决定，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受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联系支配，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大相径庭。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范围中，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冲动，导致它们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迷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恶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支离破碎。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能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熟视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别。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形象也当作了现实，尽管这个形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无足轻重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曲解的方法，既多且杂，不尽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可是情况又并非如此。因为相互传染，受到的曲解是相同的，因此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开始。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会第一个感觉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某个人捏造的奇迹，马上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集体混乱的事件，而且是历来如此。这种混乱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就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毫无意义。从他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开始，博学之人便和白痴一样失去了观察能力。
似乎这个观点有点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观点。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无数事例中随机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它选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引用过。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大海上巡逻，寻找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风和日丽的晌午，值勤哨兵突然看见一艘遇难船只。船员们朝着信号提示的方向看去，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一条载满人的木筏被遇难船只拖运着。但这不过是一种集体性的海市蜃楼般的感觉。德斯弗斯司令官放下救生艇前去营救遇难者。当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可是在到达目标后，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找到的不过是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既定的事实面前，幻觉就此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里，可以明确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效果。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期待中观望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接受。就此，眼前发生的事情被曲解，真相被幻觉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需要太多人。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集体，就算他们全都学识渊博，但在他们的特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个人观察力和批判意识立刻就会消失。
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聚集在一块，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观察物体并且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特殊标记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全过程，并让他们做了记录。这些杰出观察者们得到的报告居然全都同意，并且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来自超自然的方式。达维先生向他们遗憾地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特点”，这份文献说，“不是幻术的奇妙，而是外行所提供的论断的虚假”。达维先生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谬误的条件关系，结论是假如他们的结论一旦被认定是准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简单的幻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很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会感到诧异。可是他所具有的支配群体意识的能力让他们信服，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好像是被催眠师催眠的情况。可见，对于行为非常谨慎，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因此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便轻而易举，也就不奇怪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笔下这些文字中，以及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五六个目击者言辞恳切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铁证如山，不容置疑，于是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当大家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实摆在了面前，原本以为死去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实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初大多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以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假如第一个观察者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的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影响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尸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有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却弄错了。然后其他人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同学们辨认尸体的次日，一个妇女突然喊道：“上帝呀，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察看了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疤痕。“这绝对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而杀害的。”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找来。当问到他时，他回答道：“那是小菲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是菲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个人是孩子的同学，他判断的依据是孩子尸体上佩带的一枚徽章。
可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夏凡雷德全都弄错了。六周后，那孩子尸体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可以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应该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没有主见。这种误认向我们证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不会有任何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对他们的证词当真。高官们惯于说童言无忌。然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基础，也会知道事情往往相反，孩子们一直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依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儿童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更为妥当。
让我们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中影响着集体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可以证明，应当明确地认为群体的证词很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色当一战，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冲锋，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的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一本书中指出，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尽管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类事情向我们证实了群体的证词价值。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支撑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学的文章需要重新来过。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通常也就是在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有着千差万别。
综上所述，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意淫的产物，因为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想象，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载吗？我们连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可悲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案，可它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慈爱仁慈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如来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无多少共同之处。
英雄的故事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发生改变，就算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须数百年的过程，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间。我们在当下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神话，在不到五十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中，他依然会长期留存在乡村民众的记忆里。三十年后，这个举止从容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滥杀无辜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便让三百万人一命呜呼。如今这个神话又在变化。可以想象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前后矛盾的记载，也许会怀疑是否真正出现过这位英雄，正如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传说或一个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故事的演化过程。对这种缺乏确定说法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泰然处之，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功能。
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好坏，其特点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做出准确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过渡。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外一个事实的影响，不论任何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地传播，那么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简单和夸张的群体情绪所产生的后果是，它居然全然不知道怀疑或者不确定是怎么回事。它就像女人一样，瞬间便会走向极端。怀疑一旦产生，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能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马上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又会因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人数越多，这一点便越容易肯定，因为人数众多而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的个人所不可能产生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软弱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激烈、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群体的这种倾向极其可悲的是，时常影响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糟粕，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就不得不对它们有所限制。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可恶的卑鄙勾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微妙的影响之下，不会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中来。
群体夸张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思想左右。渴望打动群众的演说家，就必须语出惊人，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所习惯的技巧。
深一层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举动。英雄表现出的优良品质和美德，总是会被群体渲染夸张。早就有人明智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的勇气、道德和坚毅品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独特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立场绝对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在逻辑上其实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必然需要品味低下，然而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老板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要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再次进行深入的解释。我们会说明压倒性影响的种族因素。一部在某国引发万人空巷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得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继续补充，群体中的夸张倾向只会对情绪发生作用，对智力完全起不到任何影响。我已经说明，个人一旦加入到群体之中，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识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发泄极端而简单的情绪；向他们提供的各种意见和信念，他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错误。用暗示的办法进行引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是谬误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并进行研究探讨，而群体却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在集会上，哪怕做出最微弱反驳的演讲者，也会马上招来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喝倒彩声中，演讲者就此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掌权的代表人物对这种谩骂进行约束，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就是专横和偏执，可是其强度却各有不同。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在这个方面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发展中，已经完全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独立的个人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裁判所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派，对自由从未能够给出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使群体有着清晰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施。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慈悲心肠所动，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形式温和的主人，而是只向残酷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给这种人树起最雄伟的雕像。当然，他们喜欢践踏被剥夺了权力的暴君，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布衣。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者，对强权便会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有时无，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影响，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可是，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于支配地位，那就是对它们心态的完全误解。在这件事上让我们误会的，只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冲动。他们的破坏和反叛行为的爆发总是一瞬间而已，群体总是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世俗的等级观念，难免保守。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烦，本能地变成傀儡。当拿破仑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心有余悸之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倔强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问题，尤其是那些心潮澎湃的民众革命行为。不错，他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改变命运的契机，他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有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绝对可以得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性，只会影响到表面。其实他们就像野蛮人一样，有着固执的保守本能。他们虔诚地对一切传统迷恋和崇拜；他们对一切试图可能改变自身基本生活方式的新事物，有着无以复加的无意识的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工业革命出现以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五、群体的道德
假如“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社会习俗，不断抑制内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成“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径，在经常看到这种行为发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微。当然，这是一直会存在的情况。但又是为何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所继承的野蛮破坏本能，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遭到惩罚，于是就彻底放纵起来。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本能，便把它一股脑儿地发泄在其他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献身精神，只有为集体才能不计名利。群体为了自己只知之甚少的观念及只言片语，便英勇地慷慨赴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断示威的人群，极有可能是为了服从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微薄的工资。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动力。在群体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统治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情愿自己任人杀戮，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鸟儿一般。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混蛋中间，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期，在占领杜伊勒里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一定不是一种永恒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道貌岸然。狂放不羁的人、皮条客和粗鲁的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轻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方式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经常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但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的典范。如果顺从、不计名利和彻底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这些都可姑且算做一种美德的话，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准，就连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苛求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就根本不会长出自己的文明，人类也不会再有自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