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黑人区读过初中。记得自己对美国初中学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发现坐我旁边的那个初一女生已经怀孕七个月了。我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的偷渡者与阿尔巴尼亚的难民。初一读了半个学期，一节课上有三十多个人，数学课上还在教加减乘除法。在英语课上，老师天天聊天，吃比萨饼。于是我问我妈妈，我能不能换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太差了。我妈妈说：“那怎么可以，换一个学区，房租很贵的。”于是，我第二天就写了张条子，自己签字，回到学校跟校长说，我们要搬家了，明天让老师不用登记我的名字了。然后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回到家里跟爸妈说：“我已经退学了，你们赶紧搬家吧。”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贫穷，不知道这就是教育资源不平等，我只知道这不是我想继续待的社区和学校。在我的坚持下，家里人无奈地搬到了一个白人居住的郊区，学校为了照顾我的学习进度，专门给我配了一个老师，给我补习英语。我记得我们一起读了很多英文原著小说，读累了，我可以从课室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野外的小鹿在嬉戏。
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之后我还有机会在中国最好的高中之一的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美国的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我在求学过程中，课堂里的学生很少有超过20个的，而教授中有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马丁·菲尔德斯坦，也有拉丁美洲首位女性教育部长威来斯。在这些课上，我经常会想以前在那个黑人区学校的同学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是不是早已经为人父母，他们的小孩现在又在什么样的学校读书。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组织几个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在周末一起讨论如何有效地为弱势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很兴奋，积极地讨论科技是否能够打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争辩一些问题吵起来，比如，大学录取增加面试环节对农村学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还会绝望：是不是通过家庭与学校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源决定了一个人的机会？而不是个人努力。
打破绝望的最好的方法则是自己采取行动。我本科的时候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作“毅恒挚友”，我们为中国县城与农村的高中生提供素质教育的夏令营活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以夏令营为载体，把我们在中国和美国最好的大学里感受到的好的教育，带给没有机会享受到这些教育资源的学生们。
现在我也希望以书的形式，把我在学校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最好的教育通过文字的方法记录下来。我希望通过记录学校管理的细节，带来更多的对于教育平等、教育创新的思考与讨论。此外，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即通过数据分析，研究如何通过教育政策，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资源贫困。我希望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最好的教育，并把它献给那些希望了解教育以及想要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人。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会怀疑、犹豫。这时，往往是一线的教育者们的行动感染、鼓励了我。今年五月，我跟着斯坦福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的调研员们在农村学校进行调研。吃饭的时候，每个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排队到一长排水龙头前洗手，洗完手才能去吃饭。校长在吃饭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觉得卫生习惯很重要，所以，他就坚持要求学校的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这么做。看着他的学校与学校门口挂着朴素的横幅“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享受一样的优质教育”，我想，每一个人只要愿意为自己改变，为自己的孩子改变，为自己的社区改变，都是会变得足智多谋、充满力量的。
最后，这本书要特别感谢一直在一线坚持实践教育创新与平等的刘泓与其他“毅恒挚友”的伙伴们，以及支持我写作的麦可思编辑团队。
《学校教育篇》作者申梦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