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识人，考察为先
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准确。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选拔人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漏洞，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李鸿章认为他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就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想象的那么顺利。李鸿章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一定会召见自己，谁知他闲住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一点接见他的消息，顿时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道光丁未科进士陈鼐在曾国藩幕府中，陈鼐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与自己又是同僚，就请他去打探曾国藩的意图。
既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那曾国藩为什么要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问曾国藩：“少荃（李鸿章）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进行磨炼，老师何以要拒之千里呢？”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载不了他这样的巨舰，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日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试一试他，再做留与不留的决定。”曾国藩这才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终于进了曾国藩的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磨平他的棱角，将不利于他的成长。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的锐气和傲气消减了大半，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在识人方面，曾国藩总是先通过与人谈话，听对方的陈述，然后给予他一个评语。后来有记载说他从来没有看错过人，甚至某个人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他都能通过谈话总结出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带江忠源来到曾国藩的寓所。这是曾国藩第一次见江忠源，三人谈得十分高兴。事后曾国藩对郭嵩焘谈起他对江忠源的看法，说“生平未见如此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字常孺，号岷樵，早年是个喜爱邪行的风流荡子，后来改邪归正，为人极讲信义。在京城参加会试时，他曾两次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长途、雨露风霜，善始善终。金田事起时，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的赛尚阿请江忠源赞襄军务。于是，江忠源在新宁募勇五百，号为“楚勇”。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攻下全州，乘湘水上涨之际，从水路进入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伐木作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损失惨重，船只几乎全部被焚，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这一仗是清朝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使得江忠源之名传遍全国，可谓“立名天下”，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兵败投水自杀，可谓“以节烈死”。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这两人颇有文才，曾国藩面见后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善终。陈稳重一些，可官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的作为。”
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外国，对思想开明的郭嵩焘事事看不惯，因而经常写信告郭嵩焘的状，说郭嵩焘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回来告状，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李鸿章便将刘锡鸿撤了回来，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所以对他的上疏不予理会。刘锡鸿更加气愤难平，经常出言不逊，搞得亲友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设宴请客，竟没有一个人赴宴，不久就抑郁而死。而陈兰彬后来果真官至三品，但他为人过于耿直，终究没有大的建树。
曾国藩对部下的评价都十分准确。朝廷用他推荐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荐举。如他保举塔齐布时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称李、沈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这些评价在后来都得到了验证。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的确，对于人才的使用，曾国藩是很谨慎的。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曾国藩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觉了解得很深，确有把握的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鲍超是湘军名将，勇猛精干，胆略过人，在湘军中与多隆阿齐名，军中呼为“多龙鲍虎”。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后来由乡人李申甫推荐给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只交给鲍超两营人马，鲍超嫌少，对李申甫说：“过去润帅（指胡林翼）待我推心置腹，比起对待其他将佐来都要另眼相看。兵若干，饷若干，凡我请示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不准的。我有战功，润帅就马上赏赐；我有疾病，润帅就马上送来医药。我没有衣甲，润帅解下自己的衣甲给我穿；我缺战马，润帅将自己的马给我骑。因此我对他十分感激，愿意为他效力，所向亦往往克捷。现在的曾大帅，比不上润帅待人诚恳。而且就给我两营的兵力，哪里够我使用呢。请您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就说我仍愿意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好言相劝，并将鲍超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说：“鲍超尚无尺寸之功，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两营，待稍建功劳，十倍于此的兵力，我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李申甫再三为鲍超求情，曾国藩才勉强给加了一营。李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帅待人，未必不如胡润公，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于是，鲍超默然而退。
第二天，曾国藩请鲍超吃饭，并请他坐了上座。曾国藩喜欢吃猪肚，宴客时肯定有这样一道菜，其余的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席间，鲍超屡屡说给自己的兵太少，曾国藩却说：“今天我们喝个痛快，不要谈论兵事。”便举起酒杯劝酒。于是，鲍超再也没有机会发牢骚。退下之后，鲍超对李申甫说：“润帅请我吃饭，向来都是十分丰盛，这并非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表示礼重。今天却以猪肚下酒，这哪里是养贤之礼？曾帅跟我说话，又不让我说完。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怎么能忍耐这种生活？请先生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我愿意仍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极力相劝，鲍超仍然郁郁不平。不久太平军大举进攻，曾国藩派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归，曾国藩立即给他加了数营的兵力。鲍超这才不再说离去的事，曾国藩也开始倚重他。
由于曾国藩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保证了他用人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求贤若渴，广纳人才
人才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人才。用人者必须主动、积极、迅速，才能求得众多人才。曾国藩指出，求取人才，须“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甚至要求“须以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商人，以贱买贵卖成名。他善于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认为，求才也要像白圭经营生意一样积极、主动、迅速，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捕猎一样迅速，不惜任何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良才。
曾国藩对郭氏三兄弟嵩焘、崑焘、焘的评价很高，说“论学问则嵩焘第一，论才华则焘第一，二弟崑焘则皆居其中。”许多人都想将郭崑焘招至自己幕下，但郭崑焘极爱他的妻子，一天也不愿远离，因而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非常赏识郭崑焘的才华，为了把他招到自己的幕下，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崑焘出于对曾国藩的敬重，接书后便来到了湘军幕中，却没有携带妻子同行，曾国藩便命他速归，并作书说：“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崑焘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帮助曾国藩，并很快成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的很多奏折函件，都是由郭崑焘来代笔的。曾国藩对郭崑焘也十分关心，或准他的假让他多回家，或是命人将他妻子接来，以使他们夫妻团聚。
同时，曾国藩还十分重视人才的互相吸引。他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母子相依不离，家雉能招来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得其余”之效。曾国藩的幕府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很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
终其一生，曾国藩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他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往很深。任京官时，曾国藩以文会友，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又结交了吴廷栋、窦兰泉、冯树堂、邵蕙西等友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主动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主持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在曾国藩“事业”的创建中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在编练湘军的时候，曾国藩更是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因而时时谋府县、托朋友为他留意人才，有可用之人要立即向他推荐。一时间山野有志之士，都知道曾国藩有招人的诚心，即使不前去投奔效力，也都说曾国藩其人可以与之共事。而曾国藩每逢有人来拜见时，总是虚心听取来人的建议，可以用的很快就予以施行；不可以用的，也不加以责怪。所以人人都愿意为曾国藩效力，一时中兴人才，皆出于曾门。
曾国藩率军“东征”时，即号召广大士人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以后行军打仗，每到一地他都要广为访察，凡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一定要想办法招揽到自己的幕府当中，收为己用。一旦听说有德才兼备的人，他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如果其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不明去向，他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他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听说人家得到一个人才就羡慕不已，自己得到一个人才就喜不自胜，于是“爱才”之名传播四方，各种人才也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李鼎芳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中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犹如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并举。在他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贯而言，湖南籍二十一人，约占百分之二十三，属第一位；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而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他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其突破了古代幕府中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