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经世致用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很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然长期苦学，但资质有限，直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麟书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把期望放到了儿子们身上。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技，十分用心，不懂就让父亲再讲一遍，还不懂再讲一遍。先父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导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开始读《周礼》《仪礼》，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文选》，这些成为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能少年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对曾国藩来说，可以没有华服，可以没有佳肴，但是不能没有书，书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就酷爱读书。道光十六年（1836）的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归家。虽然会试落榜，这个“寒门”士子却眼界大开。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
这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他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知县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职的县上玩几天。在交谈中，易知县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言谈举止中，看出曾国藩是个非凡之人，前程一定不可限量。易知县想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知县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十分喜爱这个地方，流连忘返。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然而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要一百两银子，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一点都不肯让价，少一钱也不卖。曾国藩暗自盘算：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交钱定好，沿途不再游玩，省吃俭用，所费将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典当，勉强可以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书。这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却爱读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曾国藩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将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烂熟于心，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在京师会试之后，曾国藩就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深入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为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的时候。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有选择性地大量阅读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他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使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知道他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政务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为官期间，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和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前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这个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将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之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不理，晚上照旧读书不废。
内圣外王，安内攘外
曾国藩为自己的“进取”之心找到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重视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同时，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之道的运用贯串了曾国藩的一生。
鸦片战争初起之年，曾国藩就抱有“早绝天骄荡海氛”的胸怀，但当时他不过是一个穷翰林，就是想干一番事业，又有什么力量！他作了两首《感春》，在这两首诗中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外王”的思想，诗中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干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谼。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中大有豪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是曾国藩自己的真实写照。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松生太华，飞送清渭，丹心瑶池，螭柱金钟，这才是儒生非常的事业。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曾国藩似乎也清楚地明白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凤虬松一样待时而动了。
这种“外王”思想所显露出来的挺拔、自尊之性，也使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深表蔑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就认为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从咸丰三年（1853）冬到次年春，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水师时，特别重视购买洋炮装备湘军水师。长沙整军后，湘军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
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奕提出“借洋兵助剿”时，咸丰帝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都就此发表一下看法。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实际上反对“借洋兵助剿”，只是不好直接提出，于是表示原则上赞同，不过必须在事前做好准备，和洋人把一切说清楚，以免日后再有纠葛。现在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借洋兵助剿”的时机尚未成熟。曾国藩对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形势是熟悉的，他的奏折既以“奖则允之，示以和好而无猜”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支持了洋务派奕“借洋兵助剿”的建议，又以“缓其师期”，敷衍了朝中当权的载垣、肃顺等人。这些都是他从“外王”精神出发提出的。
后来，即使在迫不得以执行“借洋兵助剿”的君命与“洋兵”共同剿杀太平军时，曾国藩的骨子里也始终有“外王”的意识存在，对英军、法军始终有极强的戒备心理。
同治元年（1861），李秀成奉命进攻上海，英军、法军等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洋兵”参战已成定局，于是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皆腹地也。”
为了实现“外王”的精神实质，真正显示出“同类中我最强”的意识，曾国藩“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洋枪洋炮装备起中国第一支准近代的军队。
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开始，就考虑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武器的锋利与否，但战争不能没有武器，有锋利的武器更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曾国藩坚持湘军必须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猛烈火力，在咸丰四年（1854）秋大破太平军水师并攻陷武昌的。湘军这次的胜利，更让曾国藩坚信使用西方火器的重要性。既然要购买洋枪洋炮，就牵涉到容许中外通商的问题；既然要试造船炮，则又牵涉到“开放”即进口外国机器的问题。曾国藩提出的新观点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但是在“内圣外王”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还是大胆地开始了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