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史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诰、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虽有如此多的人才，但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仍感人才匮乏，遂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的解决更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求教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曾国藩当年进京赶考时，家里没有钱做路费，是他五舅变卖了家产，才把盘缠凑足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情义，曾国藩始终铭记于心。在朝中做官后，曾国藩每年都要寄些银两，接济贫困好心的五舅，以报答当年的恩情。五舅过世后，他的儿子江庆才前来投奔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对江庆才十分上心，亲自给他安排了事做。可是，这个表弟性情疏懒，又没有真才实学，交给他的事情总是办砸，而且还到处宣扬自己是总督的表弟。曾国藩对他十分失望，尽管他的父亲生前对自己有过大恩，但还是坚决让他回乡了。
曾国藩认为：“牛骥同槽，庸杰不分，必然使英雄气短，才士齿寒。”对于前来投奔的，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量才使用，不加拒绝，但对无能之辈、庸碌之徒决不收留。同时，曾国藩告诫自己：“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曾国藩一生的实践来看，他基本上做到了以上几点。曾国藩的求才之诚，罕有其匹。因而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其幕府之盛，自古罕见。事实证明，他招揽和聚集人才的方法是非常高明的，从而为他的常盛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拘一格选人才
曾国藩重视人才，在揽求人才方面，他一向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说：汉代的大将军卫青年轻时给人做过奴隶，后来却位极人臣，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现在这种时期，又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人才呢？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在社会的下层之中，有人求才，就可以为国家所用。像薛福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载福、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等人，有的出身秀才，有的出身农夫，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出身叛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非圣贤，才无全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曾国藩认为选拔人才眼光不可以太高，凡有一技之长者都不可轻视，不能因为有一点朽烂的地方，就把几抱粗的大树给舍弃了，所以也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如果对于特立独行之士过于苛求，那么平庸的人反而会侥幸地被保留下来。对于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都以礼相待。因此山野中的有才有志之士深感其知遇之恩，纷纷前来投奔，一时间曾营人才济济。
晚清史上以兴办洋务闻名于世的薛福成，开始时只是江苏无锡地方的一个落第秀才。同治四年（1865），薛福成将自己治理两江的策论写成《上曾侯书》呈给曾国藩，书中洋洋万言，陈述切中弊害的八项建议，同时附有八项实施举措。曾国藩颇为欣赏，当即召见。交谈间，曾国藩发现此人满腔抱负，胸怀改革国家内政外交的才略，便将其召入幕府，加以重用。薛福成后来成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他所撰写的政论、文书被世人所认可。
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将具有真才实学而品德又好的人破格提拔，让其担当重任。湘军中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和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水师统领的高位上。此二人也没有辜负曾国藩的重托，在后来建立和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对曾国藩而言，选人才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所纳的人才能倾尽所学，为国家和百姓办一些实事；二是招揽一批贤德之士弥补自己工作中的疏漏。这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曾国藩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打破常规选拔人才的做法，的确令人叹服。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只因其目光高远，深谋远虑，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人才必须有“忠义血性”
选人不可眼光太高，并不意味着曾国藩选人的标准就低。曾国藩认为，想要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血性的人。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重要条件。在选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曾国藩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可见曾国藩对忠义血性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任用鲍超，就是重视“忠义血性”的例子，而鲍超救江忠源的事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江忠源领兵去救太湖时，陷入太平军军师钱江设计的圈套中。
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钱江命令清军俘虏脱下号衣，让一批太平军战士穿上，在李世贤的率领下，伪装成清军部队。然后，这支太平军打着清军的旗号，朝着潜江进发。
当晚，这支“清军”便抵达潜江城下，朝城内守军大喊道：“安庆失守，蒋巡抚杀出重围，要与江忠源将军会合，同保庐州！”
江忠源听闻此消息后，急忙登上城楼观望，认出是清军旗号，便命令军士打开城门，吩咐只让城外部队的首领进城，其余军士在城外等候。可是，城门一开，太平军就冲杀进来。由于守军没有丝毫防备，无法抵挡太平军的攻势，从而导致城中陷入混乱。
江忠源率领守军在混乱中奋力拼搏，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丢弃潜江，朝着桐城方向奔去。然而，剩余军士已经不足一万人。
将近天明时，江忠源策马奔到青草桥，但眼前是一条河，湘军已经无路可逃了。这时候，江忠源料定自己难逃一死，又想到自己在潜江中计兵败的事情，顿时羞愤难当，打算拔剑自刎。
正在此时，后军步队中跃出一员大将，飞身来到江忠源身边，一把夺过江忠源手中的利剑，扔到地上，这个营救江忠源的人就是鲍超。
江忠源脱险之后，对这位勇猛的湘军将领说道：“若非将军相救，江某今日死无葬身之地了。大恩不可不报，大才不可不拔，江某当奏知朝廷，破格录用。”江忠源到达桐城，立即写奏章自贬，并请求奖赏擢拔鲍超。
咸丰四年（1854），鲍超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被升为参将，改领陆军，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成为曾国藩帐下不可或缺的一员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性格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在九江之中，派人向曾国藩求救，叫文书写信，很长时间还没有写完。鲍超急得大跳而起，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里咬文嚼字。”遂令亲兵拿来一块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白麻上大书一个“鲍”字，在四周点无数个小点将“鲍”字圈住，折好后派人立刻送出去。众人都不解其意，曾国藩看后大笑说：“老鲍被敌军围住了！”于是派出援军支援鲍超。
塔齐布也是以忠义血性被曾国藩看好并提拔的。塔齐布，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后升为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见他每次都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次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脚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带赤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好奇，与之相谈后，大为赞赏。曾国藩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退而叹息——绿营兵中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于是，曾国藩上疏弹劾副将清德，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他一并治罪。
后来，塔齐布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大的恶战中，都表现出超凡的勇武，尤其因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而湘潭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诵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关键时刻竟然表现得如此凶悍，与所谓的“忠义血性”的激励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