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之处;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有其特长。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所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盲人的听力好,聋哑人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一方面的缺点就会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不同的人才各有不同的特长。曾国藩曾经说:“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以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骏马也不可以用来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不如斧子好使;用三国时的宝鼎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作用。如果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人才的人不知道正确地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好。确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人本身也是一个长与短的统一体,都是优点和缺点同在,长处与短处并存。有这样一句俗话:“垃圾是没有被利用的财富,而庸人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对于用人者来说,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使用方式,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为了使人才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曾国藩十分重视下属与幕僚的工作安排。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做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位置,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其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
总之,务必使人人能尽其用、尽其才。例如,鲍超勇猛善战,是将才但不是帅才,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以免出问题。
由于曾国藩的量才使用,成就了很多人才,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了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在后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大臣,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等。
曾国藩虽然善于用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中,除郭嵩焘、刘蓉外,资历最老的就是李元度了。尤其是在曾国藩几次遭受打击的时候,只有李元度矢志不渝,与曾国藩同舟共济。李元度的这种支持和忠诚,对于长期处于逆境中的曾国藩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而曾国藩经常在书信中对李元度说一些感激的话。
李元度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下笔千言。对他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此书是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写出的巨著,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李元度还擅长吟诗作对,有“神对李”之称。虽然他有如此的才华,但是却不善于带兵。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一位忠诚信义的君子,是特别可以信赖的部下,所以尽管李元度打仗不行,曾国藩仍然对他十分偏袒。
咸丰十年(1860)的时候,曾国藩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让李元度守徽州。对于李元度的缺点,曾国藩很清楚,所以他一再叮嘱李元度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你只要不出来应战,就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你守住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急于立功的李元度却主动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当曾国藩又加派了兵力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让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的援军,立即出队找太平军交战。太平军针对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李元度于是更加狂妄,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随即大举进攻徽州,李元度却仍不接受教训,轻率地开了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其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宣告失守,这就使曾国藩的大营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曾国藩赶紧请了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
李元度败得这样惨,曾国藩不得不将他弹劾革职。事后曾国藩自己也十分后悔,认为是由于自己用人不当,才害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由此可见,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也是对人才负责任的表现。
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间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无能也必有一点可取之处,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无所不能,百战百胜。
以诚待人得人心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卒,脚下无一寸土地,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已经各有一定的势力。可是,最终是曾国藩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吉林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愿意聚到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外,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诚”待人,宽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曾国藩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即使是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他对容闳的赏识就可见一端。
鸦片战争之后,国外势力在中国急剧扩张,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曾国藩也就是在此时,开始重视起通洋、经商等事务。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极为同情太平天国。容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来到天京,拜会洪仁玕,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容闳未曾想到洪仁玕把他的建议都拒绝了。容闳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施展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
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的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他又收到另外几位朋友的信,信中都做出了同样的邀请。虽然容闳怀疑曾国藩是因他曾投奔太平天国而将加罪于他,但他毅然前往安庆。容闳到安庆后就受到了曾国藩的亲自接见,原来曾国藩听幕僚们介绍了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每天都盼着能见到容闳,所以就催促幕僚们给容闳写信。谈话间曾国藩不惜屈尊求教,待容闳为上宾。曾国藩虚心地向他请教:“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
容闳回答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所谓“普通基础”,就是说不单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曾国藩很快就采纳了容闳的建议,后来他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制器之器’的想法,实在是比我一向主张的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明得多。”于是,曾国藩果断地向朝廷专折保奏容闳为五品衔,并专门拨了一笔钱让他到美国去买机器设备。容闳也为曾国藩的魄力所倾倒,他想:朝廷有此等人才,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容闳尽心尽力,经多方洽谈,与美国扑得南公司签约,由该公司按要求承造机器,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容闳的宏才大略在太平天国被视为瓦砾,到曾府后却被当作珍宝,这正说明了曾国藩用人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