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事不烦，不急不躁
在不经意的时候，惹上祸端，最为恼人。曾国藩认为避祸是人生大事，也是官场重头戏。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个小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了，躲也躲不掉，难得清净，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那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所以做官修养心性的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保持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平静，保持平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河南周口），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对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我若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于是，曾国藩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忌刻、疑谤与攻击。耿恭简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说：“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两期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有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居家修身、修炼心智的耐烦劲儿。在此，仅看前期。曾国藩说：“我愧居高位，也想尽忠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唯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功夫！”
在晚清大臣中，曾国藩的直谏是出了名的。他并不想出风头，甚至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但作为臣子，他认为这就是忠诚，就是尽自己的本分。荀子说，忠诚有三个等级，大忠、次忠和下忠，无论是哪一种忠诚，都要有利于君主；但忠诚并不是一味地随声附和，如果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出现错误，就应该大胆进言，加以规劝。
但大胆进言具有很大危险性，一语不慎，轻则导致皇上疏远，重则导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由于大胆进言而触犯龙颜惨遭杀身之祸的人太多了，所以曾国藩每次出于忠心上谏，都心有余悸。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一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事后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谏疏的言辞非常激动，而皇上气量如海，尚能容纳，这难道是汉唐以来的君主所能比拟的吗？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父母被皇上诰封三代，儿子也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还不能尽忠直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禀，满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将来万一皇上一念之差，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并且逐渐发展到只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听任何逆耳忠言，那么满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时，我把这骄傲自满的机关说破，以便使皇上兢兢业业，断绝骄傲自满的苗头。这是我的本意。
现在人才缺乏，民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谨谨慎慎，在大事上却马马虎虎，每个人都习惯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风气。我想用这篇谏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风气。希望朝中的大臣们能耿直起来，遇事谁也不敢退缩。这是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
折子递上去时，我恐怕会冒犯皇上的不测之威，因而早已将福祸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颜含容，不仅不治我的罪，而且还赏赐了我。从此以后，我更应尽忠报国，不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过以后奏折虽多，但断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国藩的进谏，恰如《晏子春秋》所说：“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至于他的因祸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训练自己不急不躁、头脑清醒的耐烦性情。
想要做到耐烦容人，必须有豁达的心胸。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它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否则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坦言相劝，在自己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能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着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表现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存其倔强，去其愤激，就是要在保持进取之心的同时，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而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
用糊涂包住聪明
曾国藩认为，人人都渴望聪明，但聪明过了头，则适得其反。假如你能用糊涂包住聪明，则可能大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超凡的才华加上非凡的承担责任的勇气换来的不一定就是成功！人生如戏，演绎着变化无穷的悲喜剧，稍有懈怠就会“当年多少遗憾”，学会用糊涂包住聪明才是良策！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之心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生活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思纯净、平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只是他把他的心思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不自在。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上的交际，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而曾国藩的朋友李续宾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当时他未能身体力行。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曾国藩在其官宦生涯的后期，确实处处显现出糊涂处世。例如，曾国藩第二次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是以其多年的为官经验，曾国藩知道，最主要的是先抓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恢复地方秩序。
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的时候，曾国藩还坚持其选用官员的标准，即“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人是这样的。所以，等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的位子上的时候，就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天京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因此闹得国内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环境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人的明枪暗箭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呢！
曾国藩自知吏治的重要，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于是，他向赵烈文请教，赵烈文回答他说：“要搞吏治，必须先从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来是江西万安知县，因为贪污庸劣而被革职。当时正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丁日昌投入幕府，为其办理厘务。同治二年（1863），丁日昌由李鸿章奏调到上海，之后被李鸿章提拔为江苏苏松太道，继而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又升为两淮盐运使，后来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后又升为江苏巡抚。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过苏松太道和两淮盐运使的肥缺，因此名声极坏。对于丁日昌的为人以及所作所为，曾国藩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他却不能动丁日昌。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出了自己的考虑，他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如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呢。”
曾国藩的人生体验是：人生不应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有句成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因此，丁日昌人虽贪，但是他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把贪得的钱供李鸿章做军饷，所以再坏也不能裁治。
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过很多人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嘛，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到达这一境界，人们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勤”是人生第一要义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挟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临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所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把对“勤”字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甚至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奋，一切无不可为，反之则不仅一事无成，还将引灾招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