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现在（尤其是中国的现在）学校式的教育，存在种种缺点，不能为讳。其最显著者，学校变成“智识贩卖所”。办得坏的不用说，就算顶好的吧，只是一间发行知识的“先施公司”。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得像蛊胀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的了解程度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再讲到修养身心、磨练人格方面的学问，越发是等同于零了。学校固然不会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教。教的人也没有自己确信的方法来应用，只好把此事搁在一边拉倒。青年们稍为有点志气，对于自己的前途切实打过主意的，当然不满意于这种畸形教育，但他们无法自拔出来，只好安慰自己说：“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以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就修养方面而论，把“可塑性”最强的青年时代白过了，到毕业出校时，品格已经成型，极难改进，投身到万恶的社会中，像洪炉燎毛一般，拢着边便化为灰烬。就实习方面而论，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到底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高等无业游民完事。青年们啊，你们感觉到这种苦痛了吗？你们发现这种危险了吗？我告诉你们，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
知行合一是一个“讲学宗旨”。黄梨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即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十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明儒学案·发凡》）所谓“宗旨”者，标举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头，包举其学术精神之全部，旗帜鲜明，令人一望而知为某学派的特色。正如现代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之“喝口号”，令群众得个把柄，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则成功自易。讲学大师凡标出一个宗旨，他自己必几经实验，痛下苦功，见得真切，终能拈出来，所以说是“其人得力处”。这位大师既已循着这条路成就了他的学问，他把自己的阅历甘苦指示给我们，我们跟着他的路走下去，当然可以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结果，所以说是“即学者入门处”。这种“口号式”的讲学法，宋代始萌芽，至明代而极成。“知行合一”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的一个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口号。
口号之成立及传播，要具备下列各种要素：（一）语句要简单。令人便于记忆，便于持守，便于宣传。（二）意义要明确。“明”谓显浅，令人一望而了解；“确”谓严正，不含糊模棱以生误会。（三）内容要丰富。在简单的语句里头能容得多方面的解释，而且愈追求可以愈深入。（四）刺激力要强大。令人得着这个口号便能大受感动，而且积极地向前奋进。（五）法门要直截。依着此法实行，便立刻有个下手之处。而且不管聪明才力之大小，各各都有个下手处。无论政治运动、学术运动、文艺运动……凡有力的口号，都要如此。在现代学术运动中所用的口号，还有下列两个消极的要素：（一）不要含宗教性。因为凡近于迷信的东西，都足以阻碍我们理性之自发，而且在现代早已失其感动力。（二）不要带玄学性。因为很玄妙的道理，其真正价值如何，姑且勿论，纵使好极，也不过是供极少数人行高尚娱乐之具，很难得令多数人普遍享用。根据这七个标准来评定中外古今学术之“宗旨”，即学术运动之口号，我以为，阳明知行合一这句话，总算是最有永久价值而且最适用于现代潮流的了。
阳明所用的口号也不止一个。如“心即理”，如“致良知”，都是他最爱用的。尤其是“致良知”这个口号，他越到晚年叫得越响。此外，如“诚意”，如“格物”，都是他常用的。骤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其实他的学问是整个的，是一贯的，翻来覆去说的，只是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用知行合一这个口号来代表他学术的全部，是不会错的，不会罣漏的。
口号须以内容的丰富为要素，即须如前述。知行合一这一句话，望过去像是很简单，其实里头所含的意义甚复杂、甚深邃，所以要先解剖其中的内容。
二、“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易陷的错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专为矫正这种错误而发。但他立论的出发点，今因解释《大学》和朱子有异同，所以欲知他学说的脉络，不能不先把《大学》原文做个引子。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句话教人以修养身心的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含有重大意味。自朱子特别表彰这篇书并将其编作四书之首后，其价值越发增重了。据朱子说，这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要一层一层地做上去，走了第一步才到第二步，内中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工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工夫。朱子对于求知功夫看得尤重。他认为，《大学》本文对于诚意以下都解释，对于致知格物没有解释，是有脱文，于是作了一篇《格致补传》，说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依朱子这种功法，至少犯了以下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宿，二是空伪无实着。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消磨你一生的精力了。朱子却用了“即凡天下之物”这种全称名词。试问，何年何月才能“即凡”都“穷”过呢？要先做完这段工夫才能讲到诚意正心……那么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只好待诸转轮再世了。所以结果是泛滥无归宿。况且，朱子所谓“穷理”，并非如近代科学家所谓客观的物理，乃是一种抽象的“徜无朕”的东西，所以他说存在“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那样的神秘境界。其实，那种境界纯是可望不可即的，或者还是自己骗自己。倘若真有这种境界，那么“豁然贯通”之后，学问已做到尽头，还用着什么诚意正心等努力？所谓“为学次第”者何在？若是自己骗自己，那么用了一世格物穷理的工夫，只落得一个空。而且，不用功的人哪个不可以伪托？所以结果是虚伪无实着。
阳明那个时代，“假的朱学”正在形成，一般“小人儒”都挟着一部《性理大全》作为举业的秘本，言行相违，风气太坏。其间的一二有志之士，想依着朱子所示的法门切实去做，却是前举两种毛病，或犯其一，或兼犯其二，到底不能有个得力受用处。阳明早年固尝为此说所误，阅历许多甘苦，不能有得。[1]后来在龙场驿的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切实体验，才发明了这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阳明终身说之不厌。一部《王文成公全书》，其实不过这四个字的注脚。今为便于学者记忆持习，把他的许多话头分成三组，每组拈出几句简要的话做代表。
第一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要（是）未知。”（《传习录·徐爱记》）
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徐爱记》）
第三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文集·答友人问》）
第一组的话，是将知行的本质做出合理的解剖说明。阳明以为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种行为，感觉与反应，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他说：
《大学》指出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又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是不曾知臭。[2]（《传习录·徐爱记》）
这段譬喻，说明知行不能分开，可谓深切着明极了。然犹不止此，阳明以为感觉（知）的本身，已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早已含有行为的意义在里头。他说：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3]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传习录·徐爱记》）
常人把知看得太轻松了，所以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伪《古文尚书》）一类话。徐爱问阳明：“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阳明答道：“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伪《古文尚书》）譬如，现在青年们个个都自以为知道要爱国，却往往是所行、所为，与爱国相反。常人以为他们是知而不行，阳明以为他们简直不知罢了。若是真知道爱国的滋味和爱他们的恋人一样（如好好色），绝对不会有表里不一的。所以得着“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结论。阳明说：“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答顾东桥书》）
第二组的话，是从心理历程上看出知行是相倚相待的。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了一边，另一边也便不能发生作用了。凡人做一件事，必须先打算去做，然后会着手去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骤。换一面看，行是行个什么？不过是把所有的打算实现出来，非到做完了这件事，最初的打算便不算作完成。然则行也是贯彻所知的一种步骤。阳明观察这种心理历程，把他分析出来，说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时有人问他道：“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阳明答道：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途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途之险夷者耶？”（《答顾东桥书》）
现在先解释“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那两句。为什么阳明和人辩论“知”字时却提出“意”字来呢？阳明以为，我们的一切知觉，必须以我们的意念涉着对境的事物，终能发生。[4]知觉离却意念而独立存在，可谓绝对不可能的事。然则说我们知道某件事，一定要以我们的意念涉着这件事为前提。意念涉着是知的必要条件，然则意即是知的必需成分。意涉着食物方会知，而意生涉着那事物便是行为的发轫。这样说来，“知是行之始”无疑了。由北京去南京的人，必须知有南京，原是不错的。为什么知有南京，必是意念已经涉着南京？涉着与知，为一刹那间不可分离的心理现象。说它是知，可以；说它是行的第一步，也可以。因为意念之涉着不能不认为其是行为之一种。
再解释“行是知的工夫”“行是知之成”那两句。这两句较上两句尤为重要。阳明之所以苦口说个知行合一，其着眼实在此点。我们的知识从哪里得来呢？有人说，从书本上可以得来；有人说，从听讲演或谈论可以得来；有人说，用心冥想可以得来。其实都不对。真知识非实地经验之后是无从得着的。你想知道西湖风景如何，读尽几十种《西湖游览志》便能知道吗？不。听人讲游西湖的故事便能知道吗？不。闭目冥想西湖便能知道吗？不，不。你要想真的知道，除非亲自游历一回。常人以为，我做先知后行的工夫，虽未实行，到底不失为一个知者。阳明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说：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传习录·徐爱记》）
这段话，不知现在学校里贩卖智识的先生们和购买智识的学生们听了如何。你们岂不以为“我的学问虽不曾应用，然而已经得着智识，总算不白费光阴”吗？依阳明看来，你们卖的、买的都是假货，固为不曾应用的智识绝对算不了智识。方才在第一组所引的话：“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今我不妨阳明之意，套前调补充几句：“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终究不会知。”这样说来，我们纵使以求知为目的，也不能不以力行为手段，很明白了。所以说“行是知的工夫”，又说“行是知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