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是志个什么呢？阳明说：“要志在必为圣人。”他的门生箫惠问学，他说：“待汝办个真求为圣人的心再来与汝说。”（《传习录·卷上》）有一天，几位门生侍坐，阳明叹息道：“你们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有一位名叫李珙的门生起而对曰：“我亦愿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传习录·卷下》）这些话不知现代青年们听了觉得怎么样？我想，不是冷笑着以为迂而无用，便是惊骇着以为高不可攀。其实阳明断不肯说迂而无用的话，也断不肯说高不可攀的话。我们欲了解他的真意，请先看他对于“圣人”两字所下的定义。他说：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之。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无复有金矣。（《传习录·答蔡希渊问》）
这番话可谓妙喻解颐。圣人中可以分出等第，有大圣人、小圣人，第一等、第二等圣人乃至第九十九等圣人，而其为圣人则一。我们纵使够不上做一万斤重的一等圣人，最少也可以做一两重、一钱重、一分重乃至一厘重的第九十九等圣人。做一厘重的九十九等圣人，比诸一万斤重的一等凡人或坏人，其品格却是可贵。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必要如此方解得通，否则成为大妄语了。
当时，有一位又聋又哑的人，名叫杨茂，求见阳明。阳明和他笔谈，问道：“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茂答：“知是非。”阳明说：“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茂首肯拱谢。阳明说：“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茂听了扣胸指天。阳明说：“……你但在里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也不须管，说你不是也不须管。”（《论泰和杨茂》）茂顿首拜谢。这段话虽极俚浅，却已把致良知彻始彻终工夫包括无遗。人人都有能知是非的心，只要就知之所及行那是的心不能行那非的心。虽口不能言、耳不能听，尚且不失为不能言、不能听的圣人。然则“圣人与我同类”，人人要做圣，人人便做圣人，有什么客气呢？至于或做个不识一字在街上叫化的圣人，或做个功被天下师表万世的圣人，这却是量的分别，不是质的分别。圣人原是以质计不以量计的。阳明教学者要先办个必为圣人之志，所办办此而已。
这样看来，阳明致良知之教，总算平易极了，切实极了。然则后来王学末流，为什么会堕入空寂为后世诟病呢？原来阳明良知之说，在哲学上有很深的根据。既如前章所述，他说：“心之本体便是知。”所谓“见得良知亲切”者，即是体认本体亲切之谓。向这里下手，原是一了百了的绝妙法门，所以阳明屡屡揭此义为学者提掇。但他并非主张“一觉之后无余事”者，所以一面直提本体，一面仍说“省察克治之功无时而可已”。而后之学者，或贪超进，或惮操持，当然会发生出近于禅宗之一派。此亦学术嬗变上不可逃避之公例也。钱绪山说：“师既殁，音容日远，吾党如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治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大学〉问·跋》）王学末流，竞倡“现成良知”之说，结果知行不复合一，又陷于“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之弊，其去阳明之本意远矣。
注释：
[1]《传习录·黄以方记》中，阳明说：“初年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因自生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观此知，阳明曾犯过泛滥无归宿的病。
又《文集·答季明德书》云：“若仁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怅怅然自以为是矣。赖天下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观此知，阳明曾犯过虚伪无着落的病。
[2]《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那两句话是解释“诚意”的，阳明却说他“指出个真知行”。盖阳明认致知为诚意的工夫，诚意章所讲即是致知的事，故无须再作《格致补传》也。此是阳明学术脉络关键所在，勿轻轻看过。
[3]此文虽说“知行本体”，其实阳明所谓本体专就“知”而言，即所谓良知是也。但他既已把知行认为一事，知的本体也即是行的本体，所以此语亦无病。
又阳明是主张性善说的，然则恶从哪里来呢？他归咎于私意隔断，此是阳明学重大关目，详见第四节。
[4]见第三节论心物合一。
[5]此是《传习录》中语。原文所谓头脑者，谓“只是此心去人欲存天理”，意思只是要动机纯洁。今易其语俾易了解。
[6]《传习录·卷下》，“问，圣贤许多言语，如何却要打做一个？曰，不是我要打做一个，如曰‘夫道一而已’，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7]《传习录·卷下》有“草木瓦石皆有良知”之说，语颇诞谲。细看《阳明全集》，他处并不见有此说，或者即因《〈大学〉问》此段，门人推论之而失其意欤？《传习录·下卷》中，尤其是末数页，语多不醇，刘蕺山、黄梨洲已有辨证。
[8]《与邹东廓书》云：“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亦免没溺之患矣。”案：此书是正德十六年在南昌所发，时阳明五十岁，平宸濠之次年也。
[9]后来刘蕺山、黄梨洲都不信“四句教”，疑是王龙溪造谣言。我们尊重龙溪人格，实不敢附和此说。况且天泉证道时，有钱绪山在一块，这段话摘入《传习录》，而《传习后录》经绪山手定，有嘉靖丙辰跋语，其时阳明殁已久了。若非师门遗说，绪山如何肯承认？蕺山等人所疑者，不过因无善无恶四字，不知善之名对恶而始立。心体既无恶，当然也无善，何足为疑呢？
[10]阳明卒时五十八岁，《寄邹谦之书》是他五十五岁写的，读此可见其刻苦用功，死而后已。
[11]这段话还给我们一种重大的教训，就是令我们知道修养工夫，并不消把日常应做的事搁下一边，另起炉灶去做。譬如一个学生，不说我现在学校功课太忙，没有时间去致良知。你在课堂上听讲，在图书馆里念书，便可以从听讲念书上头致你的良知。念一部书，完全为研求书中道理，不是想抄袭来完成毕业论文，不是要摘拾几句口耳来出风头。读时，不草率、不曲解；批评时，不闹意气……诸如此类，就是读书时致良知工夫。《传习录》中尚有答人问读书一段云：“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12]阳明既排斥功利主义，当然也跟着排斥效率主义。他说：“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工夫不重效验。”（《传习录·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