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立意与研究综述
一、选题立意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力量的增强在于群众组织的扩大。近代上海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思想文化更新，推动了社团这一群众组织的发展。社团组织的发展繁荣，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的普遍组织力量，维系了特殊政治格局下上海发展变化的弹性互动。近代上海的社团组织制度随着时代变迁，趋于民主和开放。
社团组织活动随着市民觉悟，逐步普及和深入。社团组织是观察近代上海社会活力的重要视点，其开展的维护经济秩序、传播科学文化、促进政治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意义。
开埠以后，近代上海迫于外力的作用，被动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征程。西方资本主义租界的分割治理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使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各种碰撞、矛盾和投机使近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上海却从一个不起眼的滨海县城，发展成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被西人称之为“东方的巴黎”“太平洋西岸的纽约”。近代上海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仁智各见，但有一个条件是基本的，那就是发展环境的开放稳定和社会关系的有序互动。这座充满碰撞、矛盾和投机的“冒险家乐园”，是如何维护社会发展环境而不致社会秩序崩溃的？本书认为，发达的社团组织构成了近代上海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缓冲网络，维系了社会大局在各种冲击震荡中保持着坚韧的发展动力。
近代上海社团的活跃发展是推动和维护近代上海不断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和深入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对社团组织社会管理意义的研究，仍处于开拓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时代的巨变和意识形态的超强指导，使社团组织这一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构件被有意无意地作为历史的“附庸”尘封了起来，因为当时是宣传革命主流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启动，是从对商会这样的主要社团进行单体研究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空间逐步松绑，在探讨社会改革的诸多思考中，学者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作为解释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社团研究逐步升温。上海近代社团的历史轨迹、历史作用和历史特点，也见诸上海近代史研究的各类著作中，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史料也逐步得到收集、整理、出版，为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必要基础。这也是选择本论题的一个前提条件。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理顺社会各方面关系、更新社会管理观念。从根本上说，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社会和谐是人的关系的优化组合。社团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表征，它体现着人们高度的自组织意识和主动的社会整合精神。各个时代的社团组织既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又是推演社会变化的基本载体。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育成长和空前活跃的社会角色，推动了上海近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表达了历史的进步意义。近代上海社团通过与政府和民众的关联互动，协调了近代上海非常复杂的社会矛盾，维系了中西对撞情况下的社会活力，成为近代上海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因素之一。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丰富我们今天思考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我们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需要充分借鉴中外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历史经验。近代上海社会发展是我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缩影，其融汇社会各种能量的社团组织及其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作用，是我们进行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鉴源。
选题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思索着以下几个问题：
（1）一定历史时期政府和民众关系的序态，既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轨迹。封建社会讲求的是政府对民众直接的思想和行为控制，奉行等级鲜明的上下尊卑和人伦差序制度，社会结构和管理手段是上下直线控制型的，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对话平台，社会缓冲地带狭小，僵、乱两极波动，缺乏弹性活力，因而历史活动循环徘徊，缓慢僵化。近代社会高扬民主、平等、自由理念，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制定和维护社会运行规则，营造交流平台，开展社会对话，汲取民间智慧，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应该是平等互动型的。政府应鼓励和扶植社团组织发育壮大，使之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纽带和矛盾冲突的安全阀门。这样，社会发展易于活力充沛，张弛有度。
（2）社团组织的发展是近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商品、市场、城市的推动下，近代社会历史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分工协作的特性，社会分化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组织形态。近代市场在利益主体面前的姿态是平等的，摈弃等级差序之分，以利益为纽带，人们追求自己平等的权利和利益实现方式。适应于这种多元共存和平等交往的追求，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超越了传统社会的身份体制，培育出人们普遍的权利、责任、义务意识。市民社会的平等观念必然产生主动维权的行为，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影响国家的塑造和政府决策。市民社会认为国家是为民众提供保障和发展条件而存在的，其职能主要是消除影响正常公共生活的障碍，扩大社会的公民空间，而不是干涉社会公共生活。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正是这一社会近代化的结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在政府、社团、民众相互关系演化的基础上展开的。
（3）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我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从历史文明演进的语境来认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交流、交融的历史。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我国发展最快的条约口岸，其发展历程首当中西文化交流、交汇的要冲，演绎了上海近代化历程的独特道路。近代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发展条件，走在了我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前头，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上海的近代化历程具有多方面理解我国近代社会演变的标本意义，以至于有些中外历史学家把上海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钥匙[1]和走向现代化的门户[2]。
（4）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管理意义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社团自身的组织建设和章程对社团成员的服务和规范作用；二是社团之间对行业和民间矛盾有组织的协调和控制作用；三是社团与政府之间对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的沟通和反馈作用。社团是一定范围内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的社会阶层自愿成立的民间组织，使分散的社会个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个体行为的社会观念，成为执行社会计划和实施社会管理的民间组织基础。
二、研究综述
由于近代上海城市令人惊叹的变化，及其发展历史的特殊性，20世纪初期，就有中外学人开始从学术上关注上海、研究上海了。近代上海的租界制度、人文生活、战争难民、上海移民、社会变迁、工商贸易、帮会、同乡会、各业行会、城市风情、城市百态、城市阶层，等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说明人们想从各个方面了解上海、解读上海、评论上海，也说明了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变迁之巨大及对其认识之复杂。上海特殊的历史进程浓缩了近代中国的特殊经历，把历史的冲击和回应理论演绎得动人心魄。这可能是近代上海不长的百年历程，竟成就了“近代上海史”这一显学的原因，甚至现在有称之为“上海学”[3]的。
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指南》，这是介绍当时上海各种情况的小册子，记载包括租界设立、经历战事、区域特点、人口情况、外国人数、公益团体、工商贸易、交通金融、园林环境等等知识和数据，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1906年，苏格兰人戴义思的回忆录《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在伦敦出版（Dyce Charles： My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870-1900. London， Chapman＆Hall， 1906）。戴义思1870年来到上海，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书中记述了他1870-1900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情况，其中包括西人老板与中国买办及其他职员的情况，西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用洋泾浜英语与华人进行交流的生活细节等等，再现了上海开埠后三界分立，中外杂陈的城市面貌。
1924年，王揖唐所著《上海租界问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分析了上海租界从华洋分居演变为华洋杂处的过程以及租界与割让地的区别等问题。
1928年，西方人在上海开办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美国人卜舫济的《上海简史》（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Kelly＆Walsh，Limited， 1928），记述了上海租界创设以后经历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小刀会占领上海、1854年土地章程、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辛亥起义等。穿插介绍了上海的市政、教育、工业等情况。作者独到地总结了近代上海历史的五大转折点：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甲午战争以后由商业城市变为工业城市；义和团运动以后对黄浦江的疏浚，使上海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公共租界的中立政策，提高了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它有时成了政治难民的避难所，有时成为这个国家秘密政治会议的场所；在学生的鼓动下，租界华人对当局的抗议暴动，对参政权的要求，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等[4]。卜舫济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见证了近代上海沧桑巨变历程，著作记述尊重事实、简明扼要，成为一本外国人了解上海的入门书，影响相当广泛。中国学者岑德彰在1931年将此书编译为中文，是我们了解当时上海社会秩序演变的有用资料。
1932年，夏晋麟所著的《上海租界问题》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历述上海租界起源、土地章程演变、会审公堂与临时法院、推广租界与界外道路、治理租界与工部局等问题。
1933年，徐公肃、丘瑾璋合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出版，作者依据公共租界有关档案、文书和多种中西文资料，系统地讨论了公共租界制度的由来和嬗变过程，分析了影响这一制度变化的多方面因素。
1936年，阮笃成所著《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由法云书屋出版，书中认为，从国际法的原则出发，租界制度是一种畸形制度，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租界的存在，有损于中国的权利。这些研究提高了上海华人对上海社会环境的理性认识，为华人认清形势、发展自己、凝聚力量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1941年，纽约出版巴内特的《经济上的上海：政治人质》（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 1941），研究的是日本占领上海华界的开头四年，即通常所说孤岛时期上海的命运，特别研究了对上海的经济影响和上海的经济秩序。
20世纪30年代，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通志馆启动了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年、1935年分别出版了4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涉及近代上海沿革、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开启了我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先河[5]，为研究近代上海各方面的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对近代上海这座外国人享有特权的开放城市，外国人对其关注和研究可谓是情有独钟。早在19世纪末西人就开始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解释上海[6]，例如进行实证研究。1881年，曾任法租界总董的米乐就发表过研究上海的论文《上海之法租界》；1882年，华洋通闻报馆出版History of the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上海娱乐事业基金史》）；1889年，北华捷报馆出版了麦克伦编写的Story of Shanghai（《上海史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