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外国人研究近代上海的论著还有：研究上海市民生活的《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研究》（Yang， Simao＆Tao， L. K： A Study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Working Families in Shanghai. Peking，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es， 1931）、《上海两难民营研究》（Cheng， Swen Lan：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Fu Shin and the Tsung， Sung Refugee Camps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36）。研究上海市政的《上海外国居留地行政概论》（满铁庶务调查课，大连出版，1926）、《上海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 Paris， Recueil Sirev， 1934）。研究近代上海经济的《上海之通货》（《上海之通货》，内山书店出版，1928）、《上海港》（织冈芳太郎：《上海港》，三井物产上海支店，1929）等等，以外国人的观点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政治、社会进行了研究和描绘。
西方学者的著作对晚清上海历史作了多方面研究，他们对近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予以了特别关注，对晚清上海地方社团组织发起的自治运动的研究尤其深入。例如，伊懋可的著作分析了近代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原因与过程，以及自治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对李平书、苏本炎、郁怀智等自治领导人的身份、职业进行了研究，还分析了地方自治政府的组成特点及其与租界的影响关系。作者认为，总工程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机构，上海地方士绅非常投入地从事城市的事务，在地方当局默许的前提下，进行自治努力，在削弱帝国专制统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7]。这些都成为研究近代上海社会史可资借鉴的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里，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上海史和社团组织研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上海史和社团研究主要选择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课题，学术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面窄量少，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出版了一些史料整理方面的汇编，还是有意义的。关于近代上海社团的研究，日本学者根岸佶1951年出版的《上海之基尔特》（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是国外研究上海社团组织的开拓性著作，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上述中外研究对近代上海城市历史的多方面记载和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展开近代上海历史研究的层面，包括对城市社团组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概括来说，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摸索和陷入僵化的时期，没有专题意义上的近代社团研究。近代社团通常被作为一个革命与否的角色融化在革命史中，各个地方的社团是作为一个一般概念进行认识的，没有进行具有地方特点和作为城市管理整合因素意义的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进程，社团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专题逐步得到重视和确立。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命题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理论范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特色”意识成为探索发展路径的思想支点，时势推动我国近代史研究开拓了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近代上海社团组织作为近代上海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和动力，成为上海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阶段的近代上海社团研究，也是作为整体城市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
1990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模式的发展历程，利益主体多元化不但成为明显的事实，而且被承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利益和矛盾逐步凸显，社会协调方式和管理创新成为改革开放有序发展的重要社会课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因势传播，社团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逐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近代社团研究也从通史范围内脱壳而出，被确立为专题领域，并渐趋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时的社团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社团组织在中国近代产生、演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历史作用，针对地方特色的社团研究仍然有待深入。这种情况下，上海社团被包含在中国社团的大概念中，出现于中国社团史和诸如商会史、慈善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上海是我国特殊近代化历程中的特殊区域，是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直接交汇、交流、交锋乃至交融的城市，这里得近代西方文明之先、见近代西方制度之明，当然也对西方侵略有最切身的感受，在屈辱、忍耐、学习、借鉴、蜕变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城市风格。这里是近代社团发展比较充分的城市，也是近代社团比较集中、数量较多的地方，承载着推动上海近代化的重要职能。但是，对近代上海社团在上海近代化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并没有给予上海近代特色的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意义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启示还没有被深入关注和研讨。
基于以上研究情况，本人对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研究观点做如下梳理：
（一）近代上海社团革命意义的研究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规定着不同的历史研究任务。改革开放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使阶级分析法成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对近代社团的研究当然也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的。阶级分析法主要表现近代社团在革命史中的意义，例如，对不同阶级组成的社团在革命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行为的研究等。这个时期对社团的研究注重社团组织的阶级构成和思想演变，选择的研究对象也多是革命社团的革命活动，诸如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团的革命历史研究。虽然从革命精神、革命态度、革命行为的角度研究近代社团是适应于一定历史背景的，但革命范式的研究导致了对近代社团范畴的选择化及对社团意义和内涵认识的简单化。
以阶级斗争范式对近代上海社团的介绍，除包括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革命史的教材里面，也有一些论文涉及此题。李时岳在《史学月刊》1959年第八期上发表的《論光复会》，张允侯1964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第八期的《江西改造社》，严家炎1978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二期的《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是改革开放前讨论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几篇代表作。从社团的选择上可以明显看出革命社团的倾向。《论光复会》论述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怎样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道路的。《江西改造社》说明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群江西青年组织进步社团的经历，并在上海设立分社的情况。《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则辨明的是左翼文学界对20年代我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章开沅、刘望龄发表于《江汉学报》1961年第二期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对资产阶级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不同表现进行了阶级性格的分析，为理解近代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妥协态度提供了一个仍然从阶级观念出发的认识角度。总之，从革命角度选择社团进行研究是那个时期的常态。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允侯等编著的《五四时期的社团》是研究近代社团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书中包含的都是革命性质的社团，这可能也是革命化语境的一种反映。
（二）近代上海社团近代化意义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化视角代替阶级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对社团的研究也开始转向社团自身的近代化状况和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这个时期的社团研究主要是探讨近代社团与我国早期现代化或曰近代化历程的关系。现代化视角的上海社团研究超越了革命意义研究的眼界，扩大了研究范围，丰富了研究内涵，大大提升了社团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为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
章开沅的《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提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研究要拓宽领域，开放视野。文章总结了1981年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研究状况，强调学界应增进各种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改进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历史角色进行具体分析。朱英的《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对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新的探究，文章认为这是一场以商会为代表的商业资产阶级反对美国蓄意迫害华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运动，超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范畴，是民族近代化觉醒的表征之一，对老问题进行了新解释。李子文的《简论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正面论述了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主要代表上海总商会的民主政治追求，提出了政权合法性的近代政治理念，并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追求，进行了虽不成功但仍然是历史性的尝试。这是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近代化意义上的具体研究。桑兵的《辛亥时期的学生与国民会——兼论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文（《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88年第3期），揭示了近代上海民间社团为争取民权应运而生的历史轨迹，旨在表达近代社团的近代化意蕴。文章论述了近代上海学生社团以民主民权反对专制皇权的历史，认为以1900年上海成立的中国国会（1900年7月26日，变法派80余人在上海张园集会，成立中国国会，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8]）为发端的近代上海的民主政治社团登上了主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舞台。马敏的《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近代化中的角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一文，探讨了早期资产阶级与我国近代化历程的相互关系，明确地以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历史作用，论述了近代资产阶级与我国近代化关系的历史变迁。何毅亭的《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探讨了上海总商会的创立过程和组织结构，论述了上海总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领袖团体领导抵制美货运动、支持辛亥革命、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为争取华人在租界的权利同上海租界当局进行斗争的情况，文章把上海总商会看作上海华商的综合团体，已经具有了自主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初步意识。1987年熊月之发表的《论上海租界的双重作用》（《史林》1987年第3期），突破以往研究中对租界全盘否定的倾向，对租界所起的作用给予一定的肯定，很有新意，对我们理解近代上海各种经济和社会团体的历史作用有新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现代化分析模式研究上海近代史、并涉及对上海近代社团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对上海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多有述评，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上海断代史。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第一个中国人撰写的上海地方通史，在上海史的研究对象、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海在国内外的地位，以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评价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运用大量统计数字，对清代、民国时期上海人口、分布地区、人口密度、职业籍贯、性别年龄，以及外侨人口等情况做了广泛考察。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社团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摈弃了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观点，倡导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不但研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研究租界的演变，也研究租界的复杂影响以及上海人民在上海的创造性活动和上海城市的特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