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创新
（1）研究的视角。本书从社会管理视角，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功能及其对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启迪。以前对近代上海社团的研究多局限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传统社团的结构变迁、体制更新、功能拓展、组织近代化、决策民主化等社团组织自身的近代化问题；二是分别研究各类社团在推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三是研究各类社团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社会宣传、社会动员、斗争方式等问题。本书主要通过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历史考察，阐释其在维系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论述其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管理意义。
（2）研究的区域特色。近代上海社团的发育和发展，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社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一般认为，近代上海是我国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分析近代上海的历史事件时，仅仅套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就显得笼统和概念化。近代上海商品市场意识较强，摆脱封建观念的步子较快，半封建的影响较淡，半殖民地的程度较深，是西化氛围较浓的地方。近代西方社会文明在近代上海直接落地并直接参与近代上海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文明塑造，近代上海民众受西方文明影响之深，以及行为方式西化风气之浓，是近代中国其他区域所不及的。基于近代上海的区域特色，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特殊纽带作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3）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蓬勃发展的特殊原因。以往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数量多、能量大的原因，大多是从“抱团求生存”、“保护民族权益，抵制洋人侵掠”等方面进行论说的。本书认为，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轨迹具有历史的自组织和自修复特征，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又反映当时上海的特殊政治状况。近代上海社团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是当时政府功能弱化、三界治理分割[25]、社会空间扩大、文化新旧更替、市场经济成长、人口规模流动的必然现象，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到了特殊的凝合作用。本书把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社会优化组合和社会自我治理的内在机制来研究，有助于深化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内涵。
（4）研究的社会现实意义。首先，对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意义研究，有助于为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思想，有着科学发展社团组织的含义。社团组织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载体和组织资源，科学发展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社团组织是贯彻“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思想的客观要求。考察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意义，可以为科学建立现代社团组织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其次，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时下社团组织发展的意义，消除把民间社团看作是异见团体的偏见，客观评价其社会功能，尊重社会历史生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强正确引导社团发展的自觉性。
再次，对中西文化合流历史背景下的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社会管理意义的研究，有助于历史地看待社团发展的过程和意义，清醒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社团发展趋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探索、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宣传、社会动员、社会凝聚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社会管理经验。但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人类文明呈现出大交流、大交汇、大交融的趋势，世界竞争从经济领域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综合发展状况提升，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和谐、社会参与、社会民主和社会质量，同时，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新期盼。社会管理体制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积极发展社会团体、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开发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社团组织资源，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大势所趋。
注释：
[1](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段炼：《上海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111页。
[4]熊月之：《20世纪上海史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96页。
[5]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第21页。
[6]段炼：《上海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3页。
[7](英)伊懋可（Mark Elvin）：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 The Administration ofShanghai， 1905-1914， edited by Jack Gray， London， 1969. 马骏译：《上海市政（1905-1914）》，上海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一辑。
[8](日)野泽俊敬：《上海近代史年表》，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9]王世刚：《中国社团史》引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0]刘健清：《社团志》内容提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12]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求是》2010年第20期第8页。
[13]李学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求是》2005年第7期第1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4页。
[19]《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1页。
[20]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号，第61页。
[2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22]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页。
[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
[24](意)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25]三界指“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