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一阵奇妙的呼唤将我惊醒。我不知道那呼唤来自何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发现外面正在下很大的雪。我披上大衣，搬起书桌旁的藤椅坐到了阳台上。淡淡的寒意在我的心中荡漾起恬静的喜悦。
飘落的雪的反光令四周的房子看上去就像是静穆的影子。我知道，所有事物的形态都受光线的操纵。在特定的光线下，一切都可能变成影子。生活是影子，一切人的生活。人是影子，所有的人：我的同事们，我的家人们，家人们引来的客人们，当然还有我自己。我懦弱的性格让我与影子关系密切：我在所有的行动之前都犹豫不决。我无时无刻不在犹豫。我就是犹豫。这绝对的犹豫让我比任何人都更像是漂泊不定的影子，无家可归的影子。
雪下得很从容。这可能是今年唯一的一场雪了。我想起那天母亲和外婆关于全球气温升高的议论。很多年以后，雪可能也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绝迹了，就像北极熊一样。
混乱地飘落的雪如果能够累积起来，明天清早的世界将是白皑皑的一片。那纯净单一的景象将令此刻正在熟睡着的人们万分惊喜。
而我因为深夜的惊醒不会再有清晨的惊喜了。我后悔刚刚听到了那一阵奇妙的呼唤。它来自何处？我来自何处？
1.27
这两天的日记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很多事情恰好发生在深夜，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当成是昨天发生的还是今天发生的。而且在事情和我的记录之间，通常还会隔着一个荒诞的梦。它一定会使我的记录部分地“失真”。这是我的日记天生的缺陷。这种缺陷让我怀疑所谓的“真实性”。“发生过”可能毫无意义，就像历史只是“我想从中苏醒的噩梦”一样（这是《尤利西斯》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有意义的是“发生着”。“发生着”让“我”成为意义的决定者或者至少是参与者。当然，如果发生的事情恰好就是那个梦或者恰好就是我无法定义的作品，“发生过”与“发生着”就非常接近了。也就是说，我的梦和我的写作是我的日记中最接近真实的部分。当混乱的世界有规律而无节制地涌向我的时候，梦和写作就成为了一道屏障。这当然是一道十分脆弱的屏障，但是，它能够给我短暂的呵护。这对我生命的延续是多么地重要啊。
清早醒来之后，我马上有点惊慌。柔和的阳光在窗户玻璃上缓慢地摆动，令我误以为季节已经到了春夏之交。我往窗外探望，根本看不到雪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那场交通事故的现场。在受害者被抬走之后，现场至少还留下了血迹。那残留的血迹为想象打开了一道窄门。但是，昨天深夜的雪却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上班的路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雪”迹。我迷惑不解地走进办公室。我告诉同事们昨天深夜的壮观场面。
“你疯了！”
“气温这么高，怎么可能下雪？！”
“那是你做的梦吧。”
“以后再也不会下雪了。”
“甚至都不会再有冬天了。”
同事们没完没了地议论起来。没有人相信我在深夜里目睹的美景。
为什么“发生过”与“发生着”会相距这么远或者说相距这么近？这就好像是“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距离。为什么那奇迹般的雪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不知道究竟是黑夜真实，还是白昼真实。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对还是“他们”对。
1.28
不管怎样，我会总是想起深夜下雪的事情。我原来以为，昨天一上班，同事们就会吵着嚷着到办公楼边的空地上去打雪仗。那应该比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和读报要有趣得多。我完全没有想到昨天的气温会那样高。我深夜里看到的雪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不过，哪怕昨天地面上积起了很厚的雪，同事们也很可能不会去打雪仗。他们习惯了办公室的悠闲。他们害怕出汗。出汗好像是对他们个人利益的侵犯。他们有“个人利益”吗？他们连“个人”都不是，哪来的个人利益？！非“个人”的特征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体制是他们的母亲，它分给他们的乳汁不会让他们吃饱，也不会让他们饿死。这种特殊的营养模式让他们对特殊的母亲产生了特殊的依赖，也让他们对特殊的集体产生了特殊的依赖。
尽管他们不是“个人”，他们却还是没有忘记去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这种建立在嫉妒基础上的个人利益也是一种“比较利益”。但是，与李嘉图发现的那种比较利益不同，这种比较利益发生于国内，发生于办公室之内。同事们都唯恐自己吃亏。在不可能“多得”的庞大计划经济体制里，避免“多劳”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出汗就是多劳的标志，出汗就是吃亏的见证。即使外面有很厚的积雪，同事们也不会去打雪仗。
我不喜欢打雪仗是因为我不喜欢集体的活动。集体让我感到冷漠，让我感到孤独。从前的冬天，我总是趴在窗口，看邻居的孩子们在雪地里游戏。我不想加入他们。我不愿加入他们。我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29
今天又接到了Z的一封信。她说，她不久要去南方出差。她乘坐的火车将经过离我们城市只有九十公里的那个大站。因为同行的人很多，Z不能中途下车，但是她觉得我们可以在那里的站台上见一面。她乘坐的火车将在那里停站十二分钟。
为了这次见面，我只能再请一次病假。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开始大声抱怨这几天的身体不大舒服。我说自己好像有点低烧，而且还伴有作呕的感觉。
处长正在翻动刚收到的文件。“有病了就要去看医生。”他说。他并没有抬头看我。
我装着很不情愿的样子离开了办公室。
我直接去找韦之极为热情的姑妈。她是我们城市里最大的中医院的内科主任。韦之告诉过我，她是世界上最疼爱他的人。而我因为是韦之最好的朋友也得到了她无条件的关爱。我的所有病假条都出自她的手。
我们的处长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病假条的“真实性”。
“这次你想得什么病呢？”著名的内科主任慈祥地问道。
“我已经告诉处长我有点低烧，还伴有作呕的感觉。”我说。
“那你正好是得了现在的流行病呢！”著名的内科主任笑着“诊断”说。
有时候，虚假与真实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
1.30
我把病假条递给处长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生病就应该好好休息。”他冷冷地说着，将假条摆在一边。
我稍稍清理了一下办公桌后，准备离开。
“医生建议你休几天的假？”处长突然不太高兴地问。
“假条已经给你了。”我说。
处长这才拿起我的病假条看了一眼。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我知道处长还有话要说。
“你最近怎么老是生病啊？”处长冷冷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故意咳嗽了两下。
“这样不会耽误工作吧？”处长接着问。
“不会的。”我说。我心想，我们整天都没有事做，有什么好耽误的？！
处长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好好去休息吧。”他眼睛盯着报纸说。
就在处长话音刚落的一刹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突然决定不去了。我突然觉得到九十公里以外的一个车站去跟一个我已经没有什么话说的人说十二分钟的话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这突然的改变让我周围的世界急速地旋转起来。我果然有了一阵作呕的感觉。
我经常会陷入这样一种恐怖的“晕眩”，特别是面临着道德的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选择”为什么会在我的身上有这样奇特的生理反应。假如我能够像韦之那样“堕落地”（这是他自己的措词）生活，或者与他正好相反，过完全道德的生活，我的内心会不会出现持久的平静？
我从晕眩状态恢复过来之后，处长正在认真地读报纸上的一条体育新闻。他不可能知道刚才的一刹那我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地荒诞。
1.31
不上班的日子就要听外婆的唠叨。外婆有唠叨不完的现在，也有唠叨不完的过去。她甚至有唠叨不完的未来：地球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太阳呢？
我惊叹她关于过去的记忆。我惊叹她的过去。她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那座巨大的庄园里。她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她出嫁之后，也经常回到那里……直到革命的到来。那是她的世界。那是她用记忆捍卫的世界。那是永远也不会遗弃她的世界。
我也经常梦见那座巨大的庄园，尤其是庄园门外的那口方方正正的水塘。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都与那口水塘联系在一起。有一天，一具尸体浮出了水面……那好像成了那座庄园的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与外婆相比，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冷漠的体制。她的记忆是被篡改的记忆。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强加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来自何处？
上午醒来之后，我还在床上躺了很久。我奇怪外婆为什么没有不停地敲我的房门。
我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我注意到饭桌上有一张字条，是外婆留下的。她说她到医院陪外公去了。
这么说，今天就听不到外婆的唠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