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荒唐的正义（3）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倭寇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祸根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惟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著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来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效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