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峰[2]
摘要：《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最早论述俄中关系思想的重要著作。该文分析了沙俄政府对华战争的真实目的，揭示了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性质；论述了沙俄侵华政策给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造成的危害影响，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阐明了实现俄国对华和平政策的基本要求。列宁在该文中阐释的俄中关系思想对人们认清近代以来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确立平等友好的交往关系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俄中关系思想是列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研究列宁俄中关系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性质和实质，有助于全面了解列宁时期俄中关系发展与演变的理论根源，从而深化对列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研究。当前，学界就列宁对沙俄政府外交政策的态度、列宁关于苏俄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而对列宁俄中关系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列宁就已经关注中国，关注沙俄对华政策和这一时期的俄中关系。撰写于1900年9—10月的《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最早论述中国问题的著作，也是列宁早期俄中关系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列宁的俄中关系思想为开辟俄中关系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于维护和促进现时期和平国际环境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对华战争》是列宁谴责沙俄侵华政策的经典之作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列强，逐渐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联合照会、武力威胁等方式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取缔义和团，维护列强在华权益。在1900年5月中旬以前，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由于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这种暧昧态度以及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列强不得不改变政策：在对清政府施压的同时，准备实施直接的武装干涉，以保持并扩大其在华侵略权益。[3]
1900年5月底6月初，由俄、英、法、德、美、日、意、奥等八国组成的联合远征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慈禧太后实际统治下的清王朝政府被迫向列强宣战。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割地赔款，再一次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清王朝的“和平”统治。1901年9月，清政府同包括出兵侵华的八国在内的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了包括巨额赔款、拆除军事设施、设定使馆区、镇压国内反帝斗争等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款。《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大、破坏中国主权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东北义和团的迅猛发展，给长期盘踞中国东北的沙俄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遏制了其嚣张气焰。但是，东北义和团的抗俄斗争也成为沙俄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侵略中国的借口。沙俄政府在派出军队伙同八国联军行动的同时，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先后动员十七万七千多人，共组成五个军，分成六路侵入中国东北。”[4]1900年10月，沙俄政府军队基本占领了我国东北的主要城市。沙俄政府参与对华战争以及侵犯中国东北的过程中，掠夺财物，屠杀当地居民，制造多起惨案，暴行累累；另一方面，沙俄的侵华战争也加重了俄国人民的经济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恶化，而沙俄侵华过程中虚伪的舆论宣传则毒害了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政治意识。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一直关注沙俄的对华政策及其参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于1900年9—10月撰写了《对华战争》一文，刊登于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上。列宁在文中全面分析了沙俄对华战争的真实目的、原因和影响，谴责了沙俄等列强的侵华暴行，揭露了对华战争是沙俄等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罪恶战争。《对华战争》一文使戳穿了沙俄政府“美化”对华战争的谎言，使包括俄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沙俄等列强对华战争的真实面目，成为列宁谴责沙俄侵华政策的经典之作。
二、《对华战争》对沙俄侵华政策及其危害的揭露和抨击
《对华战争》一文蕴涵着丰富的俄中关系思想。列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性质；论述了沙俄侵华政策对俄中两国人民的影响，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阐明了沙俄对华政策的阶级性质，揭示了实现俄国和平对华政策的基本要求。
（一）分析了沙俄对华战争的真实目的，揭示了沙俄对华关系的侵略性质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总是为其发动的每一次侵华战争极力寻找“合理”的借口，沙俄等八国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关于沙俄政府参与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沙俄政府统治者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答案，它妄图使人民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参加对华战争“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5]对于沙俄政府混淆视听，妄图掩盖其对华侵略的强盗政策本质的行径，列宁在《对华战争》一文中给予了揭露。列宁明确指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6]列宁的论述揭示了沙俄政府对华战争的真实目的：掠夺中国资源，满足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侵略中国，对中国实施强盗的殖民政策，压迫中国人民。
沙皇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同时，其主战派为了迷惑劳动群众，大肆宣扬沙俄政府参加对华战争是因为“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7]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列宁认为，中国人不是仇视、憎恨欧洲人民和俄国人民，而是憎恨对中国实施掠夺、镇压、毒害劳动人民政策的资本家以及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列宁质疑说：“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8]可见，在列宁看来，所谓“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是有原因的，是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列宁进一步揭示了沙俄政府为首的列强发动对华战争的深层原因：“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9]也就是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使沙俄等列强在华侵略权益受到威胁，沙俄政府对华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镇压义和团运动，以维护沙俄政府在华既得利益；深层原因是瓜分中国，扩大其侵略权益。
列宁关于沙俄对华战争真实目的和原因的分析与论述，揭示了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基本性质，这就是沙俄政府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俄中两国关系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甚至以前更早的时期。1689年，俄中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保证了俄中一个半世纪的边界相对稳定与和平往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强迫清政府给予经济、政治等特权，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自然也不甘于落后，力图在侵略中国中分得一杯羹。自19世纪50年代起，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占领、战争威胁、外交讹诈等手段，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诸多经济、政治等特权，侵占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沙皇俄国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可见，沙俄时期的俄中关系是一种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面对沙俄的侵略、掠夺和压迫，当时的清朝政府只是被动应付，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沙俄的贪欲，换取暂时的和平，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统治。正是俄中两国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激起中国人民反抗沙俄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的典型代表。
（二）谴责了沙俄侵华政策的危害，提出俄国无产阶级应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列宁在《对华战争》一文中，不仅论述了沙俄侵华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揭露了对华战争期间沙俄在华暴行，而且分析了沙俄政府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俄国人民造成的影响，揭示出沙俄侵华政策也不符合俄国人民的利益，阐明了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真实关系：“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而且俄中两国人民具有相似的命运：“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10]
第一，沙俄侵华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沙俄政府对华执行的是一种极为反动的政策，不仅是资源的掠夺、领土的扩张，更是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沉重灾难。正如列宁所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11]首先，列宁揭露了沙俄政府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1896年的《中俄密约》使沙俄攫取在中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沙俄政府在中国土地上修筑铁路，付给中国工人极低的报酬，并利用中东铁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然而，沙俄政府却将这一系列侵略行径“美化”到像是“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对此，列宁反问指出：“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12]其次，列宁揭露了沙俄军队在对华战争期间的野蛮罪行。沙俄等八国联军侵华的总兵力在最多时达到“十二万八千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火炮二百七十六门。”其中，沙皇俄国政府军队“两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三千人，随带火炮四十四门。”[13]正是在沙俄这支军队的参与下，联军血洗天津、攻占大沽炮台、在北京公开抢劫、杀人放火，……残酷镇压了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列宁在评论沙俄政府和军队在对华战争中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时，愤怒地指出：“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14]然而，对于沙俄政府来说，趁火打劫是它扩张领土、侵略邻国惯用的手法。事实上，在伙同联军行动的同时，沙俄政府派出大批军队侵犯中国东北，妄图实现其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沙俄军队所到之处，烧毁村庄，屠杀平民，且手段极其残忍，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沙俄军队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对中国平民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至少有7000人在这两次惨案中被杀害。对于沙俄政府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列宁评论指出：“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15]这是沙俄军队在华暴行的真实写照，充分暴露了沙俄帝国对华政策的野蛮、残暴及其反动本质。列宁认为，沙俄政府军队在华暴行是对沙俄政府官方媒体和“摇尾乞怜的记者们”宣扬的所谓“文明的欧洲人”、“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16]的极大讽刺。
第二，沙俄侵华政策给俄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践踏了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沉重灾难，也给俄国人民造成诸多沉重负担，沙俄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使俄国“人民更加贫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17]首先，加重了俄国人民的经济负担。战争必然需要庞大的军费支出，这是毋庸置疑的。沙俄对华战争中的战费起初甚至每天就达到几十万卢布。那么，庞大的军费支出来源于哪里？列宁指出，沙俄发动对华战争耗费的是“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18]列宁引用财政大臣维特的言论进一步论证指出：“1900年1月1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现款25000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19]而为了维持侵略战争进行以及继续推行侵略政策，沙俄政府必然增加人民的征收税额，使人民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列宁指出：“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20]其次，对华战争使俄国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21]列宁的论述准确揭示了对华战争给俄国人民生命财产以及生产和生活造成的有害影响。再次，沙俄的对华政策毒害人民的政治意识。沙俄政府通过御用媒体的宣传，歪曲对华战争的性质，挑拨俄中两国人民的关系，激起俄国群众对中国的仇恨情绪，以对中国的战争转移国内人民对沙俄政府的不满，从而使人民群众无法认识自己的“真正敌人”，维护专制统治。列宁在《对华战争》中揭露了沙俄政府的险恶用心。他指出：“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制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22]
由此可见，沙俄的对华政策及对华战争给俄中两国人民都造成了沉重灾难。俄国人民同样是沙俄政府专制制度和对外侵略政策奴役的对象。正如列宁所说：“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23]因此，沙俄对华掠夺政策是俄中两国人民都不愿接受的。反对沙俄对外侵略政策，实现俄中平等关系，符合俄中两国人民的利益。列宁认为，俄国的觉悟工人有责任带领劳动群众认识其“真正敌人”，引导人民不被专制政府转移人民“注意力”的虚伪宣传所迷惑，使劳动人民同觉悟工人一道投身反对本国专制统治和剥削阶级的斗争，以支持声援中国人民反对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斗争。在这里，列宁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这是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思想的萌芽和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压迫民族自身的解放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24]
（三）揭示了沙俄对华政策的阶级性，阐明了实现俄国对华和平政策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性质决定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其对内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体现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那么，沙俄对华政策服务于那些人呢？沙俄政府的对华战争对谁有利呢？列宁在《对华战争》一文中自问自答指出：沙皇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要职的贵族有利。”[25]列宁的论述明确指出了沙俄对华政策“对谁有利”的问题，即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些人服务的问题。显而易见，沙俄对华政策损害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只是代表了少数资本家和贵族统治者的利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也就是说，沙俄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26]。这是沙俄对华政策阶级性质的最直接体现。
通过对沙俄对华政策阶级性质的分析和批判，也促使列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进一步思考：要改变俄国的对外政策，实现对华平等与和平的外交政策，必须“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迫使政府“不要光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27]，而应从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解决问题。列宁认为，首先要发挥觉悟工人的作用，壮大反对专制政府的力量。因为觉悟工人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28]，俄国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中挣脱出来”[29]。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带领劳动群众开展反对专制政府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专制统治，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权，是维护俄国人民利益、实现和平对外政策的唯一的办法。这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30]
三、《对华战争》关于俄中关系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分析、论述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基础之作，包含了列宁对早期俄中关系的认识、批判和思考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标志着列宁早期俄中关系思想的形成。列宁《对华战争》一文中的俄中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一，列宁关于对华战争目的、原因的论述，使包括俄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能够认识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使沙俄等帝国主义“美化”侵略战争的虚伪宣传不攻自破，有力地回击了“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的谬论，这有利于唤起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声援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31]
其二，列宁关于对华战争的阶级性质和沙俄等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论析，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正确认识本国剥削阶级政府的侵略本性和反动本质，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先进分子正确认识被压迫、被剥削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有利于唤起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开展反抗本国剥削阶级反动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从而推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支持和配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反对侵略的斗争。
其三，列宁关于改善俄国对外政策基本要求的主张，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使命感，提升工人阶级在劳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自身权利、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的重要理论指导，因为“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对本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要摧毁资产阶级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剥削”[32]，这是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揭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实践的序幕。列宁《对华战争》一文中关于沙俄时期俄中关系的评价和思考，对于苏维埃政权外交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与沙俄政府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主张。1917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亲自起草的《和平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体现了苏俄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主张。《和平法令》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呼吁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33]，并以劳动群众的立场阐明了苏俄政权对待民族问题和民族国家关系的态度；主张废除秘密外交，废除“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34]的秘密条约，倡导建立持久和平为基础的国家关系，这与沙俄时期对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其次，苏维埃政权宣布放弃沙俄在华一切侵略权益。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北方的邻居已不再是“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而是“工农政府”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主张与中国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发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这是苏俄发展对华关系最直接、最明确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宣布放弃沙俄在华一切侵略特权，拒绝接受庚子赔款，建立俄中平等关系，实现持久和平，这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华政策的真正平等原则。第一次对华宣言为苏俄政府和以后的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国家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35]
最后，苏俄政府积极援助中国革命。苏俄政府成立之初，在争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多次派出革命者与中国民主派和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取得联系，积极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援助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正是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进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是列宁俄中关系思想及其指导下的苏俄对华政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充分体现。
沙俄政府参加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是，对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痛却无法抹去。“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内的中国近代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永远是激励我们致力于独立自主，争取民富国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正如邓小平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36]列宁论述俄中关系的重要著作《对华战争》也已经发表一个多世纪，但是他在该文中阐发的俄中关系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此文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为李爱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研究”（批准号：13AG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李士峰（1981—），男，山东高唐人，聊城大学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3]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1页。
[4]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6—347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79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
[13]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0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282页。
[1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2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281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2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6页。
[2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
[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
[2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2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2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30]《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31]俞良早：《列宁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2]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3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3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35]王凤贤：《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再认识——基于苏联解体后公布之档案资料的考察》，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