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海[2]
摘要：经过学术界十余年的介绍、评析、借鉴和探索、创新、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通过对有关成果的深入分析发现，理论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无论是理论、功能、价值，还是制度、体制、机制，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与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还不相称，亟需进一步聚焦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不断拓宽研究路径，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质量，努力构建和完善概念清晰、范畴规范、论证深刻、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和制度机制，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制度保障。
协商民主作为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范式和形态，已引起中外政治理论界的持续广泛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3]后，协商民主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客观地讲，虽然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探索较早，但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却起步较晚。国内有关研究成果表明，协商民主理论建树还不够成熟，制度机制也不很完善，实践路径更有待拓展，不少领域仍有许多待解之谜。可以说，我国协商民主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亟需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只有尽快改变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状况，才能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协商民主”是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发明和使用的，后来逐渐演变成西方学术界讨论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的兴起，主要是因近些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或选举民主）奉行的简单多数原则已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由此引发的决策合法性缺失、公民政治冷漠、民众政治疏离、政府公权膨胀等问题，使西方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为了弥补和解决代议制民主自身固有的缺陷与不足，他们认为，以倡导公民通过理性的对话、沟通、讨论、商量、辩论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能够实现对代议民主（或选举民主）的完善和超越，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所以，协商民主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在西方引起广泛讨论，并迅速发展成为政治理论界的重要成果之一。特别是随着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吉登斯、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等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支持、倡导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主理论的核心”[4]。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视角研究协商民主，推动着民主不断走向协商。
我国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大体经历了一个介绍、评析、借鉴和探索、创新、发展的过程。
1．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介绍、翻译和评析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2001年4月，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访华期间所作的“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的演讲中，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协商民主，开始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协商民主的关注。2002年，俞可平教授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上）一文中，简要介绍了新兴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2004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家刚博士选编的国外学者《协商民主》论文集。2006年和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分两批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分别是：《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协商民主论争》、《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这些著作为我国学者了解和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国外文献参考资料。这期间，《审议民主》、《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等介绍和评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也相继面世。上述成果从不同视角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原因、基本概念、核心要素、价值诉求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析。
2．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反思和探索我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自2003年起，我国学者在引介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同时，开始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考量和观照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并反思和探索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从笔者目前查阅到的国内文献看，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是最早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2003年，林尚立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中，提出协商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新世纪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5]的观点。之后，陆续有学者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并开始呈现出研究视角逐步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的特点。特别是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重要形式”[6]后，关于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这期间，国内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软法与协商民主》、《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协商民主与中国当代政治》、《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论》等。论文方面，据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表明，国内发表的篇名中包含“协商民主”的学术论文，2007年以前还不足100篇，到2012年底已达1000余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协商民主问题的也有近10篇，已经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主要有《当代中国民主协商研究》、《从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民主》等。
这一时期理论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价值，协商民主与我国政治协商的关系，协商民主与我国人民政协的关系，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等，并开始尝试在研究工作中对协商民主进行理论创新。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许多争论与分歧，表现为各自观点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状况。有的学者主张协商民主是外生论即舶来品，认为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形态，但与我国的政治协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并汲取其合理成分，发展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些学者主张内生论即创造物，认为协商民主在西方只是正在讨论和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对中国来讲，实践中早已存在，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现行的政治协商制度就是我国协商民主的特有形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二者在理论基础、文化传统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并在研究工作中逐渐开始使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特定概念，以示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分。
3．深入开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讨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后，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围绕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掀起了新一轮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热潮，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除了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史稿》外，其余主要是学术论文。据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十八大召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发表的篇名中包含“协商民主”的学术论文已达600余篇，占我国协商民主研究学术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过十八大召开之前十多年发表的有关协商民主研究学术论文的一半以上。可见，我国的协商民主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和讨论，我国的协商民主研究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过去试图用西方协商民主的概念、特征和内涵来考量、观照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更多地转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自身的探讨和阐释，并基本达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本质不同的共识，认为协商民主是我国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在这一时期，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身的起源、属性、功能，特别是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机制和程序等方面展开的，彰显了我国学术界在协商民主研究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问题分析
十几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健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通过对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不难看出，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从研究成果上看，虽然协商民主已与选举民主一起成为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但与选举民主、代议民主等相对成熟民主形式的理论形态相比，还存在着研究成果的总量偏少、视域不宽、重复度较高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研究水平尚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研究领域更需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从笔者目前查阅和搜集到的国内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文献看，国内已经出版的著作仅有20余部，其中，专著不足10部，并且独著更少，其余全部为译著或论文集，而且大多为国外学者的论文集。论文方面，据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国内学者十多年来发表的篇名中含有“协商民主”的学术论文共计1600余篇，但无论是题目本身还是研究内容都存在着重复度较高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党际协商、政治协商等方面，特别是围绕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开展研究的学术论文最多，而对其他类型、领域和层次的协商民主的研究论文较少，不能及时和真实反映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状况，更落后于我国各级各类组织不断探索并正在开展的民主协商的生动实践。以上状况表明，即便我们不谈已取得成果的质量，如果仅仅从成果数量的角度讲，对于一种新型理论的建构、发展和成熟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研究方法上看，存在着定性描述多、定量分析少，史实叙述多、逻辑论证少的现象，还不能为建构科学完善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提供经验和学理上的有力支撑。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少成果注重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属性、地位、功能的定性研究，对我国不同层面特别是社会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主协商形式以及取得的鲜活经验关注不够，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归纳总结和理论提炼，仅有少数学者对个别基层乡镇的民主协商实验和社区的民主协商议事活动进行过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而对各级人大、政府等组织时常开展的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等民主协商形式，很少有学者问津和深入研究，从而导致我国协商民主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应用性不强。与此同时，还有些研究成果过多地依赖历史资料和现实做法说明问题，对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基本精神、原理方法、内在机理等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和缜密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较弱，不利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有的学者就指出，“一些学习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方面的文章，感到有些作者对中国协商民主的体制、机制甚至基本情况了解甚少，主要是在一些翻译过来的概念或定义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而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的文章，则往往停留在具体工作层面谈问题，眼界窄了，理论性也不够”[7]。
从研究内容上看，存在着注重对国家层面已有协商民主制度的规范研究，忽略对其他层次民主协商的微观探视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窄、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对策研究较弱现象，不利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现有的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的协商民主研究主要集中在现有国家层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发展较为成熟的宏观政治领域，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民主协商制度和形式研究较多，而对于近年来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包括人大、政府）、群众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网络社区等不断探索创造的、广泛多层开展的，涉及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较少；另一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也很不深入、系统，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另外，理论界关于我国民主协商内部工作机制和原则方法的研究显得更加薄弱，特别是对于各级各类不同层面民主协商的主体、内容、形式、场域、程序等内部微观问题的探讨较少，尤其是具有创新性、建设性和指导性的成果更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协商民主的规范有序开展，影响了民主协商的效果和质量。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成果，但其总体研究水平与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地位、功能和作用还很不相称，无论是在理论深化、经验总结，还是在制度建设、机制创新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国内较早从事协商民主介绍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协商民主已成为我们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对协商民主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在理论上，我们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我们还缺乏完善的制度机制”[8]。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还处于理论体系的起步和建构阶段。
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路径思考
党的十八大在全面总结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确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9]，并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10]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1]，并重申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2]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与上述科学论断并不十分匹配，尚缺乏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还不能为之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应该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自觉，抓住十八大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的极好机遇，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特别是协商民主的研究”[13]。
根据我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实，结合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具体地说，今后我们要立足历史与逻辑、批判与借鉴、解析与建构等多重维度，进一步拓宽研究路径，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深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工作。
从宏观层面来讲，我们应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紧密联系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历程，尤其是要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阶层、组织形式、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日益多元化的实际，全方位地考察和剖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资源、历史演进和国际借鉴。特别是要从镜鉴的视角，进一步深化对中西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从学理上真正厘清中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来源、历史背景、发展理路和未来前景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差异，尽快从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真正实现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切实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同时，还要从法理上对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一系列政治架构和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切实把协商民主放在党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全局中去考量，深刻阐释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并通过逐步加强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进一步满足公民参与诉求，从而真正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
从中观层面来看，我们应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整体视野，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构建，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规律进行规范研究，多视角地探讨和阐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制度体系、机制创新和价值目标，着力从理论上阐释其生成路径和内在机理，分析其发展困境和实现条件，努力构建和完善概念清晰、范畴规范、论证深刻、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不断增强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与此同时，还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从逻辑上探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我国政治文化由传统管理方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变，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立体多层的协商民主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不断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网络社区的协商渠道，努力实现不同阶层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全覆盖，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等领域中沟通交流、化解矛盾、形成共识的重要作用，从而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从微观层面来说，我们应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出发，紧紧围绕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和体制机制，认真和及时总结我国在各个层次、不同领域探索和发展协商民主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凝炼升华，分类型、分层次、分领域地明晰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方法和协商程序等具体问题，特别是从发展的视域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提供科学合理的原则和方法指导，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努力推进不同民主协商形式的规范有序开展，切实提高我国各种形式民主协商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不断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坚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自信。
最后，我们还要加强和深化对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努力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从而发展和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此文载于《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
注释：
[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理路与制度创新研究》（14BZZJ01）、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研究》（321021405）的阶段性成果。
[2]孙德海，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4][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2日。
[7]卞晋平：《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 推进协商民主建设》，载《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8]俞可平：《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载《学习时报》2013年12月24日。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3]李君如：《以高度政治自觉推进协商民主的研究》，载《北京日报》，2013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