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文献中，恩格斯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并指出了这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意义：它将最终导致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恩格斯论证了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它必然要从革命反抗的初级自发形式过渡到更高级的、更有组织的斗争形式——从反对单个雇主的局部的和分散的行动到工人对剥削者的有系统的反抗并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斗争，从无产阶级力量在分散的各个行业组织内的联合到创立全国范围的阶级组织。他阐明了罢工和工会所起的阶级斗争学校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走政治斗争的道路才能给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以决定性打击，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正因如此，他才非常重视并高度赞扬英国宪章派的活动，因为英国宪章派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到了政治领域并发动了一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集中形式。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看出了宪章运动的致命弱点：它不能理解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目的，其表现在于该运动领导者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偏狭性。他得出结论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必须找到获得社会主义意识的途径，而这样就需要将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不是罗伯特·欧文的那种脱离了真正阶级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这一事实。恩格斯自己后来把这本书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还有明显的“痕迹”表明它承袭了德国的古典哲学。恩格斯指出，那种认为资产阶级本身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优越性也感兴趣的论点，就是这种思想尚不成熟的一个例子，表明它是受了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的。这样的错觉在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错觉，它常常被说成较之英国资产阶级要无私得多。[12]正如他本人后来在德文第2版（1892年）的序言中所承认的，他认为英国离社会主义革命为期不远的想法也太过于乐观。
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这两部巨著外，本卷还收有他们所写的一批报刊文章及手稿提纲等。这些文章几乎全是马克思在1845年2月初被迫迁居布鲁塞尔后写的，因为当时法国当局封闭了巴黎的《前进报》并驱逐了该报的一批撰稿人和编辑。马克思在比利时首都一直从事理论和政治工作，直到1848年欧洲发生革命为止。恩格斯有些报刊文章是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同时撰写的——也就是1844年9月至1845年4月他住在巴门的时候。他在巴门还继续给欧文派的《新道德世界》撰写关于大陆上的革命运动情况和共产主义宣传的报道。恩格斯的另一部分文章和报道，包括他1845年秋天重新为宪章派《北极星报》所写的文章，都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他从1845年4月起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内写的文章和报道，其内容与他们在两部重要著作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相一致。它们旨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热情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传播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批判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潮。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德国公民手册》、《社会明镜》和《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是当时在德国出版的社会主义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把他们的许多文章投给它们发表，但这些报刊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却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喉舌，与革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格格不入。他们试图对其中一些报刊在方向上给以影响，恩格斯还特别竭力想使《社会明镜》具有革命的批判性质，但都没有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这些报刊的合作只能是偶然的和短期的。他们很快便与其中一部分彻底决裂，并在别的刊物上撰文反对它们。但是，即使他们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稿件，也都划清了革命的共产主义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倾向的界限，对阐明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对推动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趋势起了不小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他们的第一批拥护者就已经开始团结在他们周围了。
马克思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文章本来是给上述报刊中的一家写的，但一直没有发表。本卷收入了新近发现的该文草稿，其中有对李斯特这个德国资产阶级辩护士所持观点的尖锐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当时正力图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马克思强调指出，李斯特的观点反映了德国资产者的面目：他们高谈阔论民族利益，想以此来掩盖其贪婪的剥削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而他们对贵族又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媚态。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只批判李斯特的观点。本卷发表的这篇草稿证明，他为思考理论问题，为研究如何唯物主义地解释“劳动”、“工人”、“交换价值”、“生产力”等等这样一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认真的工作。马克思分析并揭示了工厂和工厂生产的“人的核心”与它的资本主义“肮脏外壳”之间的原则区别：工厂生产创造出“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创造出新世界秩序的力量”，它的资本主义“肮脏外壳”必须被打碎，以便使社会的生产力从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这篇草稿中提出的想想，随后在其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得到了发展。
《铂歇论自杀》一文证明，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时不仅试图揭示它的经济矛盾，而且还要暴露资产阶级的道德、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从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回忆录中获得了关于自杀者及其自杀动机的材料，并利用它们来说明资产阶级世界由利己主义、对人格的侵犯、对纯真感情的践踏和畸形的家庭关系所统治。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文章《大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等是他在巴门工作期间写的。它们描绘了德国40年代的社会不满情绪、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劳动人民对社会的不满，这些都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得到反映。这些文章内含值得注意的传记材料，显示了年轻的恩格斯怎样灵活多变、满腔热情地在普鲁士莱茵省开始他的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和报刊活动。
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根据他在英国的切身经历以及对德国状况的透彻研究，详尽地谴责了被内部矛盾困扰得百孔千疮的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他谈到“少数富翁和多数穷人两方之间的矛盾”，预言“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矛盾就会继续深化。针对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人力资源的野蛮浪费、无止境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这样一个世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按人道主义原则和经济原则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13]。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恩格斯也同样力图论证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推广这些试验性的移民区便可以和平地改造整个社会制度。恩格斯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些移民区的意义毋宁说在于它们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在集体的基础上更公正更合理地组织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可能的。
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写的著作中还有《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这一著作包括他翻译的傅立叶著作《论三个外在统一》中的摘录，以及他本人写的前言和结束语。恩格斯不辞辛劳地翻译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代表作并非偶然。他高度评价傅立叶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并打算把傅立叶的著作收进他和马克思计划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中去。他从傅立叶著作中有选择地做的摘录揭露了金融和商业领域中盛行的贪婪、唯利是图和欺骗之风。恩格斯的这篇著作也是向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发起的第一次公开进攻，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学说贬低为某种感情的、折中的、抽象的东西，从而脱离革命斗争的要求。
恩格斯论傅立叶的文章和他出版其他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意图，表明马克思和他自己都对他们的思想先驱者怀有极大的敬意。他们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弱点，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看不到它的合理成分，因为认识这种合理成分有助于教育工人，从而促使他们树立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密切相关的是马克思写的《英国的一次罢工》和《英国谷物法史》。这两篇文章补充说明了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第二篇文章描绘了1842年8月的工人示威以及结为反谷物法同盟的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拥护者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挑衅作用。
本卷中还有1845年9、10月恩格斯发表在《北极星报》上的数篇文章。恩格斯告诉他的英国宪章派读者，与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采取的中间道路的或摇摆不定的立场相比较，德国工人阶级的鲜明特点就是更激进和更易于接受革命思想。这些报道阐明的基本思想之一是：“有自己的运动，即饭碗问题的运动”的工人阶级必须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14]。
本卷中“准备材料”部分里发表的是一些计划草案，这些材料反映了马克思有意研究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以及他那洞察秋毫的头脑究竟探索过多少不同的领域（国家问题、法国革命历史问题，等等）。附录中除其他传记材料外，还收有马克思同列斯凯出版社签订的关于出版他计划中的两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后来《资本论》的构想得以具体化，正是由于有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部分实现的计划。
在编入本卷的著作中，有一些是首次译成英文。其中有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铂歇论自杀》、《〈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以及附录的全部条目。
恩格斯著作中的以下几篇是过去一直未译成英文的：《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英国谷物法史》和《社会明镜》发刊词（发刊词是和赫斯合写的，故编在附录中）。第一次以原著所用的语言重印的有恩格斯的载《北极星报》的两篇文章：《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和《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根据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英译文刊印，该译文在19世纪80年代经恩格斯本人认可。原文和译文之间凡影响到意思的重大出入处，都在脚注中分别加以说明。
过去用英文出版过的著作，有的经过重新翻译，有的根据原文进行了校订，关于各篇著作特别是手稿在处理上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本卷刊印的大部分著作都译自德文。凡是译自其他语种或作者本来用英文写的著作，都各在篇末加以注明。
（沈渊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总第19期。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9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45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7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68页。
[10]《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2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89页。
[1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03、60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