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7卷说明[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收集了他们在1848年3月至11月这一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和1849年革命年代中的著作共分三卷（第7卷至第9卷），本卷是其中的一卷。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主要是由于当时在欧洲相当大的地区依然普遍存在着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危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需要肃清封建的残余，消灭封建时代遗留的影响，如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波兰人、匈牙利人和力求独立的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遭受的民族压迫等等。
在法国，1789-1794年的革命已经扫除了封建主义。但是，当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金融贵族巧取豪夺的统治和它享有的政治垄断权开始阻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另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是在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而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发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日趋加深的冲突——这一冲突在法国变得特别尖锐，在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是如此——给这个时期的革命事变留下了深刻的标志，影响了它们的进程，决定了它们的特性。
在这些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他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绝非仅仅是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是非常积极而实干地亲自参与了革命活动的。他们表现出了作为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作家、小册子编撰者以及组织和领导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并率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真正人民领袖应有的品质。
1848-1849年的革命对于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作为政治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确实是第一次严峻的实际考验。在形势瞬息万变，各阶级力量界限分明，群众的革命活动蓬勃兴起的革命时期，永远是考验党的学说和思想体系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来说，1848-1849年的这个考验表明它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则具有坚固的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同样，这次考验也揭露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面目，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许多人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弱点。
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创立它总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制定出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但是，当前的一些政治战略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清楚地揭示在革命年代活跃在轰轰烈烈的事变中的各种阶级力量，是能够准确地阐明这些事变的内在性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能够预言这些事变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后果的。他们提出的政治纲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通过坚决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对当时的事变进行了分析，从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和一般原则，从而永久地丰富了革命理论。列宁后来曾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头来研究这一中心点。”[2]
本卷开头第一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以1848年3月普鲁士和其他德国各邦的起义为开端的德国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目标，因而像一条线贯穿全篇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密不可分的思想。第一项要求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当时它分为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是德国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当时，同这个要求紧密相联的是另七个要求，即废除封建压迫，使农民摆脱一切封建徭役和消灭贵族统治的整个经济基础。《要求》的详尽纲领保障国家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真正民主的和代议制的立法议会，实行普选制，进行根本的司法改革，实施普遍的公费教育，以及武装全体人民，作为保卫他们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德国无产阶级、城市下中产阶级和小农日益高涨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所推动起来的革命浪潮更加汹涌澎湃。他们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城市下中产阶级和小农是能够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地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这个观点是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学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学说看来，革命的起点是扫除一切封建主义残余，而它的目的则是实现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而，他们在《要求》中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如：把封建领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没收来的土地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和一切运输工具收归国有，保证所有工人都有工可做和国家供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已经把《共产党宣言》刚刚宣布的一般论点体现在适合于一国特殊情况，而且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特殊情况的具体条款上。
本卷的大部分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后所写的，发表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新莱茵报》上。这些文章不仅记载和说明了事变，而且影响了事变。它们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反映了它们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运用的策略。
《新莱茵报》是民主派的机关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写的，“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3]。报纸的这个方针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即阶级力量的实际组合决定的，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它的软弱性和缺乏组织，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散在全国的二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不了任何重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站在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一边。
《新莱茵报》虽然举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但它并不是特定的民主派组织的正式机关报。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断批评德国民主派的缺点和错误，他们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以及好走极端和搞“革命冒险”活动。即使在从巴黎回国以前，他们也强烈反对过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制定的以志愿军团拥入德国以发动一场共和主义的起义计划。本卷发表的文件（例如，《给〈人民报〉主编埃蒂耶纳·卡贝的信》和《致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委员会》）揭露了这个计划的真正本质。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否定这种“输出革命”的冒险和阴谋计划。他们在总的民主运动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因此他们竭力吸引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真正的革命群众斗争，并促使他们采取更加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他们还使他们的拥护者重视组织工人联合会，注意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这些都是建立工人的群众性政党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他们的路线，尤其反对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的宗派主义观点。这些人根本不懂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面临的任务，因而宣布反对工人参加一般民主运动。他们反对为了要求政治民主而进行斗争，反对同民主派联合行动。马克思和与他具有相同观点的人同哥特沙克之间争论的起因反映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会议记录》[4]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驳斥了斯蒂凡·波尔恩的策略，因为他要限制工人阶级的斗争，把斗争严格规定为只求达到职业上的经济目的，而这实际上就会使无产阶级背离德国人民面临的政治上的总任务。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批评波尔恩的机会主义，因为他为团结各工人联合会所作的努力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把波尔恩的纲领和策略同《新莱茵报》所遵循的方针等同起来的任何企图（参看《都灵的〈协和报〉》）。
以马克思为首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司令部。它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中心，领导着革命时期全德国盟员的政治活动。《新莱茵报》的革命宣传，它对反革命力量及其唆使者的揭露和对民主要求的捍卫，使它的编辑们在德国民主团体内和在国外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被看作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战士。恩格斯后来写道：“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5]
《新莱茵报》反对法庭、警察当局和军队的横行霸道，反对杀害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反对种种钳制新闻言论的企图（参看《许泽尔》、《逮捕》、《驱逐沙佩尔的企图》、《国家检查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等文章），它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报纸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新闻报道，它的战斗性，它的严谨语言，以及广泛运用政治揭露和利用犀利的讽刺打击革命的敌人。
《新莱茵报》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而且促进了群众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增长勇气、毅力，从而为采取果敢行动做好准备。《新莱茵报》的编辑们以自己在莱茵地区工人组织和民主派组织（如科隆工人联合会和科隆民主协会）中的实际活动亲自树立了榜样，他们利用报纸和通过个人接触坚持不懈地努力向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施加革命影响，这一切对于把人民团结在革命旗帜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莱茵报》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德国革命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涉及欧洲革命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试图分析革命时代社会发展的一切重要方面。他们从广阔的历史来审视革命，把它看作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懂得，广泛分散在各处的事变正如一条锁链上的各个环节是互相联系的。
《新莱茵报》曾支持过许多国家的革命活动，所以被公正地认为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革命机关报。它是第一个表达欧洲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阐述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的、有影响的、广受欢迎的报纸。无怪乎当时欧洲劳工运动的进步领袖都对该报坚定的革命倾向表示钦佩。例如，1848年6月24日宪章派的《北极星报》写道：“宣布自己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异常的勇敢，我们为它欢呼，它是向形形色色的暴政和不法行为进行大讨伐中的一个可敬的、能干的和勇敢的同志”。
《新莱茵报》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立场在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是德国，而且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唯一一家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起义者方面的报纸，它无畏地支持它们，驳斥统治阶级及其报刊对他们的肆意诽谤谩骂。恩格斯为六月起义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评，马克思也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月革命》。这些文章是在事变还在进行中或者事变过后紧接着写的，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同时对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这次起义和过去一切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次起义是针对剥削制度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深刻的阶级矛盾的最初的严重表现，“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6]马克思阐明了这次起义是2月22日至24日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推翻七月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法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无产阶级群众对资产阶级侵犯他们权利的回答。正如马克思所指明的，六月事件打破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充满博爱与和谐的幻想。六月事件暴露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证明了解放工人的唯一道路就是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一点正是六月起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之所在，尽管工人在起义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恩格斯在《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科隆日报〉论六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等文章中探讨了六月事件的军事问题。这些文章把六月起义描述成“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7]，并且还论述了关于当时条件下街垒战斗的性质、意义和方法的许多重要看法。这些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不仅赞赏街垒战士的英雄主义和无私精神，而且还赞赏巴黎工人掌握必要的实际军事技术和知识的能力。他写道：“令人吃惊的是：工人竟那样迅速地掌握了军事行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