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阿·古尔德纳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马克思主义起着双重作用：提出短期的政治改革或与政治改革结盟，以便为推翻整个制度寻求立足点，通过许诺一个长期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普遍革命，为拯救现世提供希望。马克思主义还包含有均变说和灾变说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均变说的，因为它坚持认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永恒的论断是意识形态的玩意。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还主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规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个制度的灭亡。后者是以一种空想的灾变论形式出现的，因为超越现在和实现向一个更为优越的未来世界过渡的机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规律所固有的，据说这些规律将肯定使资本主义走向毁灭。这种崩溃理论同一种潜在的千年王国灾变论是共鸣的。
马克思主义还明确地暴露出那种在当时极为典型的介于抛弃宗教信仰和迫切需要信仰之间的模棱两可态度，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时更是如此。一方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现代科学文化和战斗无神论的观点出发，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但另一方面，它又把自己构造为一种可以控制由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新事物。它与新兴的有威望的科学结成联盟，来同统治阶级与教会的联盟相抗衡，以为这种科学的铁的规律能保证它的现世愿望的实现。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确定性的言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强调，使后世的意义显露出来，作为正衰退着的信仰的替代物，作为与仍然完整无损的教会相抗衡的力量，而起着自己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化，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的压力与诱惑，而且也表现了在工业主义冲击下工人阶级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痛苦。
这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种相互冲突着的趋势的妥协：一方而，是用科学取代旧的宗教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发挥与正在被废弃的宗教相类似的作用的趋势。但是，需要看到这里有一种矛盾的情况，它使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难以满足宗教和科学的特殊要求，同时却又使宗教和科学达到某种综合。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地表述为，“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宗教。”马克思主义由于否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而不能被看作一种宗教，由于信仰铁的历史规律又同这种神圣存在物相一致。重要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形式上的相像，而是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挥着某些类似的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所允诺的未来是必然的，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不以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更不用说以他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了。它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保证的。
因此，关键不在于宗教是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本质”，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当时构成宗教的背景的某些相同势力的反映；是对刚刚被传统的制度和组织、被工业主义和世界市场强化了的焦虑情绪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隐藏着的本质”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所起到的某些作用。
尤其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当代苦难中心的论述，表明了它与基督教具有某些相似性——基督教是下层被压迫者的一种宗教，是关于一个受难的上帝的宗教，体现着结束苦难的希望。因此，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救世的宗教”是一致的，这种“救世的宗教”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兄弟友爱来恢复人类的统一。由此可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融合的东西，它把科学同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诺言结合起来，以克服所有苦难，实现兄弟友爱。因此，它是宗教与科学的伟大的现代综合。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以一种特别的、隐蔽的方式这么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人们通常了解的宗教，也不是人们通常了解的科学，而是一种与特殊的精神考古学杂交的产物：在对科学大为崇信的形式下面有一种与宗教的潜在联系。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就是把宗教的明显的神学上层建筑同宗教对苦难的关心明确地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由于包含着“科学的”性质而限制了它对苦难的关心：它宣称在解除苦难之前，必须首先使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到发展，需要解除的只是不必要的苦难，因为只有这样的苦难才能被解除；尤其是，它宣称只靠单纯的意志是不能解除苦难的。马克思不断告诫那些在他看来过于夸大了“意志”力量的人，批评他们是伤感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
上面的情况还不能说明，宗教因素是如何被逐渐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去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是出身中产阶级的世俗知识分子的教义的话。难道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因素被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去，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于同情工人阶级的苦难而表达了在别处所激起的宗教感情吗？实际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当时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基础之上的，同认为马克思本人表现了对工人阶级苦难的伟大个人同情，是很不相同的。我不知道有什么能证明马克思表现了这种同情。如果没有表现这种同情，那么马克思是怎样把那些与宗教情感共鸣的因素注入自己的理论中去的呢？这些因素是怎样渗透到马克思主义中去的呢？要考察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一般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的那个文化阶层，即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态度。
千年王国与青年黑格尔派
1837年，当19岁的马克思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时，他很快就被置于博士俱乐部的庇护之下。该俱乐部的成员大部分都比他年长，他们向他解释和传播黑格尔主义。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尽管对黑格尔的“离奇古怪的调子”开始就不甚喜欢——开始为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发展出力。尤其是，就是在那里，马克思受到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的强烈影响，众所周知，后来马克思希望与他一起到波恩大学执教。
鲍威尔相信，当前的时期是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直到那时为止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完全解放的一个准备，他相信这个解放已经迫近。1840年，鲍威尔描述了在黑格尔死了9年之后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状态：“门徒们像一家人一样和睦地待在他们的导师留给他们沉思的观念王国之中，所有关于千年王国之梦似乎已变为现实。”
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鲍威尔写道，与人类敌人的决战正在逼近：“灾变将是可怖的，它必将是一次巨变，而我甚至可以说到这样的程度，即这次巨变将比基督降临到世界上时的变化要大得多。”戴维·麦克莱伦评论说，“鲍威尔的影响不是……马克思忽略而过并置诸脑后的某些东西：它被永久地溶进了他的思维方式之中。”麦克莱伦特别提到了“鲍威尔关于观念历史的‘灾变’观点和马克思关于阶级历史的灾变观点”之间的相像，“尽管人物迥然不同‘情节却是一样的。”而且，麦克莱伦评论道，正像鲍威尔把自我意识描绘成“所有谜语的答案”一样，马克思也如此这般地谈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存在和本质之间，客观化与自我确证之间，自由和必然之间，个体与类之间的冲突的真正答案。它是历史之谜的答案并自知是这个答案。”
麦克莱伦还证实，莫泽斯·赫斯——是他最先把恩格斯引向共产主义——也谈到了在英国所面临的“灾变”，同时，在1842和1844年，布鲁诺的兄弟埃德加·鲍威尔也像马克思本人一样讲到了灾变的逼近：“在国家的最深处，将要打开一个裂口，伴随着一次行将毁灭我们的官僚结构的震荡，它将推动被压迫的人们去反对受法律保护的利己主义。”而且，“批判不再只用观念反对观念，它将进入人反对人的领域……正是无财产者负有结束特权的使命。在旧政权统治下受苦最深的那些人——无财产者中，我们找到了进行变革的现实力量的现实起点。”这样，历史就将在共产主义中达到自己的顶点：“在那里，一切都由公共占有，在那里，精神产品将平等分配，财产也必须公有。”
埃德加·鲍威尔的上述评述弄清楚了从宗教意味的灾变论到无财产者自我解放的革命政治之间的小小环节：“正是无财产者负有结束特权的使命。”莫泽斯·赫斯的下述评论无论如何是非常正确的：“宗教和政治盛衰与共。”
千年王国的激情是那个产生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最接近的社会圈子里表现得很清楚。然而，这种激情的最富救世主意味的表现，与其说是存在于中产阶级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倒不如说是存在于像威廉·魏特林这样的真正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当中。魏特林曾和马克思及其夫人有过联系，马克思曾想保持这种联系，但是后来终于和他断交。
因此，我的结论是，马克思的思想是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发展的延续和继承；除非把这些哲学理解为至少部分地是基督教的世俗翻版，不然是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作为一种对人类存在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样的内容和功能。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化论和灾变论
正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从根本上的模棱两可状况，也就是既与科学文化结合在一起，又和千年王国保持隐蔽联系的状况，揭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的某些最深的根源。它们分别反映和产生了关于一般社会变革、特别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变革被看作是有机的，是新社会的胚胎在旧社会的母体内的一种缓慢增长。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的城市结构以及后来的旧政权中的兴起，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社会改造的概念，更具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关于突然的和暴力的转变的概念。这种转变，像一道闪电一样把正常的社会世界劈开来，“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语）；这是把那个其生产力已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所窒息的旧社会秩序一举推翻，把“人类的史前史”撇在后边，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一次导向普遍解放的暴力性颠覆。《共产党宣言》仍然是激烈宣扬革命突变的富有鼓舞性的源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通过暴力推翻一切现存条件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见，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两种关于社会变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均变主义的，它倾向于渐进主义甚至议会主义；而且可以说是更为世俗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富于带灾变性的暴力革命的幻想。如果说第一种观点是建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新兴科学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种观点则与千年王国日见衰退的激情共鸣。
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非常谨慎，不要宣布第一种观念因此就毫无疑义地更为先进、现代和合理，而第二种观念只和不合理与落后相联系。这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正如已经指出的，早期的科学和神学有一个结合点，并极力促使和神学的和解，而且科学本身也准备着把千年王国论升华为一种“世俗的”空想主义。况且，千年王国论本身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逃避主义的一种绝好形式或粗野的政治冒险主义的基础。它可能是那样，但也可能是那些经受过无数痛苦和灾难、一次又一次陷于政治失望的人们借以振作和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无望地消沉下去的途径。千年王国的幻想，像巫术的仪式一样，能使人们摆脱由常规解决方法的无能所产生的失望。不管怎样，19世纪科学用均变说来否定灾变说，很可能是一种夸大，是由于要反驳宗教奇迹的创造者。如果说突然的灾变性变化发生在自然界是可以争辩的话，那么，它们发生在社会和历史中则是确定无疑的。
科学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与千年王国论之间的连续性，但我主要强调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宗教的回声，而是它是宗教和新兴科学的综合物。然而，我指出这一情况，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当地使科学屈从于自己的目的，没有对它作正确的理解，或者歪曲了它。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与当时某些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理解相比，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是马克思的理解常常更为深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它接受了新的科学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和新兴的自然科学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社会科学之本质的考察，反映了新的科学前提，即意志和意识是派生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包含有对新科学的大量内容的未加批判的接受，另一方面又把新科学的前提不加批判地转移到社会科学上去。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要求把社会关系融合于和还原于自然科学的动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为这种动力所驱使。这意味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是和它所接受的早期自然科学的范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它所接受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短暂的成就，19世纪中叶以后，当旧科学的范例发生变化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便处在必须变化的压力之下。
马克思所依赖的基本科学范式是对大约19世纪中叶为止的科学的观点。在麦克斯韦的场理论出现后，情况便开始慢慢变化，而在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旧的观点不同，麦克斯韦的场理论并不企图把事变归结于物质微粒之间的作用力。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增加了这样一项前提，即观察总是从某种参照系中作出的，总是从某一坐标系的角度作出的，因而，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将因其所选择的用作参照系的坐标系的不同而异，并从而因观察者所处的地位而异。
在狭义相对论中，曾经是“物质”的典型例证的“质量”，变得可以用能量来代替了。这样，随着强调粒子运动的重要性的场理论的出现，随着强调观察活动对于参照系的依赖性的相对论的出现，以及随着质量与能量互换理论的出现，科学不再植根于“物质”的形而上学之上了。被观察的东西现在被看作是依赖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或他所选定的立场；因此，事态的任何合乎规律的或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是相对于某一有限的参照系来说才是真实的，从而也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其他范围里，才是“必然的”。
因此，马克思的“唯物论”借以立足的科学观就有了根本改变。在这个时候，由于科学不再是一个必然的源泉，那些处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范围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受到冲击了，就是这样在同科学内部发展的联系中——以及在科学的社会地位中——开始了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意志、选择、意识、观念、行为者决策、主动性和参照系的重要性。
由于科学日益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军事技术及其上层人物相结合，于是就有了日益增长着的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对科学的批判结合起来的趋势。由于资本主义、技术、工业主义、军事和科学所有这一切都在制度上融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慢慢开始同对科学和技术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旧科学范例的日益深入的内部批判，也为19世纪初期西欧浪漫主义的复活提供了一个基本源泉，这种浪漫主义总是在政治上极为模棱两可，对现代主义的左的和右的批判持不甚稳定的怀疑态度。浪漫主义现在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发展：（1）向批判启蒙运动的方向发展，即赞美非理性和蒙昧主义，最终将造成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者是：（2）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卢卡奇的“革命救世主义”色彩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更学究气的调子，会发展成为由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所进行的对科学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批判。
由于人们认为科学与工业和技术相结合，而技术又被认为和失业及工厂日常生活的毫无情感的非个性化相一致；由于科学和技术还同破坏性的社会变革和粗俗的唯物主义相联系，对科学的广泛的不安慢慢扩散开来，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在19世纪末，科学不再像它在起初那样是一个温和的宗教神性的象征，而是日益同工业实力阶层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它们开始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享有特权的仆人（“纯粹的技术专家”），或者是书生气地远离社会其他阶层，不愿为科学创新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这些势力汇集在一起，扩大了科学本身范围内的危机，并引起了对科学的纯粹理性的更为广泛的信任危机。
显然，科学和科学观正在经历一次多方面的变革，随着这个变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被削弱了。科学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似乎是更大规模地向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唯意志论转变的各种征兆。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决不只是同科学内部的发展、公众对它的态度的改变或哲学的发展有关。在马克思主义团体中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转变，也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发生了作用。
虽然丝毫不能假定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但是，在变革的经济状况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它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联系。应当注意的关键时期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叶，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从唯意志论出发对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批判。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定居英国时，他们在1848年之前所经受过的萧条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完成成熟理论著述的关键时期。在1850年到1873年之间在欧洲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回升，在这期间，马克思抑制了自己的灾变观点，而日益转向经济主义的结构主义观点。
在巴黎工人起义失败之后，1850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可以预见的最近的将来，革命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很快会有回复，必须重新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相应地把教育、研究和发展革命理论的工作提到首位。这就像是浇在流亡者幻想之火上的一盆冷水……大多数流亡者甚至工人都反对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了有组织的和实际的政治活动；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挣钱维生，马克思则到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
1857年，马克思开始把这些研究初步综合成一套7本的笔记，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他的《资本论》作了准备。虽然1857年发生了第一次纯粹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一年经济危机广为扩散，使得马克思一家蒙受很大的经济困难，但是，它确实也是在一个经济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之后到来的。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从伦敦致书恩格斯，讲到了“在这个时候世界贸易的有利转机。”同年，马克思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年发表了该书的第一部分。1860年，他从事第二部分的写作，这一部分到最后也没有完成。还是在这一年，马克思读到了达尔文的著作，并在11月19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一部包含有我们哲学的自然历史基础的著作。”1862年，马克思从事《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1865年，他撰写并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演讲，并于一年以后开始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该书于1867年9月问世。
次年，他开始写作第二卷。爱·伯恩施坦指出，第二卷的某些章节必定是完成于1870年和1878年左右，而第三卷的某些章节则写于更早的1864年到1865年。简言之，《资本论》几卷的许多也许是大部分材料似乎是在“长期萧条”（开始于1873年）开始之前，即在1850到1873年的大回升期间写成的。的确，他的《法兰西内战》发表于1871年，这是一部关于当年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对于这次起义，马克思曾极力反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为之写了第十章的第一部分）写于“长期萧条”开始之后的1877年，但是，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主要背景毫无疑问地是马克思最后27年的经济学研究和在马克思指导下的那些出版物。
仅仅在巴黎公社战士遭到大屠杀一年之后，在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出席了第一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期间——在他的正式讲话和后来报纸的陈述中——他重申：“你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见，后来第二国际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先前马克思本人的某些思想发展的延续；继1883年马克思的逝世和后来恩格斯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影响之后，这种渐进的社会主义在1873至1896年的“长期萧条”期间滋生出来。正是在这个时期、指望资本主义将由其自身必然的内在矛盾所毁灭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了上风。然而，长期萧条结束后几年，从1898年到1899年，伯恩施坦向灾变说展开了进攻：“我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必须在短期内指望资产阶级经济的崩溃，并用这样一个临近的、巨大的社会变动的前景来诱使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于这样一种假想”。
伯恩施坦补充说，已在几年前即1895年逝世的恩格斯本人就“彻底认识到，基于大变动假想之上的策略已经过时了。”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算不了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切的论点，显然带有反对千年王国论的色彩：“我从不对未来抱有过分的兴趣……我的思想和我的努力所关心的是当前的任务。”
我指出伯恩施坦的反对灾变论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大萧条结束后不久，并不是要说它是同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先前发展的决裂。至少从1887年开始，德国工人的实得工资或实得货币工资都有所增加——尽管当时是大萧条——，一直到大约1909年左右。在这一期间，德国的总产品和单位资本的物质产量大大增长了。与此同时，随着成为一个合法政党和在选举中得到日益增多的支持，德国社会党人的议会成员增加了。这样，到1891年爱尔福特大会时，一大批社会党人被吸引到了议会改良和渐进主义方面。
因此，伯恩施坦只是最公开地表述了先前的一项发展。特别是，伯恩施坦把这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理论结论纳入到他对马克思的公开批评中。伯恩施坦注意到阶级斗争远没有达到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种程度，坚决反对主张自发的经济崩溃会导致社会主义的灾变论。尽管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同他观点一致。但是他还是被否定了，因为当时人们都不能使自己公开同马克思决裂。
于是，关键就在于，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当时都看到了几次经济衰退的周而复始并没有导致经济的总崩溃。他们看到工人阶级的苦难不是日益增长了，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实际工资增加了，劳动时间减少了。简言之，经济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两极分化。富人的确更富了，财富有了大的集中，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穷，而是生活状况稳步地得到改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许多欧洲社会主义者中间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正如乔治·索列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出了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及在马克思主义团体的争论中，像卢卡奇这样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唯意志论的重新解释，把它看作是对“总体”的研究，并准备丢弃“经济的”优先地位。
唯意志论，温和的和革命的
大概是由于殖民主义的扩张，长期萧条于1895年结束了，其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好像获得了新生。这时，旧的灾变理论甚至比在大萧条时期更不适合日常生活。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和稳定，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怀疑现在革命是否必要，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怀疑它是否可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稳定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内部的危机，其集中表现就是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将导致无产阶级苦难的日益加剧，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说的挑战。罗莎·卢森堡以她一贯的洞察力接触到了伯恩施坦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的问题的根子，她指出，他“是通过放弃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开始修正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
按照卢森堡的观点，伯恩施坦所作的是攻击相信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根据，特别是这些根据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经济的必然性。伯恩施坦问道：“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经济强制的结果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的理解力、人对正义的感情、人的意志呢？”可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温和的唯意志论基础之上的。
不能把由于修正主义的挑战和左派对它的斗争而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对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成功的捍卫或者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击败伯恩施坦是一回事，要恢复过去的正统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左派只是在第一件事上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在第二件事上取得胜利。
相反，列宁在他所挽救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加进了先锋党的政治主动性，这同样是一种唯意志论。这样，继伯恩施坦向科学马克思主义挑战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两种唯意志论的分裂：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温和的唯意志论和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唯意志论。如果说列宁主义者虽然反对伯恩施坦对于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兴起的不可避免性的批评，但他们还是采取了诸如组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步骤，以便使他们不必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因为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的经济还不成熟，离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致命性矛盾还远得很。
所以说，列宁和伯恩施坦一样是修正主义者，而伯恩施坦也和列宁一样是唯意志论者。的确，两人由于几乎同样的原因而转向了唯意志论。伯恩施坦是由于不再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苦难”并从而不可抗拒地导致革命；而列宁则是由于不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并从而引向革命。两人都不再认为革命是植根于经济必然性之中的。两人有共同的设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与他们一样），即认为社会状况不是在自发地向人们渴望的社会主义的结果演化，这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的那种乐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情绪，恰恰相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等待只能削弱自己而使敌人更强大，他们不愿把向社会主义的进军推迟到经济条件成熟之后（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因此，他们对于那些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地区的激进分子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被纳入到强大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活动轨道上时，它的千年王国论的因素和空想的因素就被削弱了。由于创造了达到工人阶级目标的有组织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的千年王国论的冲动便让位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处境的更加经济主义的关心。由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形式是在一个日益扩张的经济内部发展起来的，又由于这些组织形式使它在改善自己的状况方面能取得某些成功的经验，工人阶级开始不怎么指望通过它自身之外的机制来获得改善。他们学着依靠自己，于是向一种肯定他们自己努力的重要性的理论靠拢，向一种反映他们自己的努力与他们不断增强的自信心的适度成功的唯意志论靠拢。这种温和的唯意志论也适合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者的胃口，这些人能够在新闻出版界、在议会政治中以及在政党和工会组织中有所作为。
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没有什么强大的工人阶级、只有小规模工会运动的不发达地区时，它所包含的千年王国论和空想的因素又重新抬头。不发达国家为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这种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和受意识指导的决定性斗争——不只是道义选择——的力量和主动性。这种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唯意志论的观念，即强调思想的力量的观念。在知识分子未受到成熟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发达的资产阶级、有活力的土地贵族的限制的地方，这种观念又焕发了新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知识分子谋求从事一项革命事业，他们必须、也能够更加彻底地使自己的活动公开化。这里的知识分子，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把自己定义为“职业革命家”，定义为革命进程的最核心的部分，定义为社会主义意识的真正源泉，并发展出一种更直接的独裁的唯意志论。
小结
马克思主义的灾变说形成于1848年之前，它受到了当时经济萧条的巨大灾难的影响，受到了存在于工人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中间的正在衰落的今世千年王国论复兴的影响。马克思早期的灾变说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某些表达方式中它被认为是一种总体的普遍的革命。
当马克思移居伦敦后，在马克思主义面临1850—1873年的根本回升时，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期便消逝不见了。马克思后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定是用新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调整了他先前的灾变说，因为新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是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言相矛盾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增强的观点反映在《资本论》的结构中和它所转述的关于经济结构的力量的偶然因素之中。与此同时，《资本论》也为先前的灾变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依据。因此，如果说1850—1873年的繁荣对于革命者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的话，那么《资本论》则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安慰：《资本论》实际上说，这种繁荣，不会把革命者压倒，因为它只是暂时的。革命者不必丧失革命的希望，但是必须等待时机为革命做好准备，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及其矛盾保证会有一次新的巨大的崩溃。因此，繁荣只能使革命暂时离开自己的进程。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真正本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灾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窒息。因此，目前的稳定只是一种暂时没有爆发的火山的稳定。
于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它是为克服由1848年革命的失败所产生而又被1850—1873年的繁荣所扩大了的对革命信念的威胁所作的一种努力。为此它为经济稳定只是暂时的、事物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有利于革命的这种信念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巨变开始被推延到一个无法确定的未来。通过强调即将到来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资本论》的创作艺术把注意力从这一崩溃不再是即将临近的这一事实上转移开去。这是人所熟悉的“即将到来”的预言未能实现的“千年王国论”的修改过程，简言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千年王国论的同时，也阉割了这一理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继续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灾变论的阉割。它对于自动崩溃理论口头上说些好听的话，却不再期待它立即到来，而是开始在现存的框架中适应各种机会。尽管长期萧条可能会使革命的希望暂时复活，但是，当巨变不再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它彻底削弱了灾变说，最后在修正主义的打击下毁灭。当革命还未到来大萧条就已结束之后，修正主义者可能会公开抛弃灾变说，而另一些仍然忠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自己也将会这么想。
在长期萧条期间，西方工人阶级学会了组织工会和政党，学会了动员选举中的追随者。这样的工人阶级不再需要千年王国的希望，而是现在能够依靠自己的实际努力了。这样，在中欧自动崩溃理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削弱就会让位于一个温和的唯意志论的浪潮。但是，在东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一直是麻木不仁的一个源泉而不是其解毒剂。列宁的唯意志论的见解，他那以工人阶级不能自己产生出社会主义意识为前提的革命先锋队理论，体现了灾变说的一个新的开端。
但是，在这个不发达地区，灾变的不可避免不再被看作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矛盾，而是逐渐以政治和军事组织所产生的作用为基础。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宁欢欣鼓舞。后来毛泽东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卡斯特罗则组织了他的军事纵队。现在，战争起到了其职能和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基础上产生的危机相似的作用，并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灾变说的新的根据而发挥着作用。
（A.古尔德纳《两种马克思主义》纽约1980年版第五章）
（成少森、荣剑 译 南山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2辑。
原题注：作者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学家，他的《两种马克思主义》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本刊1982年第3辑和1987年第1辑曾介绍过该书中的部分内容，本文是该书中引起议论较多的第5章的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