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家特·伊·奥伊泽尔曼在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3、5两期上发表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作者针对俄罗斯一些学者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提出将作为分析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并在文章中着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结论进行批判性分析，认为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内容所必需的。作者的观点反映了当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派观点，全文共3节，第1节内容已于本刊1999年第10期发表，现将第2、3两节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所依据的不仅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证明工人阶级反对雇主—资本家斗争的种种事实。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同时也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这一财富创造者的贫困化。他们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无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而生活在非人的状况之中。他们确信，在西欧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时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非人性，孕育着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人的自身，“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1830年至1840年的工人起义，认为这不只是无产阶级因极端绝望而发起的行动，而是对资本主义堡垒发起革命冲击的开端。
马克思在评价1844年爆发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更加确信，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并不含有任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图。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呢？原因在于他和恩格斯根据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事实，确认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会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丝毫改善，无产阶级日益加剧的贫困化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论证这一理论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在书中描述了英国工人劳动与生活的恶劣条件，并得出结论说：“惟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3]马克思在1847年伦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断言：“整个旧社会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4]
《共产党宣言》总结了这些革命的预言，并尝试对这些预言进行社会学论证，而这个论证的根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断定，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发展这一明显的事实，他们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甚至是革命化），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怎么还会有冲突呢？
显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与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此为必须立即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结论作社会学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坚持认为革命的时刻正在来临，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已经使它难以忍受，“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6]。无产阶级具有共产主义意识这一论断，不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在马恩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具体论证。与其说它是结论，不如说它是一个公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从这个公设中产生出来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几十年，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继续发展，席卷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工人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这尤其是因为工会在西欧各国取得了合法地位。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7]但是仅仅在几行之后，马克思又信心十足地宣称：“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8]
此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放弃了不断革命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不再是近在眼前的事。马克思不再像40年代那样，认为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将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清醒地把它看作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曾痛苦地指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绝对无意于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斗争。例如，恩格斯在1879年6月17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作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作最终的目的。”[9]关于英国工人资产阶级化这一思想，也即关于工人阶级准备与资本家统治阶级进行妥协的思想，在恩格斯于1889年12月7日给弗·左尔格的信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指出，“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体面’。”[10]
恩格斯的这些表述与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英国无产阶级的描述有惊人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不能仅仅归结为在看法上的改变，因为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是英国工人的状况。他们通过利用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里争取到的公民权，使劳动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工资提高了，工时缩短了。
在90年代，恩格斯认为，在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可能的。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11]但是，在承认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的同时，恩格斯也认为，如果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来对待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仍然必须采用暴力革命方法。
恩格斯之所以承认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与他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的状况的理解有关。以往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的无产阶级获得了公民权，包括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工作日被依法缩短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特点，已在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末具有发达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了。
第二国际的重要理论家卡·考茨基断言：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并得到成熟，它们是由这些思想的宣传者，由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工人运动的。这一结论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这一基本原理的修改。这一结论被列宁所接受并在其著作《怎么办》中得到系统发展。列宁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其内容而言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得它只知道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等等。因此列宁断然声明：“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2]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利益的根本改变，并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问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深信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将以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区别的共产主义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阶层努力实现的改良目标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没有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任务。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无论如何都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以及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上的预言不相吻合。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表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表达的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利益。
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社会发展理论，同样也是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有科学性，它自身所包含的某些错误不能使它失去科学的地位。科学认识的历史证明，所有科学理论自身都含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误被以后的科学发展所克服，自然地提高了这些理论的科学意义。
我国的大部分学者曾依据马克思主义从事研究，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突然拒绝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反对者。然而，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的资产阶级研究者却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意义。例如反共的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进步的分析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P.米尔斯说：“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谁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者。”另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A.古尔德纳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20世纪革命的动荡世界的关键，尽管这一知识不能取代历史的研究。”
为了完整地评价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必须把它与那些意识形态结论分开，这些结论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是个复杂困难的研究任务，但解决这一任务是为现代社会科学保存马克思恩格斯的杰出发现所绝对必需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属于这样的发现。
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过程决定性基础的理解为富有成果地研究历史必然性提供了钥匙。没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揭示这一学说的意识形态意向，也即揭示那些为了保留其基本的科学内容而应该加以克服的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生产力的进步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其结果将导致新的生产关系借以建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看作生产力已经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社会，由于这种冲突，通过革命来取消这些生产关系具有了直接的刻不容缓的必要性。这种信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也即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系统研究以前很久就有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活动的时期，生产力得到急剧的发展，它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尽一切可能促进着生产力的进步。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在年复一年地重复早年的结论，继续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革命来消灭这些生产关系是近期之内刻不容缓的事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不断地重复已经被他们充分认识到的、被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急剧发展所推翻了的论点，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在这里，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所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引起了一种虚幻的信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气数已尽，消灭这种生产方式是最近将来的一项客观上决定了的任务。
我们将简要地考察一下马克思本人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表述的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意识形态意向。按照这一规律，资本主义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这一被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加以描述的规律建立在一系列论据的基础之上，这些论据值得注意。例如，马克思断言，机器生产的运用将既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者实际工资的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所以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与此相应，也就具有经常性。此外，马克思还断言，机器生产的运用还有一个直接的后果，这就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因为资本家们所关心的自然是机器的不间断的使用。
应该指出，马克思的这些结论反映了工业革命时代和随之而来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但是，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把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扩展到了后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发展时期。
马克思除引用说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特征的那些事实外，还试图运用理论论据，运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经济分析，来论证无产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14]根据这一原理，资本利润的任何提高都意味着工人工资的降低。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这一原理，只是在劳动生产率不变因而剩余价值率也不变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但既然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为特点，那么资本家的利润的增长与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也就完全可以同时实现。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无产阶级为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完全证明了这一未被马克思承认的结论。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说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15]一方面，这一规律是工人阶级状况不断恶化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以自己的发展破坏着自己的基础的证明。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16]
马克思的这些经济学结论被其问世后资本主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全推翻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他任何研究者都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的规模，这种科技进步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许多倍，进而防止了资本利润率降低的趋势，为它的前所未有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马克思旨在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着自己的经济基础和动力的尝试，最终成为错误的意识形态信念。它基于一个未经证明的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正在走向终点的设定。
我在上面举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意识形态迷误，同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必要性。对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些内容的发展毫无疑问是绝对必要的。
（樊锐 编写）
注释：
[1]本文选自《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3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3页。
[12]《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36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4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276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