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家特奥多尔·伊里奇·奥伊泽尔曼在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6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一文，现将该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列宁是20世纪最卓越的领袖。成千上万具有批判头脑和独立见解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信赖他，追随他。列宁不仅受到千百万俄罗斯人的崇拜，而且在十月革命后受到许多国家广大人民的敬仰。他的思想，他的号召，他的口号不仅被他的战友们而且被广大人民群众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行动的指南。列宁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分歧。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拥护者中间总会出现分歧，这种分歧通常能使理论得到发展，至少这些分歧会暴露出这一理论的某些原理尚缺乏足够的论据。志同道合者中间展开的争论最富成效。而分歧首先与他们赖以活动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客观条件的影响无论多么重要，毕竟不能决定政治家的观点，不能决定这些领袖由于自身活动和他们在政治上、世界观上以及某种程度在道德上作出的选择而形成的观点。所以正确理解列宁的政治观点、他的战略和策略，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客观的历史条件，而且还要分析研究他的主观因素，不仅是列宁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遗产的独特态度。
一、关于不断革命
列宁在论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时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理论著作。在这个时期（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还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不存在从经济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必要性的论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并没有把生产过剩危机说成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要素，而是以此证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已发生致命的危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已经过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的错误认识出发，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发生。由此他们提出了从马拉那里借用来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试图论证从资产阶级革命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屏弃了这一思想，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有一个比较长的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阶段。
所以意大利著名理论家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于19世纪60—70年代才日臻成熟。列宁则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部分都与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直接有关。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2]
对上个世纪中叶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发展后期估计不足同样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如果不能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话）。在上面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中显然就包含着这种估计不足的错误。
列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落，社会主义已经临近”。然而他并没有指出这种错误看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修改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的论断。但是列宁并没有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了不断革命的构想。相反，列宁竭力论证并发挥了这一构想，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点。列宁从这一理论出发，在1905年下半年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方兴未艾时宣告：“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
详尽分析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特征的质变，是列宁的不断革命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列宁正确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忽略了不同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质的差异。普列汉诺夫认为，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都只能是资产阶级。列宁则在比较了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得出结论说：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必将是也只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造，这个改造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将比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好处更多。所以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合乎规律的，是必然的。这种转变的根本条件不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是否存在作为客观条件的革命形势以及他称之为主观条件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如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幻想，最终得出结论说：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为以后的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物质基础。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已开始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他早在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实质上已论及到后来确切表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他声称“俄国无产阶级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4]
不能认为列宁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在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问题的基本观点。诚然，在十月革命前的列宁著作中我们还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的阐述。但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谁也说不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力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列宁在批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断言，完全合理并且原则上也可行的，是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完成社会主义任务。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创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所必需的生产力。这一设想是列宁上述思想发展的结果。
早在1903年列宁就写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5]列宁一贯追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但是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主要取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早期著作。
二、关于暴力革命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而且主要是关于暴力革命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可行的方式的学说。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显然是片面的，因为没有考虑到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发展。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文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颂扬暴力革命”的，是“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文中强调指出：“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6]当列宁宣布《共产党宣言》“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时，我们不能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但是能否就此断言暴力革命的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的基础呢？当然不能。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与暴力理论直接针锋相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由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时谈到了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和革命暴力的辅助作用，他形象地把革命的暴力喻之为新的社会制度诞生的助产婆。
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时通常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否定把革命暴力作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这是事实，但是不应该忽略马克思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有着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把暴力视为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否认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受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多次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对杜林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却只字不提恩格斯在分析杜林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时首先批判的是暴力理论。杜林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暴力奴役。他断言社会不公的根源不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于社会的政治发展，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征服及其他的暴力行动。他针对唯物史观断言“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杜林确信，地租、利润、利息和工资都源于暴力或直接的强制手段。私有财产是勒索、掠夺劳动群众的结果。
恩格斯通过揭示现实的经济和历史过程来批驳这一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利润不可能是暴力的结果。“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7]
有人也许以为，这些关于唯物史观与暴力理论格格不入的论述与列宁的观点毫不相干，因为他只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其实，列宁把这个论点与有关整个人类历史的更普遍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他早在我国第一次革命时就表述了这个更普遍的观点：“各族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8]
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唯物史观，正是因为它不再像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学那样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过高的评价。列宁在论及暴力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时显然对它的作用评价过高。于是他得出一个基本论断：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将成为此后的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以至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的政治基础。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夕和新经济政策时期部分放弃了暴力手段。但是他由于对革命暴力评价过高，才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9]。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作过这样的论述，列宁的这一结论显然含有以唯意志论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及整个世界史作诠释的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80年代考虑到劳动群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开始认为和平的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0]
列宁把马克思的这一论点看作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普遍规律的一个“限制”，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暴力革命。列宁断言，在19世纪末这一新时代，上述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限制”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已经不能成立了，特别是因为英国和美国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几年以后列宁对此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1]这样评述20世纪初英美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是非常片面的，忽视了劳动群众取得的民主成果和群众性工会运动及成功地维护了劳动群众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西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历史过程，指出可以和平实现基本倾向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例如，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强调必须“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实现社会主义任务。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否定了当时在德国有和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但同时他又说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12]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3]恩格斯在强调革命的权利是人民争得的权利的同时，得出了通过和平和合法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是现实的，可行的结论。他写道：“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1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以及其他类似论述表明，他们在评价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时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任务不仅可以采用革命的方式也可以选择渐进的方式。很难设想列宁会不知道这些论述。较为正确的看法应当是，列宁有意忽略了这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显然没有运用于俄国，而且也不符合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评价。
（任建华 编写）
注释：
[1]本文选自《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8期。
[2]《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页。
[3]《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3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22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97页。
[8]《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6页。
[9]《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79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4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