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由于人们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限制，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这也让当时的哲学思想又提升了一个高度。宋元明清时期，我国的哲学思想主要以理学为主，最早理学思想起源于北宋，南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则形成统治地位，但是到了清代中叶之后，理学渐渐走向衰落。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哲学开创了我国哲学史的新时代。
宋代新儒学：宇宙论观
宋代时期的宇宙论者当中主要以周敦颐、邵雍以及张载为代表。其中张载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都是“气”，所以人与万物原本就是一体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像亲兄弟一样。人应该尽孝道。他还将宇宙比作人的父母，让人们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来孝敬宇宙。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宇宙论观点。
周敦颐，号濂溪先生，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在很久以前，有一些信奉道教的人画了很多让人费解的图画，用图画的方式来表达道教的秘传，而他们相信能够得到这个秘传的人一定可以得道成仙。传说中，周敦颐手中就有道教的秘传，而他却将秘传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案，用此来表达宇宙的演化过程。
儒学和佛教之间无论是精神追求还是修养方式，都有所不同，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如何修炼成佛，而新儒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圣人。佛教中的成佛与儒学当中的圣人也有本质上的区别，想成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而想成为圣人则需要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如何成为圣人是当时新儒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周敦颐却用“主静”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主静”就是一种“无欲”的状态。新儒学当中的“欲”是指私欲、自私。
周敦颐认为只要心无欲，那么心就犹如明镜一样，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客观地反映对象。这就是周敦颐指出的如何成为圣人的方法，其实他所提出的方法就像禅僧方法一样，讲究“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邵雍，号康节，生于1011年，卒于1077年。他认为宇宙的发生过程是天地生于动静，而天则分为阴阳，地则分为柔刚。他将阴阳柔刚称为四象，其中阴阳又被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月星辰四种，也叫作天的四象。他还将柔刚分为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四种，这四种即是水火土石，也叫作地的四象。他认为日月星辰的变化会导致世间出现昼夜和寒暑的交替，而水火土石的变化则会引起天气变化，所以这八者便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源。
邵雍还将宇宙的发展过程归结成“象”和“数”的演化过程，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世间万物的本体其实都是由“太极”演化而来。他还推演出太极演变为两仪，两仪演变成四象，因而四演变成八，八演变成十六，十六又演变成三十二这种神秘的数系统，他还用这种系统来阐明宇宙的形成过程。
邵雍还利用天干地支中的“十”以及“十二”相加减或是相乘的方式来解释天地四象的变化，进而推演出世间万物的变化。他认为这些数目的变化正是天地万物的变化，世界历史的变化也是根据数的原则来变化的，所以他将世界的开始和灭亡叫作一元。他还按照这种方法推算历史的兴衰，他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从无生有的唯心主义。他在政治上反对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处，他觉得政治改革本身就是有违天道。
张载，字子厚，生于1020年，卒于1077年，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宋时期至清代，新儒学在我国成了一种主流文化，也被后人称为理学或者道学，张载便是新儒学的开创者。
张载的家在关中，他开创学派后也以家乡命名，叫作关学。他所创建的关学并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持，而是通过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以及规模宏大的思想系统确立了学术宗师的地位。他的著作被后人视为理学经典，后人对于他的学术十分尊崇，南宋时期叶适、陈亮等人都对他的学术给予了高度赞扬。
张载提出的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也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当气消散的时候则叫作“太虚”。所谓“太虚”，实际上就是气的本体，也就是事物本来的状态，世间万物都是从本体中发出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气会聚也会散，但是气不会增加或者减少。当气聚集在一起时，人们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被称为“有”；当气消散的时候，人们就看不见了，所以被称为“虚”。他所提出的理论也让我国古代以气为本的宇宙论更加系统化、哲学化。
张载是一个崇尚自然科学的人，他一生中都在研究地理、生物、天文、历法等科学，并且以气一元论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天体运动理论。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物两体论”，他将事物的动力都归结于阴阳对立与交感。他的这一理论阐明了宇宙万物的矛盾现象，并且指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的特征。
自古以来，我国以气和阴阳为主的哲学家不占少数，但是以气为基础建立的宇宙本体论的张载绝对是第一人。他是北宋新儒学的一代宗师，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建立气一元哲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我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儒家：二程的“洛学”思想
二程“洛学”的创始人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程颢，字伯淳，生于1032年，卒于1085年。程颐，字正叔，生于1033年，卒于1107年。他们的老师是周敦颐，因而他们继承了周敦颐的唯心主义理学。因为两兄弟长期生活在洛阳的缘故，所以两个人创建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二程兄弟从小喜爱读书，他们的一生都在不断传道授业，收了无数弟子。程颐20多岁时就开始收弟子，教授学生学习儒学，后又与程颢一起联手创建了洛学。洛学的学风与两汉时期的儒学有所不同，过去儒生们只会每天研究儒家经典，而洛学却主张学生追求精神实质，体会儒学经典的奥秘。他们提出学以致用，学而不用，学了等于没学。
两个人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追随他们的弟子有很多，在众多的弟子当中，谢良佐和杨时尤为出名，两个人对洛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对洛学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程氏两兄弟一生的著作有很多，后来由杨时精选，将兄弟二人的语录进行整理，编写成了《粹言》。
从哲学角度来看，理学一直都是以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为中心，并重点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宇宙自然在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理学的创始人也将重点放在人道问题上，他们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去论证“圣人之道”，目的是让天道和人道能够统一，所以理学更加注重天人关系。
二程的学说核心是“天理”学说，天理也是二程学说中的最高范畴，二程习惯将天理称为“理”。韩非此前已经提出过关于“理”的概念，而与二程同一时期的周敦颐、张载等人也都提出过“理”的概念，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理”都不是最高范畴。
二程提出的天理论更加有层次，他们认为理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实体，同时也是世界万物的根源，理是气的根本。万物能够“气化”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已，而在表面现象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理”。他们认为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同时他们还将理视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只要在人际关系中都各安其位，各尽其实，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封建伦理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才算作合“理”。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理论，他们将道家的道德修养论与自己的认识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认识是为了明理，而明理就是道德修养。他们还将“格物”解释成“穷理”，他们觉得人们心中本来就有“知”，只要人们用心反省，就可以认识到真理。在“格物致知”的方法上，他们讲究内求，只要心中明理，就可以穷尽天地的理。
二程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知”，只是人们的“知”无法轻易表达出来，所以必须经过“格物”才能够将深藏在内心的“知”发扬光大。他们的认识论还是偏向于唯心主义，他们提出了从量的累积到质的飞跃的思想，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并不是通过贯通后的归纳，更不是科学的抽象，他们这种思想来源于直觉思维，与佛教禅宗的“顿悟”有些相似。
虽然说二程的认识论有一部分是唯心主义，但是其中也不乏合理因素。在学习方面，他们强调要和前人学习经验，这样才能够学到智慧。二程的认识论与他们的道德修养密不可分，但是认识论并不是全部的修养论。他们认为人需要通过不断反省才能够体验天理，通过不断认真修养才能够成为至善的圣人。
二程所提出的人性论主要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反对佛教，可实际理论中吸取了大量的佛教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在人性论方面，二程提出了“天理”和“人欲”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他们觉得生性与气禀也是独立关系。
二程肯定孟子的性善说，而且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上，又更加深入地说明了性善，他们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他们认为善恶问题并不是人性论中唯一的伦理问题，他们还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唯心主义本体论的高度。
他们吸收了佛教的唯心主义佛性学说，用唯心主义学说来阐明封建社会的人性证据，他们表示世间万物都不能违背权力的制约。理才是万物的根源，性也是理的表现，而性只能是善的，不能是恶的。
集理学大成的朱熹
朱熹字元晦，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博学之士，同时也是孔孟之道的传播者，是我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朱熹继承了各家的思想，并将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系统。在他的哲学系统中，核心范畴就是“理”，也被人称为“太极”或者“道”。朱熹认为理要先于社会现象以及自然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所有事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标准。朱熹又将理称为太极，他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总体，太极同样包括天地万物，所以万物就是整个太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太极，每一个物也有一个太极。人和物的理都是抽象的，但是他们的理都是完整的。
同时，他认为“气”在自己哲学范畴中排第二位，气是形而下者，气具有造作和凝聚的特征，气是万物的重要质料，世间万物都是质料和理的产物。另外，他还认为理和气之间分主次，理可以生气，所以理为主，气为客。
朱熹认为动是阳，静是阴，其中又分为金木水火土五气。朱熹觉得事物的对立让事物产生了无穷的变化，他探究事物形成的原因，并且将静止和运动看成一种连续的过程。时空具有无限性，而动静同样具有无限性，动静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朱熹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还认为，动静虽然互相排斥，但是也具有相互统一性，他还将运动的稳定和变动两种形态称为“变”和“化”，他觉得顿变之中隐藏着渐化，而渐化当中也蕴含了顿变，只有渐化逐渐累积，才能够达到顿变。
朱熹还从《大学》中选取“致知在格物”为命题进行探讨，他希望通过这个命题来探讨认识领域当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关于认识究竟是怎么来的，朱熹虽然一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但是也不忘认同见闻之知。
他在探究认识论时，反复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所以物才是穷其理。他探究知行关系，觉得知在先，行在后，其中行重，知轻。从知识的层面上来讲，知在先；如果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则行比知重。
在人性论方面，朱熹赞成张载的天地之性以及程颐的气质之性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天地之性还是天命之性，都是指理而言的，而气质之性是指以理与气杂而言的，其中有善也有不善，两者都表现在人的身上。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关联的还有人心和道心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自天理或者性命之正，而人心则出自形气之私，主要是指饿了吃东西，渴了喝水之类。他认为，虽然圣人不能够做到无人心，但是不以人心为主，主要以道心为主。他认为人心和道心两者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关联。因为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才能够安顿，所以说道心和人心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人心必须听从道心。
由此可见，朱熹从心性方面出发，主要探讨天理人欲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人心都有私欲，道心才是天理，所以他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但他并没有否定人对正当物质的欲望，而是反对超出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即反对佛教提倡的无欲。
朱熹的哲学体系当中不乏一些关于美和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一种美感的形式，同时也是道德的善。他认为美是外在形式和内在道德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又更进一步地探讨了有关文与道、文与质的和谐统一。
此外，朱熹还多次提到了关于“乐”的问题，他将“乐”和“礼”联系在一起，并且将乐纳入了礼，用此来维护统治秩序。朱熹在“文”和“道”的关系认识上，以及哲学思辨的深度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的认识。他对《楚辞》和《诗经》也有很深的研究，这表现出他对审美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朱熹是我国封建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理学”方面主张“三纲五常”，用驯化百姓的方法来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他的这种体系的形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提出的“理学”让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伦理和道德，也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文化效应。他所主张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元明清三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了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让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更加完备。
象山心学与朱陆争辩
陆九渊生于1139年，卒于1193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曾经做过地方官吏。他是唯心主义者，主张本心具有善和美的道德，他认为服从封建秩序就是服从本心。虽然他说自己是继承了孟子的道统，但是总体来看他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更大。
陆九渊的思想体系当中主要以“心即理”为主，所以被人们称为“心学”。他认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是指宇宙空间，所以可以称为“宇”，而千百年的历史代表着时间，所以称为“宙”。他觉得在宇宙当中，心和理是统一的。他反对朱熹的心与理为二的说法，他强调心和理是合一的，理不在心之外，而是在人心里，只有人的心活动，才能够感知世间的万物，才能够知晓万物的理。
虽然陆九渊一直反复强调心理是合一的，但是他也提出必须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够意识到理的存在，后来演变成了王守仁所提出的“心外无理”。他认为圣贤之心与自己提出的心是一致的，只不过圣贤之心提出的时间比他早而已。他自认为自己是孟子的心学继承人，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者。
陆九渊一直强调心理合一的说法，但是在哲学范畴当中，心和理是不同的。为了能够弄清楚“心即理”的命题，他在自己的学说当中对“理”的范畴定下了三层含义。首先，他认为“理”代表宇宙本原；其次，他认为“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总规律；最后，他认为理是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制度的最高标准。同时，他还将心的范畴定下了三层含义。首先，他认为“心”是人的根本；其次，他认为“心”是人的道德观念；最后，他认为“心”是宇宙的本原，这一点与“理”是一致的。
在陆九渊的哲学体系当中，他认为理和心都是宇宙的本原，同时也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本体，由此他推论封建伦理道德存在于天地之间，人们遵守伦理道德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陆九渊的认识论和修养论都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想要了解宇宙的奥秘，不需要向外追求，只要向内反省就可以，能够做到认识本心就可以获得宇宙的知识和道德修养。他还认为本心是上天赐给人的，所以无论是认识上还是道德上，都需要自存本心才行。他觉得本心就是真理和自我认识，同时本心也是至善和自我觉悟。
陆九渊嘲讽朱熹的学问。他表示自己的学问虽然看上去比较简易，但是同样可以长久坚持。他认为本心是在内不是在外，所以他想要培养人们对封建主义思想的信心。他提出，如果人的本心不明确，那么学的知识越多，人的错误就越多。
陆九渊提出的格物是指加强人的封建道德教育，并不是让人多读书。他所提出的自存本心的方法，其实都是从佛教禅宗中演变而来的。可是陆九渊却认为他所提出的哲学理论与佛教完全不同。纵观他的哲学理论，基本上都与封建社会伦理关系有关，他所提出的哲学理论与韩愈等人所提出的哲学理论十分相似。
因为宗教形式的哲学理论一直被人诟病，所以陆九渊并没有将自己的哲学理论用宗教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权力。
所谓的朱陆争辩是指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他们二人所主张的哲学理论是相对立的。朱陆争辩对宋、明两代的理学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们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主观唯心主义，另一派是客观唯心主义。从1176年开始，他们之间的争辩演变成公开形式的争辩，随后他们又对无极和太极的问题展开争辩，到1190年，两个人的争论一直都没有达成一致，双方各持己见，他们的争辩具体有以下几点：
1.虽然陆九渊和朱熹在世界观方面都是唯心主义者，但是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所以他代表着主观唯心主义学派，而朱熹则认为“性即是理”，所以他代表着客观唯心主义学派。
2.陆九渊和朱熹在人欲方面的见解也有所不同。陆九渊认为天如果是理，那么人就是欲，人有欲望很正常。而朱熹则认为必须克制人欲，这样才能够存天理，所以他主张要克人欲。
3.朱熹和陆九渊在无极和太极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朱熹认为无极而太极，所以无形而有理，太极就是形而上的道。陆九渊却认为太极就是理，而心也是理，所以讲太极离不开心，他也否定了太极之上有无极的说法，他不赞同朱熹主张的理。
4.在治学和修养方法的问题上，朱熹和陆九渊也持不同观点，他们还就这个问题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朱熹认为想要做圣贤，必须从格物开始，逐渐获取知识，贯通后才能够成为圣贤。陆九渊却认为人能成为圣贤，首要条件是占有地主阶级的立场，如果立场不坚定，即便学习再多知识，也只能被敌所用。
其实，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论明显反映出当时社会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争论不休其实是为了麻痹更多的人，消除人们的反抗意识而已。虽然两个人用心良苦，可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
知行合一的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他是我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理论来巩固封建统治势力，希望可以挽救政治危机。
南宋时期，陆九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王守仁在他的基础之上又更加细致地将这个体系发展起来。一直到了明朝末期，主观唯心主义已经成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在明代中期，一些人将朱熹学说视为获取名利的一种工具，王守仁批判当时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他认为人如果一味地追求名利，很容易导致阶级矛盾，想要化解阶级矛盾，必须从人心入手，用主观唯心主义代替原有的客观唯心主义。可是当时朱熹的学说被视为正统思想，想要正面反对朱熹学说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所以王守仁只能从朱熹的著作中寻找有关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证明朱熹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王守仁与陆九渊一样，都受到了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所以他反对禅宗逃避社会关系的做法，他认为忠孝原则就是天性，所以不能够逃避。在宇宙观当中，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他认为宇宙便是心，而心就是宇宙。在物与心的关系上，他认为人的身体主宰着心，意由心所发，意原本就是知，所以意也是物。
王守仁认为客观事物的产生是因为人的意念，他还将这种理论进行了夸大，这样一来，主观意识变成了真实存在，而客观事物则变成了意识体现。此外，他还将身、知、意、心、物都说成了一件事，这导致了身和心、心和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他认为客观事物与人的感觉是分不开的。
王守仁所提出的哲学理论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认为农民起义是大不仁的行为，所以由此可见他所提出的哲学理论其实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被他的弟子概括成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也被后人称作“王门四句教”。他认为心外是无物的，所以认识的源头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心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对象。
王守仁提出的“良知”是指天地造化的根本，在本体论方面，心是事物的本原；在认识论方面，心是评定是非的标准。他提出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论，用客观实践都无法验证，只有人的主观良知才能够决定是真理还是谬论。他将所有事物都归为“良知”，按照他的说法来看，心是良知的本体，所以心是无善无恶的，由心产生的意志也没有善恶，所以人都摆脱不了私欲，必须采用“致知格物”的方法来克制私欲，这样心体才能够保持不变。
王守仁所提出的“致知格物”有以下几点含义。首先，他认为心外无理，所以心外无物；其次，他认为“格物”假设是格事事物物的话，那么天下所有的事物是不能完全被格尽的，所以格事物是一件徒劳的事情；最后，他提出的“格物”说，其实就是想要实现封建“天理”，是一种增强封建道德修养的手段。
他认为只要人们的“良知”得到满足，那么人就不会再有身外的追求，如果身外的追求得不到，内心也可以弥补缺失。
王守仁早年就已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学说，同时也是他所提出的“致良知”的一种方法。他提出“知行合一”主要目的是反对朱熹所提出的“知先行后”学说，也是为了解决道德认识以及道德行为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知、行由心而生。他将行视为知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曾说过：“当人们看到好色就会自然产生美感或者爱慕之心，这就是知，同时也是行；当人们闻到了恶臭时，就会产生恶感和厌恶的心情，这也是知，同时也是行。”他这样说是为了否定知和行的差别，目的是让知能够代替行。他认为人在产生爱慕心或者厌恶心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可是人还没有从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爱慕心或者厌恶心的时候，爱慕心或者厌恶心就只能算作是主观感情或者是思想动机。
其次，他还认为“知行合一”的标准是“致良知”，知代表着“知天理”，行代表着“行天理”。如果知不以“良知”为准则的话，那么只能算作“悬空思索”。如果行不以“良知”为准则的话，那么只能算作“冥行妄作”。
关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性质，我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对其给予了肯定，但是否定知是通过行才获取的。虽然他们之间有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是都在知的范畴之内。
李贽的反权威思想
李贽，号卓吾，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他与王守仁是同一个学派，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与王守仁不同的是，他与封建正统思想做对抗，他所主张的进步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之间矛盾不断，所以他的著作常常被人焚毁，但即便这样，也依旧有传世的著作留下来。
明朝末年，我国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因而李贽所代表的反道学也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思想体系。他在思想上受到了何心隐的影响，他批判诸子百家的传统，希望能够寻找到自己学术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思想学术方面，他贬孔子，让自己的地位处于“异端”，他与王守仁的学说有本质上的区别。李贽的老师是王襞，所以他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与王守仁并不是同一个学派。他佩服罗近溪的学风，经常赞扬罗近溪，尤其是罗近溪的平等思想。
明朝中期，我国长江和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还没有到震撼封建主义的程度，但是社会因此产生了矛盾，李贽也从中受到了影响。李贽的家乡在泉州，他家族里的几代人都从事海上活动，所以他的思想逐渐倾向于资本主义。
李贽在思想方面反对封建社会的教条，他对封建特权拥有者们存在着抵触情绪，反而与普通百姓走得很近，这也是他那么反对封建思想的根源。
李贽的哲学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他那些与形而上学十分相近的著作，而且隐藏在他著作当中的那些社会思想里。从他所提出的平等说、个性解放说、个性自由说以及他写的文学评论中，都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十分进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轻而易举地将迷信破除，并且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过想要理解他的哲学思想，首先要理解他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中所含有的积极因素。
李贽的哲学思想当中充满了平等、尊重、自由的精神。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关系，每个人的个性都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有自私的欲望，为了能够趋利避害，谁都会变得自私。他认为吃饭和穿衣就是人伦物理，享乐或者能够正确理解个人利益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人的道德基础。他的这些思想论点都与反对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有关。
客观唯心主义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朝，统治时间长达四百余年。上到朝廷，下到百姓，都认同唯心主义理学，并且宣扬“天理”。人们认为“天理”就是万物的根源，所以必须顺应“天理”，不能违背“天理”。李贽却批判官方御用的学者，他提出哲学根源还有“道在事外”。他对程、朱二人提出的“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气”和“理”是对抗关系。
虽然他也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却批判唯心主义的本质，他提倡将气与理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所提出的唯心主义观点，让他不再停留在二元论的结论。他认为，所谓的“太和”和“乾坤”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不是物质的实体。他指出了客观唯心主义所提出的太极或者理是万物根源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正确的说法来代替这个错误的说法。
李贽认为用国势的强弱来判断真理的是与非太过片面，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强大的王朝都是因为暴君无道而灭亡，所以不能因为国家的强大而认为真理就在那一面。李贽对佛教有着很深的信仰，他全面接受了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虽然他反驳客观唯心主义，可他的言论却只能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参考资料，并不能够对客观唯心主义造成致命打击。
李贽反对特权阶级，为了能够打击儒家和道家的特权地位，他写了很多具有批判性的文章。他不是盲目地崇奉经传，而是通过自己的裁量来评量圣贤的经传，他这种做法表现了对封建主义的反对态度。
李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散发出来的批判锋芒将儒教经典、道学家们的锋芒都掩盖了，但他本人却没有表现得十分神气。他首先对儒教经典和一些儒学圣贤进行批判，这种做法就是挖根掀底，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架势。他对六经以及《论语》《孟子》都抱着一种轻蔑的态度，他说圣人的言语只是因病所发的药石，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的经典地位，将经典教义的特权推翻了。
李贽对孔孟经典的评论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他将孔孟经典的神圣外衣剥去，让经典变为平常，甚至将经典说成愚蠢和可笑。他善于抓住圣贤们文字中的一些小漏洞，并用诙谐的语言进行讥讽。对于孟子的学说，李贽则更加直接地批驳了他关于表彰墨子的理论。李贽斥责道家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讽刺道家如同一群只会乱叫的狗。他还将孔子和老子放在一起作比较，他认为两者的地位没有谁轻谁重之分。
封建社会为了能够统一百姓的思想，统治者用孔子理论中的是非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并用孔子理论去衡量一切。李贽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他反对这种独断的态度，并提出了无定论、无定质才是是非，是非的关系是相对的。他反对用孔子理论来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但是他没有摒弃是非，而是提出了要用自己的时代精神去代替孔子的时代精神。
李贽还对韩愈创立的道统说进行尖锐的抨击，他批判道统说存在捏造的问题，并根据人无不载道、道无不在人的观点进行批判。道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和朱熹也是他嘲弄的对象，因为程颐和朱熹都是反对打击统治阶级的权威，他们拥护钦定标准，而李贽反对钦定标准。李贽为诸子百家翻案，否定儒家权威地位，他认为六家的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他嘲笑道学家，并对道学家的丑恶行为进行揭露，他指出道学家表面上看自命清高，可实际上内心却惦记着高官厚禄。道学家虽然讲的是道学，但是目的却是得到富贵，他批判道学家是道貌岸然的猪狗。此外，他还反对文武分途，认为轻视武官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文官在军事上无知，所以让文官去指挥武官是不合理的做法。
李贽从不同角度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评量历史人物和事件，表明自己独立的见解。但他也是一个拥有爱国热情和反抗民族侵略精神的人，他对岳飞、虞允文等人都给予了正面肯定的评价。
拥有战斗精神的戴震
戴震，字东原，生于1724年，卒于1777年。他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早年跟着家族里的长辈经商，后来弃商从文，后半生他主要以教书为生。1762年，他在乡试中了举，晚年时期曾担任过《四库全书》的编修官。他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拥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清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能够麻痹百姓的意识，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统治者采用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理论，此外统治者还加大力度提倡脱离实际的汉学，汉学甚至成为乾隆时期和嘉庆时期的主要学术。烦琐的汉学学风成功地冲淡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在汉学学风的束缚下，戴震却通过文字，利用唯物主义思想，大胆批判程朱理学，揭露了程朱理学当中“以理杀人”的反动本质。
戴震反对朱熹提出的“理生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用“气化”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唯物主义。他认为“道”才是实体实事，此外他还进一步解释了“道”的本质，他将道解释成阴阳五行之气。
戴震认为“道”是可以感觉到的物质，他这种行为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反驳“道在器先”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天地本身就是一个气化的过程，是生生不息的。他还认为宇宙中的万物都是在“气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在“气化”的过程中获取特有的性质。他将“气化”的过程视为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他认为这种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所以过程才能够连续不断。
根据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还对程朱理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抨击“理生气”是谬论，他认为“理生气”的本质就是神学唯心主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指出程朱的错误根源在“理”上，认为程朱故意夸大了脱离事物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觉得“理”只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而已，根本不是产生世间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作为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故意将“理”夸大，说理是天地、人物、作为的规律，将理转变成了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这说明程朱理学是唯心主义理学。
戴震认为人的感觉才是认识的出发点，所以声、味、臭、色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耳、鼻、口、目等一些感觉器官也都是客体，它们是和主体内外相通的门户。他认为人的感觉是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的刺激才产生的，客观事物是感觉的对象，也是感觉的内容，还是感觉存在的客观基础。
此外，他又进一步说明，感官和思维器官，即“心”，二者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他提出耳目口鼻能够接触事物，但是心却能够与耳目口鼻相通。也就是说，人的感觉器官虽然能够接触外界的事物，但是需要依靠“心”来认识事物，“心”具有认识事物和辨别事物的能力和作用。他认为，虽然“理”是事物的“理”，但是理却是客观的，所以理是不存在于人心当中的。戴震提出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在反驳程朱理学所提出的“天理具于人心”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同时他所提出的观点还成功地驳斥了陆王提出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另外，戴震还认为，只有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后，才能够得出客观的真理。为了不让客观真理与个人主观意见混淆，他还特意将二者加以区分。他指出，人们都承认的就是真理，如果没有被人们一致承认，那么就可以被认为区别于真理或者是错误的谬论。他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对反对宋明理学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这也再次证明了，他其实不懂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戴震的认识论中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缺点在于他一直在强调认识上有一个不变的准则以及“万事皆准”的抽象定理。他的认识论之所以会存在这些缺点，是因为他片面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并且否定了真理的相对性。他强调“心之明”，因此他所提出的观点当中依旧存在着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也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彻底。
戴震对于程朱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持反对态度，他主张“理存于欲”的伦理观。他认为宋儒所提出的“人欲”其实就是饥寒愁怨和饮食男女，这只是“性之欲”，是养生之道而已。他认为如果要灭人欲，那么人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他认为“理”和“欲”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凡事都必须有欲才行，如果无欲就是无为，那么有欲才能够有为。换句话来说，人想要有所作为，必须有“欲”作为推动才行，人们所有的追求都跟欲望有关。根据这个理论，他驳斥程朱理学是唯心主义的“理学”，揭露程朱理学的危害，并说明程朱理学具有“以理杀人”的罪恶。他认为“欲”是人的养生之道，所以根本不可能根除“欲”，他还指出理学当中所提倡的“理欲之辩”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把所有人都变成“欺伪之人”。
戴震还指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这种行为彻底揭露了理学当中的反动本质，他的行为也表现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他希望圣人能够治理天下，体恤百姓，采纳民意，他觉得这才是王道。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如果从情欲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政治措施的话，他所提出的观点依旧是唯心主义观点。他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改变封建制度，所以他所提出的观点等于空谈，属于主观主义的幻想，他的观点是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