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社出来已经临近午夜，街上的人和车自然都不多了，慌乱、小家子气的东兴南路也不再拥挤，跟有人这种时候要抱怨下班太晚相比，我其实已经高兴得快叫起来了。
通常凌晨下班，意味着这一周的工作即将结束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不一定真的去什么休闲或者做两件生活大事，而是可以呼吸两口自由的空气，没有任何压力的那种。
我来到广州七年了，一直待在一家娱乐周刊。跟娱乐周刊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个新闻类周刊，当时两本杂志以“娱乐”和“生活”的关系存在。虽然两套采编系统，但一直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经常那边选题评报，这边也能听到。有一次，隔壁的编辑惊呼冯内古特死了！他说得其实很平静，但在我听起来算是惊天动地了，因为多年前我就是冯内古特的读者，他的小说我最喜欢《时震》。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想死而不得死的那种，所以死这件事，对于冯内古特来说可能还真不是什么需要伤感的事。
因为内向，我从来没跟同一间办公室的准同事说过话，但那天我扒着办公室常见的那种隔板，站起身来对那位同事说，啊，冯内古特死了？对方说，是的，刚刚。于是我们又聊了几句死者，然后他提议让我写一篇书评兼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
于是，我到广州之后的第一篇书评就这么写好了。给予我信任的人是凌越，作为书评人和诗人，他当时不明就里地让我写一篇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我的理解那也是一种诗意。
后来越写越多，变成了一种习惯。用我的朋友戴新伟的话说，就是一个月关注几本书，先写个书讯，再挑一两个写点长的书评，大概这种节奏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关注新书，关注当红作家，关注出版状况，然后奋笔疾书像动情的小伙子面对心仪的少女一样，真真切切并难以摆脱转身。
有时候难免是硬着头皮写，一来面对过往经历中没关注过的作家，二来面对兴趣寡淡的作家作品，都需要以一种稿费的动力和发表被人品评的虚荣心来支撑。比如我在写冯唐的《不二》书评前，对这位作家一点不了解，他的名字和任何一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像对于美国艾奥瓦州一农场主妇来说的杨幂一样，你再流行时髦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猜别人也一样遇到过跟我相似的情况，从勉强地拜读、看资料到去动笔阐释原本不熟悉的事物，再到一点点了解和熟悉更多的东西。这有点像过日子，我们总是从仅有一口煮泡面的锅，到拥有整套厨房用具。
好像在我写下这些书评的过程中，一直有师长、朋友对于文章中常常纠结病患而看不过眼，的确，尤其是在写到汉语文学本身、文化现象时，不满的声音甚至攻击是多了点，但我想，这些不能不说跟爱有关。文学意义上的期许说不上，但至少对于自己母语的阅读肯定是有所期待的，这难道不也是每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心中的常理吗？对于汉语文学的挑刺，使我自己都觉得这有点像戴着袖标的老大妈，发现谁乱扔垃圾都会跑上前质问两句，挺烦人的。这种形象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者和质疑声，不也正是基于一种希望你们变得好些、有点出息的心理吗？谁会真对骂骂别人这种破事称得上有兴趣呢？
书中收录的篇目大多为近年所写，也大多发表过，北岛和卡夫卡两篇是我2005年在南京期间写的，大概是为了纪念也收入进来。没有标明出处的自然是未发表过，或者我实在忘了也找不到了。
从我1995年开始写诗开始，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坚持写评论写上这么长时间，时隔多年出了第一本书竟然也是书评为主的文章集合。我不能说这并非自己想要的，但的确与初衷相去甚远。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没有成绩可言，但的确没有停歇过，小说和诗写了不少，但羞于见人的居多。书评是寄生在其他作品之上的艺术，当然可以寄托作者的心思念头，只是自由度天生欠缺。这是我的一点理解，没有歧视的意思，自己也将继续写这种寄生的文字。
这是一个聒噪急促得令人不安的时代，自己也难免深陷其中成为聒噪之声中的一个音阶。每个人都想做独唱者，可事实是大多数人一边往合唱的堆里挤，交际恭维、攀谈交好、搞基卖萌，一边又要标榜特立独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唯一性提炼出来。这些在我看来都非常愚蠢，人类败坏阴险的行为之一就是互为友善，而独一无二的意义也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巨大。倘若能多抬头看看空中的繁星做一点安静的事，已经是现代人的成熟之举了。
整理这本书的文稿，难免有很多记忆渐渐浮现出来，即便于个人生活来说它们也不至于是什么宝藏，只不过是点零零碎碎的人类情感垃圾。它们可以令我多看两眼，但对于读者来说其不值一提的程度跟这本书的内容近似。我倒不是觉得自己还会写出更值得一提的文章，才如此藐视已经成型的眼下这些，而是对于生活来说，它们的存在真的什么都不是。我十分尊敬的书评人刘铮老师在自己的《始有集》后记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本书不值得读，更不值得买。”我觉得我能理解好这句话，并非简单的谦逊，如今我很想原封不动地用在自己这篇序言文字中，但说实话，勇气和信心都不足够。
这些文章在这里结集，能让人回想起来的除了情感，还有很多人和事。某种程度上，这些才是值得重新珍视的。我必须要感谢我曾经和现在的编辑们。《南都周刊》的凌越，他后来到了《时代周报》，一直都有约我写书评，我在广州的第一篇书评以至于让身边朋友知道我也可以写这个，都是因为凌越；还有《南方都市报》的戴新伟，从阅读版编辑到副刊主任，戴老师位置变动，但对我的帮助从未间断过，引领和提携这些词多少有点冒犯般的讨好，但年纪略长我一点的戴老师对我的确做了很多这样的事；还有戴老师的夫人吴慧，我们曾是老同事，她在《东方早报》做阅读版编辑时，生生地把一个傻了吧唧的人拉进了他们那么隆重的一个作者队伍，盲目的信任下，吴慧编发了我很多稿子，我必须再三感谢；后来吴慧将我移交给了《东方早报》的黄晓峰，他帮我严防死堵了很多文章中的纰漏；还有《南都周刊》的钟刚、罗小敷，他们在做文化版编辑时也经常对我投来信任的目光；自然还有《人物》杂志的编辑陈卓，他当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都很难忘……必须还要感谢“独立阅读”的师友，王晓渔、苏小和等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提携都不小；还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兄，真是承蒙看得上。
我的家乡沈阳很多年前曾经有一本“青年文化读物”《甲壳虫》杂志，谢谢刘爱萍、王波的赏识，让一个学药理学的理科生在那本杂志当上了编辑，还让我知道自己可以靠做点跟文字有关的工作来谋生。
最后，还有很多没通知我就编发我文章的编辑，即便我没收到你们的稿费，我也要感谢你们的看得上。
这是一份无法感谢完全的名单，只能点到为止，还有对我有过帮助的老师和朋友们，有缘的话我会再把你们感谢一遍。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妈，他们对我的写作没有过什么鼓励，但他们的存在对我一直很重要。也感谢陪伴我的非勒蒙，一直与你在一起，以及你能像快乐的天使一样在我身旁飞来飞去，对我来说事关重要。
是为序。
朱白
2013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