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早晚都会老的，早晚也都会死的。当然，前者需要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自己认识的越多也就在有生之年越难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你生的局限在那摆着呢。王朔化身一个老人，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遥想假如自己老去，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再来回忆自己的前尘往事，这是多么清醒，又是多么悲伤啊。
王朔当年能把汉字写成的书狂卖，除了玩世不恭、幽默、青春等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能玩纯情，纯得让少女、少奶一起跟着掉眼泪。可以想象，当时王朔在大众心目中之所以影响巨大，跟后来的余秋雨也没啥两样，一个是纯情故事，一个是卖弄伪常识，用的都是老百姓好接受的方式。当然，你还可以说，那王朔还有自己的意义呢，这是肯定的，在当时一批小说家里能留在历史花名册上的肯定要有王朔一个。但文学上的意义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兴趣的东西吗？王朔能在《空中小姐》、《过把瘾》等小说中把情绪、感情、青春揉碎了搅拌腻了再喂给你，这功夫不小。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朔从《我的千岁寒》五迷三道、云山雾罩中渐渐释放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暴露”，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王朔明白了只有用故事、用叙事来交代自己的意图才是正经事。
直接用对话形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一时想不起来这在历史上还有什么，至少这是我认真看过的唯一一个。短篇倒是有不少，比如伊凡·克里玛的《爱情对话》，就两个人，躺着或坐着试着纠缠一些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弄混说话者，因为两个相爱的人说的话看上去就是那么容易混淆。王朔用二十万字的篇幅构成的这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没有让人弄混的时候，因为“老王”和“咪咪方”压根就不在一个气场中，虽然两个人同样贫嘴，但一直在辩论中将谈话继续下去。有时候看着“咪咪方”特来劲的时候，也就是捅破“老王”虚伪包装的时候，你会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一段镜头，就是马小军对着镜子臆想自己痛骂警察。自己解构自己，有时候不管别人认同与否，首先对自己来说很解恨，王朔高兴的就是能在一篇小说文字中痛快拆离自己的一切虚伪包装和假象。
王朔用对话的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这样就好像真的是一个老人在晚年的自白，把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回顾以及忏悔在那一刻宣泄而出。
一个人年轻时悲观，最多能悲观到死，到死那里就停止，悲观不下去了，没有比死更吓人的了；一个人老了时，再悲观则可以悲观到“老而不死”，这样老而不死颤颤巍巍地活着才是最悲观的。可以理解为小说中的“老王”在2004年时死过一次，悲观到极限自杀了，留下自己对不起的女儿和老婆，一个人脱离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时候恰好是“老王”与之决裂的时候，两个人谁也不理谁，“见面不说话”的那种。当三十年后死了的那个“老王”的女儿“咪咪方”找到没死的“老王”来了解当年自己父亲死去真相时，“老王”才可以像一个真正当事人一样回忆、解析自己的过去。
小说的确“暴露”了一些东西，就是外界对王朔之前的猜想，比如那些他曾经对着媒体的麦克风狂吼的一些事。可这些恰好是一个人不用在意的，“暴露”了也就“暴露”了，最大不了的也就是继续“顽主”下去，真不知道王朔为什么要装成很在意这些的样子。
对于王朔来说，也可能是自己在那一年经历了什么痛苦和决裂，思想徘徊不安，常常想象和做出一些常人不理解的事情，到了几年之后回顾自己那些往事时，多了一分自作多情的冷静。要我说，王朔这些人所谓的“痛苦”也是“高级的痛苦”，是吃饱了撑的的痛苦，是一抬眼皮首先看到一大群赶不上自己的人在爬行而自己想怎么舒服怎么来之后产生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显得比较吊诡，你说它是变异的也行，说它是非人类基因也行，总之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关乎人人生存的东西。王朔这一次矫情得比当年玩纯情时更来劲，真正把自己豁出去，外人怎么看已经跟当时写小说的这个人没关系了。
小说中有一些真知灼见，比如“老王”对自己孙子辈的“梅瑞莎”说：“我们都很沮丧，发觉自己不是自己希望成为的人，而且再也没机会活回去了。多可悲，没一样东西是抓得住的，甚至自己的长相。”这是可以相信的作者坦诚的话，但，尽管真知灼见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所谓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人三十岁之前，想想这些，挺高级，如果你都一把年纪了还在惦记自己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人而沮丧的话，就真有点格格不入和没劲了。对于读者而言也一样，用书中一个疲惫的果儿说的话，“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作为读者，进入《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不费什么力气，比《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等作品好多了，有故事，有吸引人的俏皮话，有机灵的比喻。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让人回忆出当年的那个王朔，总是透出个聪明，对世事的超脱和清醒仍然是当今大批大批作家不具备的。可是读到后来，只能是出于一种惯性继续把这本书读下去，用“嚼蜡”来形容有点过分，可是我也真没打算读什么他的那些关于人类、宇宙、未来的凝思苦想啊。当备受折磨地读到最后一页，用王朔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最矫情的一个词来说，就是“崩溃”了——括号里有五个字：“第一部分完”。“老王”还有多少故作聪明的想法和看法，这是王朔送给读者和出版商的一个谜，秘而不宣，等待时机，等待商机。
借用外界一些东西影响艺术创作的不少，但我总觉得大多数小说这么干不靠谱。音乐可以，美术也可以，诗歌也可以，小说毕竟还是个力气活，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还得瞻前顾后，不能把自己当傻子一挥而就，就说自己完成了。王朔脑子里很多画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像他说的那样在大脑里装一个摄像机，把里面翻腾的内容直接投影在银幕上给人看，写成小说既糟蹋了材料，也浪费了读者的精力和折磨了大家的脑细胞。
王朔说，想让自己不用出来就好好活着，有一份让自己和家人安稳的存款（大意如此）。在我看来，这仍是几辈中国人积累下来的“怕穷”思想，不管穷不穷，不管“离”穷这个词已经多遥远了，骨子里还是怕——尽管这个人已经王朔了。（原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