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知道真相，只是从个人感受上来判断。我觉得在《文坛三户》里，王彬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情绪（当然，个人情绪不是错的，更不是不可以有的东西，有时你让我愤怒了就是愤怒了，我为什么不可以表达？只是在这本书里王彬彬并没有让他的读者了解到他个人情绪何以产生的原因），而不是基于“标准”或“意义”的品评。所以我觉得王彬彬在花精力做一件最后证明自己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一本书，二十多万字，这可是不小的工作量啊。
举个例子吧，就像郭敬明，我压根就不会去阅读，怎么会让自己不满呢？“没有关注”应该是早就摆在那里的事先态度，“不会去阅读”这已经是个态度。还比如《金刚狼》、《星际迷航》、《哈利·波特》这样的电影，如果你非要抱着欣赏艺术和发现价值观之类的念头去看的话，那只能自讨没趣，因为似乎它们就应该那样，那符合了某种你不了解的衡量体系，只能说自己没在这个体系内，而不能用一个你自己的衡量体系丈量一下之后，说作品的品质和质量有问题。你费力骂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东西，你说这是哪个先出了问题？即使《英雄》、《十面埋伏》也不应该站在对立面上骂，或者说小人之心地骂了也没用，因为它已经符合了某种测量标准，即市场。在我看来，要骂只能去骂《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因为它实在是不争气，又表现得那么装×、矫情和造作。
在文学上也存在着局限性的阅读，比如你可以说萨冈的《你好，忧伤》很通俗，一个在十六岁花季边读着琼瑶边落泪的读者在上过大学走向人生另一个阶段后觉得自己当初很幼稚，那种通俗和浅薄的美不再是她需要的了，这样的文学作品无论作为一种普通的审美还是对读者自身的影响都结束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犯不上让一个有卓越见识的大学教授去急三火四地费力指导。所以王彬彬使足了力气对金庸和余秋雨的论述，看上去意思不大，我只能说这是意气用事，而对自己坚定的文学立场或者抒发理念来说，并没有实现多少，抡圆了双臂的力气，“啪”地一声，打死了个蚊子——你怎么能说这人是力大过人呢？但我知道，让王彬彬不满或者说实在看不下去的不是金庸、余秋雨这样的写作和写作者，他不满的是那些对之失去了判断和基本审美的评论家，为此王彬彬不惜在书中引用大量的评论家对二者的评论，意在指出他们丧失了审美能力和文学立场。在中国文坛能如此指名道姓地道出自己对之的不满和指出对方问题的人，已经是稀罕玩意了，这种的稀缺，不是明眼人越来越少，而是觉得有必要说出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像王彬彬这样不计代价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还真是一个“背离时代”的行为，这也表明了他是一个多么不愿意与这个肮脏时代为伍的人啊。
说到稀缺，不仅在中国文坛，即便缩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环境里，王彬彬也是稀缺物种。相比那些靠一些自己都说不清的理论混饭吃和凭坑蒙拐骗抄袭得来的学术地位的教授们，王彬彬显得纯粹极了，他不跟这个充满恶的时代同流合污，更不会对之妥协做出媚态。在我看来，这已经使他成为小环境下的某种稀缺动物。留在我记忆里的是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地讲解前南斯拉夫战争、鸦片战争，还有逐字剖析克林顿北大演讲全文的那个老师，这些不仅仅是对一段被遮蔽历史的重现，更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输出和传递，那个时候我只能感慨自己晚知道这些太多年了。在常识问题上对年轻人的教指，是王彬彬最神气的时候。
王彬彬对文学出于情绪的批评，对文学其实没多少帮助，但也谈不上什么伤害。我更不相信什么“文人相轻”的这种话，即便真的相轻了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要比文人相媚好得多。真正令“文学”二字在中国一次次蒙羞、被接二连三向下无限制拉扯的是另外一些所谓的批评家及其行径。在那里他们为中国文学锻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文人相媚，这是一个让人恶心，并深感无奈的事情。那些出席某个作家新书发布会，应邀为其写上一篇动感十足媚功尽现，并不惜送上无数大言不惭的赞美之词的评论家们，完全可以看做这个恶心时代里最低廉和卑贱的一种文学行为，他们正是若干时间前出于友情或者恩情，而提笔为他人写序、作跋的那类文字工作者的超强升级版。如果说文绉绉并且老式内敛的写序言者，只是一种时代桎梏里的一种对朋友、文友庸俗表达的话，那么到了今天那些不惜动用各种浩大而空洞词汇来赞美给了自己好处的评论家的行径，则可以看做一种针对庸俗化的龌龊的倒退。他们无需蒙面，就干了一件没有脸皮不知羞耻的事情。以小人之心来揣测，一篇文绉绉的序言，当然不能吸引书店里的读者，那么换成两三句铿锵有力、肉麻十足的推荐语印刷在腰封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妖娆的推广呢？这又是中国人误读市场和商业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多数人以为只要肉麻的推荐和不顾廉耻的操作，就是真的商业了，没有想想里面卖的到底是个什么破烂玩意。中国没有真正的畅销书，跟这些下作的书商和无耻的文学评论家如此低贱的操作有着必然联系。在这种每日发生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肮脏行为的不断影响下，在今天或许已经成为某种方程式，且看似已经不可或缺，等号的这边是背离文学初衷、无视基本文学审美的行为，等号另一边是廉价的商业成功和登堂入室。在我看来，这就是文人之间所能产生的最大伤害，由龌龊发酵而成一种细菌，要不了你的命，但也足以让你上吐下泻。
如果有研究者对当前中国出版的图书上的腰封作以研究的话，肯定会找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我看来，他们已然发明了不少关于赞美和推荐的汉语词汇，力道十足，其文学价值和文字美感绝对比得上这些年爆发的房地产行业里的那些文案。事实证明，中国文人一旦变成某种力量的执行者，就会变得强大而有力，从古时候负责写那些歌颂国泰民安的御用文人，到当年“文化大革命”时的“石一歌”（关于余秋雨与这个著名的名字之间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上，王彬彬在这本《文坛三户》里也专章来论述：第七章《余秋雨是否应该忏悔》），再到今天一批为金钱竞折腰的“文学腰封家”，他们书写的绝对都是那种具有时代气味的文字。
回到王彬彬这本以个人喜恶为基础的《文坛三户》的书上来，将喜恶放在选择论述本体的首要指标上，首先就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偏激和机械性，除了在文学史和传统价值观上寻找一部作品的定位和价值外，王彬彬大概忘了还有一种叫打动人心和平常阅读的说法，就是那种审美中带来的一种“汗毛倒竖”、“轰然击倒”的感觉。这根本没法解释，无法在一本正经的论述文字中找到答案，但那也是一种审美。也不是说具备了“轰然击倒”的就是好的文学作品了，甚至都不能以此说它就是“文学”了，但评判的标准在真正的文学和它的读者面前，是可以多元的，也是可以“不阐释”的。所以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判断《动物凶猛》这样的小说，尽管里面的调子会让有的人反感，甚至会产生极为痛恨的情绪，认为王朔是在回避、粉饰和美化某种东西，但这些在打破时代局限之后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动物凶猛》这样的小说其本身具备的审美性已经超越时代的局限，它可以让人共鸣的是真实的人性，而不是那些喜欢唧唧歪歪的人的所谓正确价值观。王朔的作品用怎样的文学眼光来审视，至少不应该存在文学性的问题，这应该已是常识。在论及王朔的时候，王彬彬多次表达出对作家本人“流氓”的性情和“流氓”的人物状态的不屑，试图将其小说在囿于“爱情”和“案情”的主题与“鸳鸯蝴蝶派”拉扯上关系，以达到将王朔及其小说拉下水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太狭隘了，也肯定达到不了目的。流氓怎么了？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上来就说“流氓从来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首要问题”，既然是首要问题，为什么不能谈论之，而是要谈“氓”色变，上来就先一棒子打死呢？在庞博而浩大的世界文学版图上会拒绝一个流氓吗？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有过文学阅读的人来说又是常识问题，让·热内、波德莱尔、亨利·米勒这些就不说了，就拿奈保尔来说，嫖妓、找情妇、侮辱并逼死自己的发妻，这些在道德上毫无疑问的流氓行径，影响到他的那些光芒万丈的作品了吗？甚至连波及都不曾有过。流氓，实在是没啥了不起的一个词。怎么可能通过一个“流氓”就将其否定呢。再说，王朔仅仅在小说语言这个单项的成绩上，就已经绝对站在了当代华语小说的一流作家行列当中，这是保守的评判。如果按喜恶来说，我甚至觉得这个一流作家的行列里王朔就是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当然，这个说法的前提是所谓的当代华语写作中，还有一流作家这样一个群落。
这就让我又不明白一个问题，王彬彬在已经对一个作家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放弃然后去研究那些让他觉得好和有感觉的作家，非要抓住三个流行意义上的大众视野内的作家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华语文学的现在进行时实在找不出真正好的、值得研究的、值得付出心血并将自己某种情怀寄托之上的文学作品吧。这当然是我没根据的武断，我不知道王彬彬这些年是否还有兴趣面对当代文学，只知道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不由自主地放弃文学，这在很多年前就发生了，比如很多早年有远大见识和渊博才能的文学批评家，都放弃了文学批评，而转行干点别的。我记得吴亮和朱大可都曾经说过，大概意思就是，不再搞文学批评就是因为用来批评的文学作品太烂了。这是真正的悲哀，具体地说，若干时间以来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已经快跟中国足球画等号了，成为大众眼里最不争气和最不可救药那一类。足球是一种比赛，在丢人现眼这件事上更容易让人看出来，那么中国作家们则是以一种缓慢的、温婉的、悄悄不动声色的方式，在证明自己是多么落后和不入流。
王彬彬将喜恶作为论述本体，其实也没有违背什么科学规律，尽管我不觉得他这么做有道理（论及王朔）和有价值（论及金庸、余秋雨），但在我看来这仍是一种极其严肃和真诚的工作和态度。相对而言，更多的“无喜恶”的评论家，使出浑身力气说一些不着调的话的评论家，王彬彬的工作是诚实的。
我们身处在远非理想的时代，这个华语文学界，包括自认为是在写小说的人，也包括那些自认为掌握了某种权威和真理的批评家们，说实话，这其实构成的整体就是一个破烂的垃圾场——并非一无是处，但也无时无刻不散发出阵阵恶臭。（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