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一腔废话
如果读者有看过刘震云的访谈就知道了，这位刘老师不会直接说话，而是兜圈子，反复转圈子的过程是绕弯弯，结果就是废话连篇。用哈里·法兰克福在《论扯淡》里的解释就是，当代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废话过多。而这里的废话在刘震云那里竟一次次地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形神合一。《一句顶一万句》，从篇幅来看三十多万字，这三十多万字从哪来的呢？几乎每个出场人物都会有个小传，不是一点点，而是铺张起来的那种，这时候你说作者是怀揣着一个雄心洋洋洒洒地在书写一个族群的史诗也行，正如刘震云小说反复说的那样，一句话就看你怎么说了，有时候好话和坏话可以是一个意思。
一个人的个人简介，不是不能写成一个人的传记，问题是一部小说的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当成主角来写传记，就容易让人理解成凑字数。老范、老胡、老斐、老曾、老汪、老吕，等等，这些作用一般的人物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前世今生，这让我想到朱自清说的“废话”，他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看来刘震云是把写小说本身当人生来过了。当然，作家写小说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小说在他的笔下可以任其摆布，我以小人之心地猜测，之所以会让每一个人物都拥有一部张嘴就来信手一写就是几万字的传记，还是因为作家的不自信，处理不好就多写点，这就跟射箭多射些总有不小心射中靶心的时候，不是射术长进了，而是概率问题。停走的时钟，一天也有两次准确的时候。
刘震云对姓氏前一个“老”字的迷恋，令其不得不要为每一个“老家伙”都起一个姓，不得重复，否则“老”不起来，不混淆就只能为他们各重新起一个姓。这种形式看上去非常滑稽，难道是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的野心，非要弄出一个百家姓小说来才过瘾吗？
如果我们阅读整部故事之后，针对这样一个普通百姓身上发生的阴错阳差的琐事，或许我还可以这样善意地理解刘震云的“废话”，它正是以一种恰当的形式来表达它所承载的故事核心，不废话，如何展示这一地鸡毛呢？
故事：一地鸡毛
不管序言中的“一出一走，延宕百年”这样的漂亮话多么激昂澎湃、蛊惑人心，还得承认《一句顶一万句》讲的还是一个琐碎的庸常事，随时有可能在你我身上发生的那种凡庸小事和平凡人的人生。琐碎的事就证明是流入凡间的事，说明作家在说人话，这也是作家《单位》、《一地鸡毛》沿袭下来的优良品质。这也是刘震云不同于所谓知识分子凌空蹈虚式写作的卓越之处。
当然，记忆好的读者还会记得刘震云也写过《故乡面和花朵》这样浩瀚、野心勃勃而又不得要领的作品，相比而言并从事后效果来看，刘震云不再去写《故乡面和花朵》，而是继续《单位》、《官人》的路数是靠谱的。但这样的转变当然不是余华从《河边的错误》到《活着》、《兄弟》的转变。如果非要把余华的《兄弟》拉上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作对照，我以为《兄弟》是余华对“平常”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追求，而《一句顶一万句》在刘震云那里则是一种天然的元素。
小说讲了几起杀人未遂事件，都是提着刀似乎在行动，然后在心里把要杀的人杀了一遍，这是中国人的狡黠或者东方智慧。狡黠的地方不在于想杀而没杀，最终只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在心里杀，而是在于当事人真的很生气，真的有了杀人的冲动，但包括他自己谁都知道这还不是一个杀人的事，经过杀人冲动、未遂杀人的过程之后，一个人的怒气也就消解了，用一个夸张放大的形式（即便是没有结果的表面形式）来化解自己的困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做人之道的精髓之一。这也可以看成今日网民暴戾的本质，真有那么愤怒吗，不是，他们骂骂咧咧之后自然会顺其自然地过自己的生活。
《一句顶一万句》似乎还有了点市场上非常有卖相的“悬念”，两个离开的人（离开人世的曹清娥和离开婚姻的章楚红）均留下一句没有被传达出来而呈现出悬念的话，可能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寻找和等待答案的心情。但是这真算不上一个悬念，作家也知道这样隐而不见的话可以是任意一句话，只要没意义的废话，是什么都有可能，不说出来等于已经说了，如果真说了也是白说。说与不说在这里画等号，正是琐碎而一地鸡毛的生活的真相之一。
主题：百年孤独
小时候打架，如果对自己没自信，或者对对手感到恐惧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通常要拉上几个帮手，帮手不一定真的上去帮忙打架，而是站脚助威，从心理层面讲，这种帮手已经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书脊上印着“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直接奔着“十个百年孤独”的架势去的，是在玷污尚且在人间的马尔克斯，还是因为自己害怕了非要拉上一个帮手，总之，显得不是很聪明。如果按最新“大书”（从“大片”那新来的一个词）的“大”字来说，《一句顶一万句》只能是本“小书”，它的核心内容所涵盖的仍然是个人的、短暂的、局部的、狭隘的，而形式又是鸡飞狗跳琐碎型的，包装与内容和形式不符。
按照作品的品质来说，《一句顶一万句》用来打发时间或者学学说俏皮话，可以，但直指人心或者让人找到共鸣的人性之微，都不太有效。刘震云将孤独总结为是因为“说不着”，感觉就像是小孩发现红绿灯是不停地变幻一样，还得扯起嗓门使劲喊出来，这有点让人抓狂，不至于啊，我还发现斑马线都是白色的呢。孤独源于“说不着”，这没错，小说中的杨百顺、牛爱国都找不到说得着的人，所以孤独，解决不了这一人生常态问题，就只能钻牛角尖，离家、寻找，救赎自己，刘震云用上下两部三十多万字来说这个道理，这些都没错，问题是这只是生活常态的一种答案，不是这个世界被埋没的真理之一，起不到让大多数人共鸣的作用。问题更是，这么大的嗓门喊出来，又不是孩子，至于吗？中国当代作家之弱，不仅仅是大家说的不敢面对当代问题、无力对当代中国发言，也表现在眼界之小、坐井观天的惯性和狡黠上。
家族、孤独，是一个高山仰止的话题，前人摆在那里，如果不能形成与之有效对话，最好别碰，即便小心翼翼也容易出笑话。作家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了，杨家、姜家、牛家，还有更多的家族，“延宕”一个“百年”、“孤独”的话题，这难免让人把《一句顶一万句》在所宣扬的形式上想到《百年孤独》。当然，还可以说成是成功的书商携作家本人在向遥远而伟大的前辈致敬。致敬，就变成了喜欢，喜欢便可以是那种人人都可以做、随时都可以做的事情了。但是，别忘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致敬，往往也可以看成不靠谱的致敬，不仅仅是我们差得太多了，还是一个致敬也可以暴露自己的幼稚和离谱，比如被致敬的人明明是恐怖的，你非得拿自己的温柔向其致敬，尤其是给死掉的人致敬，难道不怕死人从墓地里爬出来趴你家窗户吗？见过最幽默的致敬是前几年的华语恐怖电影《门》，片尾打出一行字幕：向希区柯克致敬！有影评人解读说，整部影片最有恐怖效果的就是这一句。
小说最后部分重复说了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应该算是开解“孤独心灵”的一种办法，即便找到“说得着”的人，也容易一瞬间转变成“朋友的关系叫危险，知心的关系叫凶险”，所以只能不去解决孤独本身，而是着眼于孤独之后的其他生活。此时的牛爱国，基本沿承了鲁迅笔下的“阿Q”和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他们的回避精神将支撑他们的生活。可是当我们“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时，忘记的是“现在”，“现在”怎么打发呢？这跟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所面对写作题材时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没有现在、忘却当下，或吟唱历史，或粉饰生活，或凌空蹈虚刻意忽略身处何地，总之没有跟你我有关的当下生活的存在余地。
在号称“延宕百年”的这部小说中，我们没有发现故事里有哪些不可忽略掉的历史的存在空间，敏感或者脆弱不堪的那几十年，我们的作家都巧妙地侧身躲开了。历史背景在小说中仿佛就像不必存在一样，没有言语的历史依托，空空的一个“说”能成立吗？贾樟柯在《小武》、《站台》中反复使用年代音乐，甚至某段电视新闻片段作为背景，就是在告诉我们自己身处何处。尽管故事的历史不是你我的历史，但只要是人的历史，就会让我们产生共鸣。除非你讲的不是人的历史，否则纯粹的讲故事就无法单体存在。我觉得，作家们刻意回避和忽略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故事，是一种不自信和麻木，更是一种经过衡量后的狡黠。也就是说，我已经可以通过如此“安全”有效的方式达到我的目的，那么还用去冒险和做那些容易让自己乱了阵脚的努力吗？
作家：你叫×××
说刘震云是中国跟影视最近的作家，这句话不算错，但不准确。早年的《一地鸡毛》时，刘震云是跟影视离得比较近，那种以对白为主干的小说，非常适合改编成剧本，再加上刘震云的幽默的语言和世俗的故事，在哪个年代都会让编剧或者导演高看一眼。但他近些年出版的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基本上算不上小说，都是有了电影才有小说，不管创作的前后顺序，至少市场上的卖点是因为同名电影的上映，这时你已经不能再称呼一个影视人为“跟影视最近的作家”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作家是一定要在文学圈占一个坑，才好拉出影视的屎。
其实在《单位》、《官人》的时候，我喜欢读刘震云，那时的刘震云有一种世俗的快感，即便兜圈子的叙述也是一种非常合适那时小说的一种形式，低调而平常的语言正好配得上凡庸琐碎的故事，人间常态的一种，刘震云写出来了。所以当看到刘震云在《桃花运》里的客串时，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次中国作家最极端、最凌厉的成功演出，那个带着娘娘腔一边向自己前妻示弱，又一边怨妇般抱怨别人是非的人，简直和我在看《单位》一直到现在《一句顶一万句》时产生的某些幻想太一致了。
近年出版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我相信买书的人都不是要看小说的人。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从头到尾地看了，很失望，因为失望也说了很多刻薄的话，用狠毒来形容也不过分，不是无名小卒式的虚妄大胆，而是作家虚张声势的形式恰好冲淡小说唯一具有的那么一点意思。综观《一句顶一万句》，总结下来不是作品有多差，而是读这样的作品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厌烦，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的旗号来卖，不厚道。语录式语言，教唆犯般地对人生指手画脚，仅凭这些就容易让人想起台湾作家刘墉。不能用上当受骗来形容这次阅读经历，但至少小说没有想象中的好，甚至也没有想象中的差，更谈不上宣传中的“最成熟最大气”（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我们作家的其他作品还指望有人看吗？），我实在想不明白作家本人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出卖自己。能多卖几本书吗？如果真能多卖个几十万，倒是好事。刘震云代表的那一代小说家，基本看来已经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轻时的嚣张形式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不停尝试，不断经历，年富力强显示出一副在路上劲头的中年作家，在我们的华语世界里，有吗？（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