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人在试图探讨和表述爱情。用文字来表现爱情，也许是矫揉造作的絮语，也许是庸俗的陈词滥调，也许是煽情而轻薄的鬼话，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是人类必须的情感之一，不可替代，无法涂抹。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古今中外不断地有人愿意讲述她、阐释她，每个人对她都有发言权，而且没有对与错，都是人类的箴言。世上不存在一种爱情是错误的，哪怕她沾上了几层荒诞的色彩，只要是爱情，都有几分美好在里面。
爱情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永远消磨不尽、永远说不明白的东西。爱情的类型各式各样，角度千差万别，对于作家来说，是靠诚意和才华来呈现爱情，对于作品来说是以说服力来征服读者。以我个人的鼠目寸光来看，上海作家张旻笔下的“爱情”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诚意和有说服力的一个。当然，这样的判断你也可以不同意，毕竟我不是统计员，而只是一个看过小说并喜欢抒抒情的人。
在张旻的小说出现之前，我甚至得出一个不靠谱的结论，就是中国人是不适合写爱情的人群，至少当代文学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要么虚妄，要么卑微，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对爱情最妥帖的表达方式。比较而言，我不认为贺奕的《身体上的国境线》、北村的《望着你》、鲁羊的《鸣指》，等等，它们称得上是爱情小说，跟“爱情”有关，但不见得找到了击中爱情的子弹。即便我个人一直喜欢甚至愿意听从的韩东的《我和你》（以上这些人的名字似乎在所谓的当代文学版图上多少会跟张旻产生过交集），我也不觉得写出了所谓的爱情真谛。《我和你》的男主人公更多的是在爱的面前表达一种卑微，而爱的细节以及美好，除了因为真实而展现出来的爱情颗粒，并没有像作家以往小说那样让人充满惊喜和满足。跟同时代的作家比，张旻的小说有一种踏实的经历感，这当然不是早些年说的“日记体”小说可以全部解释的，而是张旻的小说确实有始有终地在贯彻一种真实的现场感。
说到现场感，在读张旻的很多小说时，总会让人产生一种恍惚。好像这个叙事者既不是亲身经历者，也不是被动的虚构者，而是一个高高在上洞察了世间真相的“先知”。就是说，一个人，但凡经历了或喜或忧的爱情之后，怎么能够还如此清醒并真诚地写出那些细节呢？张旻笔下的这些中年男人无一例外地深深地爱着“爱情”，“爱情”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甚至生活之美好几乎百分百地要靠他们百折不挠追求的“爱情”来展示。对爱情过于执著的追逐，难免路上会遇见那个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如果将《猜火车》、《燕尾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电影的类型，称作“残酷青春”片的话，那么张旻一系列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则可以称作为“残酷中年爱情”的日记体小说。张旻在展示和描写这些时，美好的同时也是残忍的，正是这些一段段残酷中年日记式的小说图景，令“爱情”这个伟大的文学主题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不至于长期缺席。
张旻总是把个人视线集中在一个中年男人或卑微或平庸的爱情之路上，他愿意对这个人物赋予最深情的关怀，用最具个人情感特色的故事将一个个中年男人的爱情细节和爱情观呈现出来。在以往的中短篇小说中，比如《爱情与堕落》、《芳心一片》、《破绽》、《我想说爱》，这些作品说不上情节吸引人或者语言充满魅力那种，但独特的视角下总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柔软地藏在其中。在个人阅读的记忆中，师范学校里一对师生在老师宿舍里发生的一段暧昧的场景，某个舞会上男女迎着音乐用身体交流的场景，中年丈夫望着自己的妻子与他人在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房中深吻的场景，这些都成为张旻朴实无华的情节和语言得以打动读者的证据。正是这些鲜活并肉感十足的细节，让爱情这个怎么说都有几分美好的词，可以光明正大地存于中国当代小说中。
张旻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收获》上时叫“谁在西亭说了算”，我觉得更能点明小说的主旨。我能理解无论是“邓局长”还是“谁在西亭说了算”都没了张旻以前那种直接切中“爱情”主题的名字厉害了，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披了一件凶案小说的外衣，有一个头尾相连的悬念。但是，我仍然看成这是一部实实在在、彻头彻尾的以爱情为唯一主题的小说。它讲述的仍然是一个中年男子被爱刺伤后痛得连连叫出声音的故事。两个女人从主人公邓涛身边走掉时，那种痛的体会是对爱情的一种堪称完美的诠释。爱情总是充当那个美好而伤感的角色。比如说，生活中你不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对的；而生活又往往需要你时而体会一种痛，这种对痛的体会只有爱情最合适给予。
张旻的小说从来都是平实的而没有半点华丽或者晦涩，甚至写法上也有老套的嫌疑，他从来不会一惊一乍地写一个故事，运用复杂的技巧描写一个情节的时候也少见，所以你都可以以此来得出这位作家不太注重修辞和技术的结论了。但，正是这一点让张旻从形式上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一拨先锋写作的作家区分开来，这样坦诚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受的写作方式，在当代作家中有一种罕见的诚意。在我看来，这种平实而厚道的“返潮流”写法不是因为在当时特立独行而显得卓越，而是在作家忠于生活本质、用恰当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容上，使张旻绝对称得上中国当代少有的懂得“分寸”的作家。
《邓局长》的叙事“老套”，是张旻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不要期待这位作家会突然带给你一部形式上无比新颖的作品，甚至对故事产生期待也不靠谱，张旻用许多许多年的时间，写的就是一些男女之间的情和爱，言说不尽或许也是多余的情和卑微但无比高亢的爱，没有一个故事是逃出世俗生活中常见到的爱恨情仇。但是张旻有一种魅力，他能让他的读者一次次地陷入他所营造的情感细节之中，这份细节之美，是每一次阅读的惊喜和真正的期待。
张旻曾经一度被批评家列为“新状态”小说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形式感和故事选取角度，甚至价值观和所展现的气场上，都不同于当时其他的“新状态”代表。事实证明，只有卓越并坚持的喜好，才能使一个小说家成熟并走得很远，当年所谓的“新状态”诸人，要么早就是没了状态，写不出来东西，要么就是因为没有了持久的喜好而改行干了别的。写小说本来就是一件寂寞并无法第一时间得到回报的行当，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瞬间出手就可以被承认并得到相应的回报的伟大的小说家，在这世上实在是太少了。更多的他们只能是在有生之年依靠顽固而持久的喜好来充盈着自己每一天的写作。我知道，卡夫卡的例子大家听多了就以为是特例，可卡佛、布考斯基这些牛×的桂冠作家不都是有生之年没享受到多少写作换回来的面包吗？不可能指望人人都像马尔克斯、库切、奈保尔那样幸运，不但状态出来得早，而且在得到世人的第一时间认可后还能维持一个看上去不赖的创造力。
我相信对于张旻来说，写小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他愿意为之付出。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出过几本书也不缺发表机会的小说家，在今天竟然仍然不能得到应得的认同和理解，早就应该独自怨天尤人而不是继续写下去了。喜好是小说家的前提，也是维持一个小说家“在路上”的随身信物。我这样理解一个迟迟没动笔去写小说的人，以及一个写了很久然后半途折返回去或者改行干点其他行当的人——这些大概都是因为喜好的不足吧。
我承认，个人的眼光永远狭隘，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当代中国作家合格，或者说他们没有拿出合格的作品出来，比如贾平凹、阎连科、苏童这些在一线上却面对着没有写出一线作品的困境的作家。比如《高兴》，总是道貌岸然地揣测小人物的命运，这压根就不是小说家干的事，而是编剧在串通主题和剧情时做的工作；再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靠短暂体验生活得来的故事始终是没有根基的宣传式工具，所谓体验生活实在是泯灭小说家这个称呼。张旻这些以个人体验的“私性”小说，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富有诚意的、跟作者发生了关系的作品。张旻适时地拿出作品，这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在中国作家除了跟自己开玩笑和搬弄让人不舒服的是非以外，尚且还可以写出有质量的小说。
我记得在王小波死后不久，当时还是作家的朱文说过“我们真是冷漠啊”，感慨这么好的作家竟然没在他生前被知道。冷漠的事情在信息爆炸、海量资讯的今天，更是时时发生。当我们只能在以花里胡哨的情感故事方式（《他想说爱》）、不靠谱的伪畅销书和地摊读物的模式（《良家女子》）、半遮半掩的纯文学小众形式（《情戒》）包装之下，看到张旻的小说时，偏爱式地以为文不对题、极大误读也就罢了，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家在如此廉价的信息时代竟然很多读书的人仍然是不知道、没听说过，只能再次感慨时代的冷漠了。
张旻凭借着《堕落与爱情》、《他想说爱》以及《邓局长》这样几部对人类爱情世界不断向纵深挖掘的小说，用一种爱情絮语般的格调和语言，对人类自身的情感世界的探索和求真，已经成为他那一代小说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当代小说家，名字也许如雷贯耳，作品也许早已等身，在读者心目中也许也留有位置，但是说到文学的终极价值之一，即打动人心，这一点恐怕很难筹足双手的指头数吧。我觉得，在我的视力范围内，那些不成气候的小说家缺少的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诚意（一些人在文学面前流露出来的虔诚表情是不容置疑的），也许他们匮乏的是心灵，用一种极其伪真实的被感动情绪去描写一个故事，无论如何它都无法真正击中人们的心灵，更何况一部卓越的小说正是要击中你我心灵最柔软的部分并产生巨大共鸣，仅仅使用看上去妥当的方式、貌似聪明的手段，是无法抵达文学的。
毫无疑问当代华语文学是低级的和拙劣的，这就像眼下华语电影和中国足球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怎么偶尔夸奖、赞美某部电影和欢呼某场国内男足比赛，都要相信这种夸奖、赞美和欢呼首先是建立在卑微、低级和拙劣的大前提下的。你就认了吧，聪明的读者、作家、评论家们，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只是最坏的时代。看看我们现有的文学作品就知道，腐朽而陈旧，庸俗而浮躁，廉价而轻薄，四处洋溢，各方飘洒。也许真的因为自己一叶障目忽略掉个别的超脱之作，但这不影响我们对这个时代以及它的文学所缔造出来的整体气质的判断。只有先承认这已经是最坏的，才有可能在明天呈现和发现一些并非最坏、似乎还可以、说得过去甚至卓越而诚实的作品。当然，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现实，问题也不大，谁还没有可笑的经历呢？只是别企图用一种固执而无知的表情来宣告我们已经多么先进、多么超越了别人，可笑的皱纹会深深烙入你的嘴角和眉梢。（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