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出版《四喜忧国》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其实早就在大陆闻名，甚至直到今天我也愿意这样认为，《小说稗类》虽然作者自谦是“琐碎”之谈，但类比大陆作家的著作，实在是高出了几个档次。就眼界所见的几位小说家谈技巧方面的书，要么是缺乏有效的说服力的臆断，要么就是不入流的见识堂而皇之地讲了出来，最不可饶恕的是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个发现的却是某种庸俗的习见。凡事就怕做比较，张大春的《小说稗类》虽然称不上滔滔大论、处处开花，但以“小”见长，能将常识说透，说起来这种积极的影响应该不小。
“小说”甚至文学本来就是“小技”，跟航天飞机、高速铁路比起来，小说只是迷你型的话题。看来张大春也是认定了这个观点，小说《城邦暴力团》以及这部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都毫不掩盖自己的通俗性。内容和写法统统小而化之，既有现代小说的灵性，又有古典小说的传奇剧情，通透、通俗，拥有独特的想象力。但遗憾的是，张大春没有将这种通俗接通地气，复原文学的基本定义，令才华、富有魅力的技巧浮于表面。这些甚至可以从他后来的《城邦暴力团》看得更加清楚，一种貌似通俗但却内心纠结、通俗而又舍不得放弃宏大气场的叙述结构，只有野心，没有真的抵达，一言以蔽之，这样做的效果实际上是虚张声势。
不知道头顶“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帽子的张大春本人是否戴得舒服，这也让人不得不将如今大多数评论当成广告去看，他们介绍和评价的不是商品的特点，而是一切都是为了“卖”。“最”字是广告中的禁忌，书评也好，评论也好，也还是不要沾上吧。
《将军碑》、《四喜忧国》这些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即便今天看也常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作者涉猎极广，渊博的知识精心置于字里行间。放在同时代下，比如跟大陆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整体水平比起来，至少不输。但这样也担不起诸多颂扬中的“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啊，下回我们的评论家是不是还要多发明几个“最牛×”、“最卓越”……反正汉字经得起折腾。再退一步讲，即便这样的“最”张大春当之无愧，放在整体落后虚华的华语文学里，也不值得你们如此欢喜鼓舞。
如果这是一份台湾作家提供给当代华语文学的样本，那么我们认定它的品质属于二流，加上事先张扬的虚拟颂扬，便构成了又一份证实我们华语文学正在经历一个无比孱弱的时代的证据。那些祈求台湾作家拯救华语文学的读者们（更多的是出版商吧）又一次要失望了，文艺作品适合被吹捧，不间断发生的文学抬轿事件也是今日之司空见惯，但品质上的东西历史迟早还是会让真相露出水面的，毕竟吹捧和抬轿都只能是浮云。如果对浮云还充满敬意，是不是我们显得太可爱了点？
无需证实，当下就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文学弱时代”，这已是定论，面对最富有戏剧性的时代变迁，现实里的一切已经穷尽我们作家的想象力，剩下的只是用恰当的方式去呈现。但现实是，我们的文学孱弱得就像新生的婴儿，一切都只能寄托在未来，而在当下还没有配得上这个时代的作品问世。张大春身单力薄，无法承起时代的重量。但显然，将我们近二十年的坏文学让一位来自台湾的作家背负，也是不厚道的。
坦率地讲，《四喜忧国》并非坏小说，反而是轻松阅读并能带来深度阅读快感的小说，但鉴于一直以来不明真相的吹捧、心怀叵测的唱高调、暧昧不清的抬举太多了，跟期望比起来，它显然过于轻薄，跟自身达到的效果比，它的手段又显得过于复杂不实用。用金钱的逻辑，我能理解出版商对此的厚脸皮摇旗呐喊，再哗众取宠都在理解范围之内，但大批的有阅读习惯的文学青年跟着一同叫好，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四喜忧国》以及《城邦暴力团》的题材吸引人，但内容品质判断起来并非难事，那种类似革命热血的顶礼膜拜口号实在是太有伤“文学青年”四个字了，那些看过仍为之叫好并忘乎所以滥用词汇的人，真是丢尽了本来已声名狼藉了的“文学青年”的脸啊。（原刊《南都周刊》2011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