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英雄与人性的多面性
这场范围和破坏力都大大超过唐山大地震的汶川大地震，能在最短的时间，迅速调动各路救援队伍，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能够举全国之力，对灾民进行及时的救治和安置，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重建家园的工作，确实首先得之于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在抗震救灾中，最能凸显人性美的、最能感动人的、最能使人精神受到净化、灵魂得到洗礼的人和事，还是那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那些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农民灾民，那些无人知晓的志愿者，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身处震区第一线的普通的干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那些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芸芸众生中的献血者、捐款者、捐物者。他（她）们或是与死亡顽强抗争，创造出一个个生命奇迹；或是在大灾难来临之际舍小家保大家、舍亲人救他人；或是在命悬一线时刻淡定从容，亲朋好友之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或是擦干眼泪，强忍悲痛，在第一时间投身到抗震救灾中，默默工作，无私奉献；或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位卑而忧他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灾民的关爱、援助……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所表现的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勇敢、倔强的意志，临危不惧的精神，慈悲、同情、善良之心，大爱的胸怀，感恩的思想，随遇而安、淡泊名利、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秉性，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也将人性大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在这没有英雄的年代，涌现了大批的平民英雄，在这缺少感动的年代，收获了太多的感动，在这“躲避崇高”的年代，产生了真正的崇高。
当许多人还正在感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危机，对青年一代的游戏人生、玩世不恭、追逐浮华时尚忧心忡忡时，大地震中发生的这一切使我们震惊、感动、思考，甚至困惑：为什么还是在这块土地上，还是这些人，一夜之间，竟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从精神现象学来看，大灾难往往能发掘一个民族被平庸的日常生活和浮华的时尚所淡化、软化的伦理精神和提升国民被冰封的整体素质。黑格尔正是从此意义上肯定战争的合理性。黑格尔认为，伦理就是民族精神，国家是一个道德机体，而战争会使各民族保持伦理上的健康，就像刮风会使海洋不至于腐败发臭一样。没有战争，何来英雄，何来英雄史诗？何来悲剧崇高美？这些话如果作为对那些不义战争的辩护，当然荒谬之极，但确实说出了苦难与人性美的某些关系。地震是天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大灾难降临时，确实可以开掘出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可以锻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伦理。正如一位作者所说：“‘5·12’汶川8级地震，可以说是一次打动民族灵魂的地震，似乎在触动民族心灵中某个深藏的暗角，震颤继而柔软。”
不过，一些人之所以感到困惑，恐怕还是在于对“平民英雄”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缺乏弹性的认识。普通人在日常岁月中必然是平常地、世俗地、平庸地、鸡毛蒜皮地生活着，他们与宏大叙事无关，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因此，在平静、平淡的生活中，我们感受不到人性的伟大、崇高，我们感慨英雄的消失。而正是在大灾难中，那些平时看起来庸庸碌碌、浑浑噩噩、马马虎虎、散散淡淡、斤斤计较的芸芸众生成为英雄，道德的英雄，人性的英雄，意志的英雄，精神的英雄。他们不是受某种思想号召或为了某种目的而成为英雄，而是命运选择了他们，是情境使然，人性使然。所以，当生活恢复正常，他们又会成为庸庸碌碌、浑浑噩噩、马马虎虎、散散淡淡、斤斤计较的芸芸众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就是“平民英雄”的特色，这就是人性的丰富性、多面性。在我看来，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一方面使我们在宣传这些平民英雄的事迹时不要用某种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去美化、神化、圣化他们，强行将他们纳入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的话语中，他们首先是平民，然后才是英雄。他们在特定时刻是英雄，在更大量的日常生活中是普通人。我们如果从此用宏大叙事中的英雄的标准要求他们，实际上是对他们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践踏。另一方面，我们要牢记、学习他们的事迹，以使我们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对崇高、信念、精神、人格的一份敬畏、感动，树立人生的标高，对人性充满信心。完全可以设想，当生活恢复正常后，我们又会发现芸芸众生中那些不那么崇高甚至丑恶的一面。那些斤斤计较、家长里短的农民中很可能就是在大地震中的舍生忘死的英雄，那些我们看不惯的打扮另类、言谈举止怪异的“80后”中很可能就是大地震中默默奉献的志愿者。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现在许多人都说，通过这一次大地震，崇高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道德伦理的提升和人性美充满了信心，我也有同感。问题是，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理性的认识，当生活恢复正常，那种靠灾难建立的“精神家园”会不会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
当生活恢复正常……
是的，无论多大的灾难降临，生活毕竟要继续。对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一个人也是如此。今日，经历了一个多月可歌可泣的抢险救灾，灾区正有条不紊地走上重建家园的轨道，而非灾区的人们在经历了巨大的感情风暴和支援灾区的悲壮实践之后，生活和心理也已恢复正常。虽然灾区重建家园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虽然每天央视新闻频道仍然在播报关于灾区的新闻，虽然有关部门正在举行各种各样的抗震救灾模范人物表彰会和报告会，但这一切似乎已引不起大多数人的关注和激动了。至少，关注与激动的程度与地震发生后相比，要大大降低。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地震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事件，抗震救灾只是一次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一个充满激情的崇高的集体记忆。一旦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发现世界依旧，社会依旧，自己的生活依旧。打开电视，我们每天面对的仍然是明星作秀的娱乐和搞笑节目，翻阅报纸，充斥的仍然是五花八门的商品广告和明星们的各种绯闻。网络上又到处是性色与玄怪的“垃圾”，后现代作家们仍然在书写着“下半身”。到处又都是正在举办的各种各样的商品促销会、展览会、文化节、时装秀，遍地仍然是正在兴建的楼堂馆所、豪华别墅、高尔夫俱乐部。人们仍然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差异之中，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弊端与不公仍然困扰着我们，仍然令我们无奈，令我们愤怒。许多人仍然面临着诸如就业、脱贫、住房、医疗、养老、工伤保险、小孩上学之类的生存难题；许多人又回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时尚浮华的消费人生；许多人仍然置身于争名夺利、钩心斗角或相互设防、相互冷漠的人际关系中；许多人仍然被残酷的竞争和膨胀的欲望驱使着，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着，去圆所谓“成功人士”和“白领丽人”的梦；许多人仍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心理失衡、锱铢必较。贪污腐败、谋财害命、坑蒙拐骗、偷税漏税、多吃多占、欺上瞒下、劳民伤财之类的违法违纪案例重新进入我们眼帘；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患精神疾病和自杀的报道又一次次令我们触目惊心……
因为经历了大地震，面对这一切，许多人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追问：这场大地震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身，到底有没有产生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身会不会因此而变化？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和变化？
其实，答案已经在上述的事实中。这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事实，远非今日才有，本来我们已见怪不怪。只是因为发生了这场大地震，人们刚刚经历了死亡的大悲痛，经历了抗震救灾中太多的感动，见证了太多的崇高和人性大美，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因此，面对着正常生活中的消极、阴暗面和大地震时期社会精神面貌的巨大反差，人们从感情上确实难以适应，难以接受，更难以认同——这本身就表明了大地震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但是，理性告诉我们：一场大地震不可能阻止、延缓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步伐，改变商品社会的负面价值，也不可能改变体制的弊端，更不可能改变国民性和重建人性。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是那样令人感动、激动，我们眼里含着热泪，内心充满崇高，而一切又是如此短暂。灾难过后，社会和生活在恢复了它的蓬勃生机、充满希望的同时，又显示了它庸碌、世俗、浮华、躁动、欲望、功利、反差、错位、矛盾、冲突的令人困惑和沮丧的本色。如果说社会和人从来就是充满缺陷和问题的，它们也绝不会因为一场地震而变得从此至善至美。当我面对这一切时，联想到不久前在文章中、电视上、网络上看到的那些话，所谓“地震震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地震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社会”“大地震使我的灵魂获得了新生”“大地震震垮了我们的生存家园，却建立了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等等，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从感情上讲，我是多么愿意认同这些在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情绪支配下说出的话；而理性告诉我：这一切即使不是有意将灾难诗意化、将道德意识形态化，也只不过是善良的、书生气的人的一厢情愿，一种道德的乌托邦，一种对逝去的田园时代的难以割舍的回忆。
指出这一点，也许使人感到失望，对某些刚刚接受大地震精神洗礼的纯真的青年人，甚至有些残酷。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大地震后我们必须直面社会和人的现实，不能被道德激情和意识形态乌托邦遮蔽了对生活真相的认识，失去了对社会真实的判断能力。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像大地震前和大地震时期一样以人为本，一如既往地弘扬人文精神，才能像大地震前一样对现代化进行一如既往的反思，对社会弊端进行一如既往的批判，对体制进行一如既往的质疑，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一如既往的解构，对民主、自由、人权、精神文明、共同富裕进行一如既往的呼唤，对社会底层进行一如既往的关注，对国民性进行一如既往的拷问，对健康、朴素、简单、符合自然和伦理的生活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在我看来，这一切才是对汶川大地震遇难者最好的纪念，对汶川大地震精神最好的继承。
而正是在这种以人文精神为标志的反思、批判、质疑、呼唤和倡导中，汶川大地震中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思想资源。只要我们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汶川大地震可直接导致人们去重新审视被商品经济社会所遮蔽、所淡化、所扭曲的人生和生活的真相与真理、意义与价值，可重新矫正我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对金钱的态度，对名和利的态度，对成功与失败的态度，对家庭、亲人的态度；可将英雄主义、民族伦理、崇高、尊重生命、亲情、大爱、人性美这些元素融入我们的人文话语中，用“血写的事实”去建构已经被后现代派们颠覆、解构的精神大厦。倘若如此，这场大地震就决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和历史的记忆；相反，它虽不能使我们精神重生，但却可以对我们的社会集体意识，对每一个个体的心灵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思想精神变化影响。倘若如此，当灾区的废墟在重建家园中被清除之后，我们日常生活的“精神的废墟”也会迟早被清除。
从大学反观中学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举办了一次“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学者王东华的《新大学人》一书作为首部精品，引起了与会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书直面当代大学生的现状，对他们的各种思潮和他们的时代特征、理想、追求、心态、行为、价值观等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深入的剖析，而其中对于大学生问题的揭示，更是令人振聋发聩。十几年过去了，也许这部作品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但该书所揭示的诸多大学生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我看来，有些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严重了。笔者在高校担任教师已二十多年，近年来又兼任着“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深感当代大学生的现状不容乐观。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着人生观模糊、价值观紊乱，人格、个性、心理缺陷严重，认知水平差，厌学情绪，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和与人相处能力，人际关系失调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固然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决不是个别现象。而类似“北大医学院女生跳楼自杀”“马加爵事件”等个案传媒也时有报道。面对着令人担忧的大学生现状，笔者不禁又一次想起了《新大学人》中对当代大学生的概括：“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
当代大学生的问题和现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譬如社会大环境、高等教育体制、高校管理水平、思想教育水平、教师素质，乃至盲目“扩招”产生的负面效应，等等。然而，在这当中，有一点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当我们针对大学生的现状探讨原因、寻求对策时，是否意识到：当代大学生的许多问题，其实都与中学教育有关。说得严重一点，大学，正在品尝中学应试教育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