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镜头、图片、文字和各种方式，纪录、报道了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一切，表达、抒发了这一个多月的感受、体验和感情。许多人重新写起了诗，据说诗歌又一次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在最初的震惊和感动后，我也曾想写下自己的感受，但我随即放弃了这个念头。面对着每天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惨烈、悲壮、艰难和感人的抗震救灾报道，我觉得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大难当前，灾区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需要的是作为社会公民的我们具体的行动！然而我既不能像富人、明星那样去捐巨款，也不能像士兵和志愿者那样亲赴灾区去救人、帮人。我又一次感到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又一次从我自己和身边的人身上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缺少行动”的致命弱点。既然如此，写点感怀之类的小文章或诗又有何用？我还不如尽其所能，多捐点钱，多向学生和周围的人作些救灾的鼓动，争取收留一两个灾区的孤儿……
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的今天，我觉得自己该写点什么了。今天，一方面，死者长逝，生者前行，灾区已从劫难中复苏过来，开始重建家园；中国人也已从最初的震惊、悲痛和激情中冷却下来，开始理性地、多方位地、建设性地思考和审视大地震的前前后后和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除灾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和心理都恢复了常态，生活和人又显示了其本来面目，社会和个人的种种矛盾、问题又浮出水面。似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汶川大地震只是一个已经结束的“事件”，大家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着。那么，这场大地震究竟启示了我们什么？它改变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它引起我们哪些方面的反思？大地震对于当代中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后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何意义？这些问题自然就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迫使我要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写下来，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白，奉献于大地震的废墟上。
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权利
仅仅在几秒钟前，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就在你的身边，许许多多与我们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还健康地活着，像你我一样品尝着生活的欢乐与悲伤，人生的劳作与收获，享受着家庭、亲情与友情的温暖和温馨。几秒钟之后，他们却已永远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世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大灾难，据权威部门最新统计，夺去了将近七万人的生命！
也许，作为“资讯”，这只是一堆抽象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曾经像你我一样鲜活的生命！也许，死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中没有伟人、名人，活着和死去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海涅说得好：“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是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因此，从来没有像大灾难这样的死亡，使我们如此触目惊心，也从来没有像大灾难这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她的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令人欣慰的是，从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政府就将“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集结了多方面的救援力量，在废墟中夜以继日地抢救幸存者。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明确指出：一切为了救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生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地震后的一周，共和国用艰苦卓绝的抢救行动践行了对人的生命的最大关注；而一周后的三天全国哀悼日，更是以一种破天荒的特殊的仪式，表达了对每一个普通的死者的生命价值的尊重。
我从这一切看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的现实，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到，这是多么大的进步！正是由此出发，我才期盼这种理念不仅仅体现在生命抢救阶段，更贯穿于地震后的安置灾民、重建家园、改善灾民生活状况等阶段；不仅仅体现在大灾难的特殊时期，更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中；不仅仅是针对灾民，更针对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底层和弱势群体；不仅仅体现在个体的物质生存层面，同时体现在个体的精神人格层面。在大灾难来临时，生命当然是第一位的，只要活着就好。但是，当大灾难过去，死者已逝，生者不仅仅是要活着，而且理应活得更好。生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生命的权利，更体现在生活的权利，做人的权利，每一个个体都有不断改善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在满足低层次需要后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权利，都有共同享受社会进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权利，都有被社会和他人尊重，自由思想和人格独立的权利。
当我们以此观之，我们便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一场大地震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贫富差异非常巨大、地位身份仍然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地震过后，穷人、底层还是穷人、底层，官员、富人、名人还是官员、富人、名人。那些地震中的死者生前大多是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他们的底层生活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只是他们的死亡，才引起人们的同情。然而，他们却永远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了。而作为这个阶层的众多的幸存者，他们当生命得到拯救后，在度过一段时间的被媒体关注、由政府安排的灾民生活后（用余秋雨在四川卫视说的话，“他们在帐篷里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难道仍然要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难道因为他们遇到了大地震，人们就可以说：“你们能够活下来，这就足够了？”难道富贵和贫贱真的是命中注定？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心的官员、富人、名人以及各路精英、成功人士，他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精神和行为令人感动和尊敬。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后还能时时想到包括四川灾区在内的中国许多的贫困地区，想到和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众多的弱势群体吗？还能时时为这些卑微者的不公平、不公正而鼓与呼，像这次关注灾民一样关注他们吗？他们本来也和你们一样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进入现代社会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活着”！在我看来，这才是对生命价值最好的诠释。
资讯公开化和媒体的意识形态化
32年前唐山发生大地震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当时我们只是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了这条消息，此外就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于是，虽然也感到震惊，但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太远，大家谈论一番后，便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去了，一切好像没发生。这一次汶川大地震，情况则根本改观，电视这个当今最强劲的媒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电视直播就将远隔千里之外的地震现场情况呈现在你面前，接着是24小时的滚动直播。开始是央视，然后几乎是所有的电视台都在直播。大楼倒塌后的废墟、被瓦砾掩埋的遇难者、压在楼板下的幸存者、挺进汶川的救援部队、帐篷里的灾民、腿被锯掉的儿童、热泪盈眶的志愿者……这一切就仿佛发生在你的身边，只要你打开电视，你就置身现场。电视将我们和灾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局外人”，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真实、惨烈、感人的画面，最迅速最有效地调动了人们的感情，激活了人们心中的同情、悲悯、关爱之心、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于是，整个中国动起来了！好多天来，人们将电视锁定在地震直播节目，那些娱乐、游戏、言情类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顿时黯然失色，无人问津。人们在共同关注、谈论地震这同一件事，为大地震中所发生的一切而悲伤、而感动、而行动。许多人在看了电视后，义无反顾地去灾区当志愿者；许多人在看了电视后，一次次地加入捐款的行列中……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电视直播，汶川大地震会如此引起举国关注、举国感动、举国行动。这就是资讯公开化、透明化产生的“全民总动员”的神奇力量和效应。有人评论这一次大地震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的增强，事实再一次表明：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民主社会里，无论是遇到突发的政治危机还是自然灾害，一旦传媒将事实真相及时、透明地对老百姓公开化，就能有效地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正如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世纪对话”中所说：“虽然，资讯公开化不是民众为自己能成为历史的主角的‘充分的条件’，但却是一个绝对不可欠缺的‘必要条件’。”
然而，电视毕竟是掌握在人手中，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其在公布和报道灾难事实的同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导向。电视在这次大地震的初期报道中，突出的是“生命至上”，是“救人”，是“时间就是生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正是这样的理念，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政治化的宣传，激发了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对抗震救灾的众志成城；也激发了世界对这场大地震的关注和同情，人们超越了政治、政党意识形态的分歧，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事件的发展，电视资讯越来越回到它原先的媒体宣传角色，报道中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明显、强烈，大地震中的许多原生态相和民间性质的事件被纳入宏大叙事的政治宣传口径中，进行了过滤、修饰。最近网上人们所批评的山东作协王副主席写的诗，所谓“纵做鬼，也温暖”，“坟前看奥运”之类，不就是这种“舆论一律”的宣传的折射吗？电视甚至成为某些官员和明星在地震中“政治秀”和“煽情秀”的展示。与此同时，一些地震中暴露的问题、矛盾也被电视报道所遮蔽，譬如众多教学楼的垮塌，一些地方的灾民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和安置，地震中某些官员的渎职和腐败，等等。我们在为电视资讯比过去公开化、透明化而欢欣的同时，又一次感到大众传媒的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戈尔巴乔夫非常赞成对方所说的“尽管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信息，但并不能证明就此有了成熟的判断力”的观点，他进一步补充说：
遗憾的是，现代的大众传媒却左右了人们的认识，并且有不断地向民众的自身利益里灌输那些与之相互矛盾的思想、想法的相当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俄国社会里，人们已经习惯于盲信电视画面上所播放出来的一切，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左右民众判断力的可能性还是那样的巨大。
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当国民还没有完全养成独立的思想能力时，可以说，掌控电视媒体的人大权在握，他们似乎握有一切权力，这种状况隐埋着一种可能，那就是将使自由选择空洞化。
戈尔巴乔夫没有说到网络。当网络已经成为资讯公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时，在这次大地震中，它虽然不能像电视那样以直观、感性的信息给人以现场感，作用于人感性而达到非常的“煽情”效果（视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但比电视对事件的报道却更真实、更细致、更具体，更加接近大灾难的本来面目和生活的本相，更加注重来自民间的声音，更加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去诠释抗震救灾，也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被电视等其他媒体所遮蔽、淡化的一些资讯。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网络，这一次大地震也不会这样引起举国关注，举国行动。活跃在地震灾区的几十万青年志愿者中，许多人就是网民、网迷。正是通过网络的互相交流、感染、联系，他（她）们自发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
然而，网络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次大地震中，它不是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而是被道德意识形态化了。网民在网络上自发建立的“道德法庭”，确实发挥着政治话语所无法发挥的功能。但当一切都被道德化，当人人都抢占了道德制高点，非理性激情膨胀，被称为“民主的加速器”的网络同样会“舆论一律”，会“使自由选择空洞化”，“网络暴力”便不可避免。针对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等，一些网民的非理性道德激情和“多数人的暴政”暴露无遗。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