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板呸了一声，说：“我不是妹仔，你喊我姐儿？我一顿吃四条鱼、两碗饭。”
郝彪说不出话。大厨就把啤酒杯斟满白干，推到郝彪面前，说：“自罚一杯。”
郝彪说：“我不会。”
大厨说：“我老外公也是成都人，不要假眉假眼。你不会喝，你今天啷个会闯车祸？”
郝彪说：“我戒了。”
大厨说：“啥时候戒的呢？”
郝彪求助地看了一眼女老板。女老板抿嘴一笑。“男人间的事，我不管。”
大厨斜眼道：“做人要耿直，不喝就拉倒。我老早就晓得，成都男人几个不是娘娘腔？”
郝彪说：“我喝酒要出事。”
大厨说：“车都开走了，事都出过了，你还要出啥子事？”
郝彪看看大妹，大妹轻蔑地嘟了嘟嘴巴。他又看大妹身边的火工老印，老印正嚼辣子鸡，嘴里嘶嘶叫，什么都不管。他又看老印边上的孙三，孙三一脸厚道，径直在啤酒瓶上咕了一口，劝慰说：“娘娘腔就娘娘腔嘛，又死不了人的。”
郝彪叹口气，双手把酒杯端起来，一仰脖子，全干了。这一口，少说有四两。一股久违的灼痛从舌头，经过喉咙，直贯而下，他听到嘭地一响，火焰从肝肠中腾了起来！他指着大厨说，“我要早几年交了你这个朋友，何至于有今天。”
大厨笑道：“我这个朋友咋个样？”
郝彪说：“嘴巴劲。”
大厨一拍桌子，呼地站起来。女老板拿筷子敲了下碗边，说：“坐倒。”他就气哼哼坐下来。
大妹把剁烂的半边鲫鱼放弃了，嘟着嘴问郝彪：“早几年？早几年你在做啥子？”
郝彪说：“早几年，我在大凉山。”
大妹说：“你不是成都人嘛，跑到山里头做啥子？”
郝彪说：“劳改。”
大妹说：“你犯了啥子事？”
郝彪说：“杀人。”
屋里一片哑巴，就连老印嘴里包满辣子鸡，也停了咀嚼。大厨突然哈哈大笑，笑完了，骂声：“×！杀人？格老子，有胆量你杀条鱼来看！”
郝彪站起来走到案板边，捡起一把刀来，又厚又沉，在空中挥了一挥，风声呼地响了一响。孙三叫起来：“那是砍刀！你是杀鱼还是砍鱼啊？”
郝彪沉着脸，淡淡地说了声：“我砍他妈。”隔着桌子，突然就抓住了大厨的手，啪地一下把它按在桌面上。众人还没回过神，砍刀举起来，呼地一刀砍下去！
砍得真够狠，刀的前身劈开了大厨的手背，再插入了桌子起码半尺深。众人齐扑扑尖叫，大厨脖子一软，已经晕死了。
郝彪坐下来，拿过孙三的啤酒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喉头舒坦地嚅动。
女老板伸手拍了拍大厨的脸，大厨翻翻眼白，没动静。她又摸摸大厨被砍刀定在桌上的手。手冰凉，像冰箱里的猪蹄。她试着小心地动了它一下，再一下，随后抓住它，警觉地朝后退——众人屏住呼吸，如在观看拆导弹——它一点点地后退着，居然就从刀下退出来。随后，她把大厨的手举起来，放到眼前看，看了又看，没看到一丝丝儿血迹。菜刀是从他指缝中穿过的。
她愣了一愣，突然把大厨的手一甩，哈哈大笑。她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还笑得不过瘾，就在每人的脑瓜上都拍了下。拍到郝彪，郝彪横手一挡。她骂道：“你还拍不得了？你这儿还成老虎屁股了？我偏拍、偏拍、偏要拍！我拍了又啷个了？”
郝彪嘿嘿傻笑，她就在他脑瓜上噼噼啪啪拍，拍到了手板心发烫。
第三节 好妹仔鲫鱼馆
〇〇六
女老板姓常，大足宝顶人。
邮亭以北是龙水，龙水以北是龙岗，龙岗以北才是宝顶。县境内的地势，南低北高，北到她老家，就隆起了一座宝顶山。宝顶山树林子茂密，空气湿润，四季铺着薄雾，山脊上盘了一弯青瓦木墙的老街，这就是宝顶镇。镇上有一座圣寿寺、一处深藏不露的大佛湾、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家门面油绿的小小邮政所。她的父亲，就是邮政所的邮递员。
常家在邮政所的街对面，屋后斜坡辟成一块园子，种着菜蔬，拦着十几只鸡鸭；前门常靠着一辆绿色的邮车。哥哥出生的那天，父亲披了晨露推着邮车出门，走村串乡送邮件、送报纸，一整天都在路上忙。傍晚回家，在门外听到婴儿哭，愣了一愣，才晓得自己做了爸爸了。他就给儿子取名叫常露，但她母亲不答应。她母亲姓潘，在大佛湾做解说员，快嘴巧舌。“露水有啥好？太阳一出就没得了。再说了，也不是露水夫妻生的儿子嘛！你这辈子呢，是个走路的命，就叫你儿子大路吧。”
于是，她哥哥就叫了“常大路”。
常大路能吃、能睡、结实、不生病，但头大、个矮，天生唇裂，俗称兔唇。老常和潘大姐带儿去重庆医学院做过手术，效果不明显。潘大姐自然是疼儿的，但也是心情黯黯的，十年后咬了牙再怀孕，生下一个女儿来。女儿比儿子小了十一岁。
女儿出生时，正值阴历八月，小镇的喇叭里正在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老常听着欢喜，就对床上的老婆说：“女儿就叫常桂吧。”潘大姐哼了声，没通过。她说：“我们小户人家，要‘常贵’、‘常富’做啥子？细水长流，好花常开就知足了。就叫常好嘛，小妹仔、好妹仔，好好听的名字喔。”老常自然又喜滋滋点头。
于是，常好从那就叫了“常好”了。
常好开的小饭馆，就叫“好妹仔鲫鱼馆”。开张两年多，吃饭是够了，生意却从没有红火过。以这大厨的手艺，要是好口岸，早该大发了，但好口岸租金吓人，她只能秉持“酒好不怕巷深”的古训，在老街冷巷里硬撑。也想过关门走人，但又走哪儿挣钱呢？何况店里几张嘴巴要吃饭。虽然她只有二十六七岁，大厨以下，却都把她当妈、当姐、当嫂子，又怎么能让他们饿肚子？大厨更不说了，就是冲她才自投罗网的。她晓得他的心思，从没给他好话、好脸色，但他人前人后，话里话外，眼角眉梢，都从不掩饰对老板的单相思。
当初取“好妹仔”做店名，大厨就是反对的，他说：“你今年是妹仔，明年是妹仔，三十岁总不是妹仔了吧？可店还要一年年开下去，要开成百年老店呢。”
常好说：“三十岁我也是妹仔啊，未必我就是老姐姐、大嫂子。”
大厨说：“好吧，三十岁你也是妹仔。四十岁呢？”
常好说：“四十岁嘛，无所谓了。四十岁以前，我早该已经嫁人了。”
大厨追问：“如果四十岁还没合适的人嫁呢？”
常好笑道：“那我就嫁给你。”
大厨说：“既然拖到四十岁还是嫁给我，不如现在就嫁了，早享十几年的福。”
常好哼了一声：“现在？现在我还不甘心。”
常好的话，一半玩笑，一半当真。她手长、脚长，从小好动，爬过杨树摸鸟蛋，翻过圣寿寺的院墙偷供果，也跳过望夫崖追獐子，还跟男孩子打架，彼此鼻青脸肿。高二时她参加全县中学生运动会，撑杆一跳，竟跃过四米三二，逼近亚洲记录！县长喜欢慢跑，大学时踢过足球（替补），闻讯大喜，专门跑来给她颁了奖，夸她是“本县女超人”。第二天大足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齐扑扑一片报道，她就成了本土名人了。
名人总是有烦恼，高三下学期，她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五。她从前是撑杆跳高冠军，现在男同学把“跳高冠军”给省了，私下叫她“撑杆”。他们还打赌，谁敢给“撑杆”写情书，就在圣寿寺外的小吃摊上，请他吃十个清明花粑粑。果然有两个嘴馋的家伙写了，上课辗转传到她手里。她晓得这些鬼把戏，下了课把他俩从座位上揪起来，拍拍他俩的脑袋。他俩的脑袋，只齐她的下巴高。
她笑道：“高不出我一个头，还想做我的撑杆啊？”
此言一出，暗地里爱慕她的男生都觉矮了一截气，谁还敢追她！结果，那两封情书，也就成了最后的情书。她其实是喜欢过一个男生的，他成绩不错，乒乓球打得更好，就跟阿甘一样，一挥拍子就让人眼花缭乱。高中毕业，他加上了二十分特长分，上了山西（或山东）的一所煤炭学院。照完毕业照，在光线蒙蒙的楼道里，她摸了张自己的照片递给他。
她严肃地说：“明天你到我家来。”
他嗫嚅道：“来做什么啊？”
“送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啊。”
“等我长到一米八五再说吧。”
楼道空空的，她愣了半晌，对墙壁踢了一脚，又呸了一口唾沫，大骂：“哈脑壳！哈脑壳！”常好十九岁的爱情才刚发芽，就被那哈脑壳的哈仔儿掐没了。
县文化馆推荐常好去重庆参加了一个模特培训班。刚一结业，就有一家屁大不大的演出公司把她招了去，当晚就在酒楼里走秀。钱挣得不算太辛苦，走秀嘛，凭本事吃饭，她也没觉得忸怩。可她干了不足两年，还是把公司连带这份职业，都炒了。
走秀她不忸怩，但她觉得猫步很别扭，她撒野惯了的人，现在连走路都要步步按着规矩来，实在是受不了。再有，她是一头食肉雌兽，鸡鸭鱼肉、涮火锅，是她莫大的享受，但做模特就得饿身材，有的小姐妹每天只嚼两个半苹果。她想不通，为什么挣了钱还要饥肠辘辘呢？
除此之外，她跟一个男模同居了五个月，后来吹了，每天还见面、说话、同台演出，明明有过肌肤之亲、巫山云雨，却像啥事都没发生过，这种超脱，让她觉得假。其实那男模人不错，睡到他的床上去，也是自己情愿的。开始还是有热情，可过了三个月，就找不到话说了。再过些日子，连做爱都走神。他在她身上吭哧吭哧忙活时，她在侧耳听电视里韩剧的对白。有时候，他也停下来歇会儿，抽根烟，看韩剧。看着看着，就忘了还要接着做的事。她提出了分手，他没有不同意。她提着自己的包走了，他说：“明天见。”明天、明天，都在见面，她觉得很没有意思。可要炒老板，还一时说不出个堂皇的理由来。
理由终于还是来了。有一晚走秀的间隙，她在后台换裙子，有个做鹅卵石生意的老板喷着酒气撞进来，抱住她的肩胛骨就啃。她反身卡住他的脖子，卡得他眼睛翻白，差一点就闭气。第二天，她就去公司结算工资，笑着宣布永远退出这一行。
老板再三挽留，说：“你天生就该做这行。不做这行，做什么？”
她说：“棒棒儿。”
棒棒儿是指从万县、涪陵、黔江一带涌进重庆市区找活路的农民，他们手提一根棒子，棒子上系一串绳子，三三两两地游走在街头。外地人猛然在街上撞见棒棒儿，会吓一大跳！其实棒棒儿个个憨朴，卖力气吃饭，替商铺、主妇们挑货，从未发生过棒棒儿劫财的案子。重庆是全国（也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山城，市区又有长江、嘉陵江环绕，出门爬坡上坎，如果没棒棒儿，小媳妇提五斤米回家也要累得香汗淋漓的。据说重庆市长曾建议，叫“棒棒儿”不礼貌，该叫“物流师傅”才正确。但重庆人以耿直为豪，多了礼貌，岂不少了亲热！所以满街听到的吆喝中，还是“棒棒儿、棒棒儿”。
常好自恃不缺气力，真找了根又粗又长的青杠棒子，站在朝天门大码头揽活路。但站了半天，活路没揽到，却招来许多围观者，指着她，七嘴八舌。有人说她在搞行为艺术，有人夸她是史上最牛的女棒棒儿，还有人放声大笑，喊：“哈脑壳！”重庆晚报、午报、晨报、电视台也闻风而动。当闪光灯刷刷刷闪了起来时，她实在扛不住，一溜烟逃之夭夭了。
但她总得挣钱吃饭、租房子住。她就去找老乡。大足人在重庆市区谋发展，一般是走三条道：卖冬菜、卖菜刀、开鲫鱼馆。她去卖冬菜，老板说：“你啷个像卖冬菜的！”她去卖菜刀，老板说：“不要给我惹麻烦，刀儿不是好耍的。”
她咬了牙，索性去投解放碑最大的一家鲫鱼大酒楼。她说我不会烧鱼，不会墩子，不会火工，但求能端盘子、洗碗就好了。老板上下把她瞟了一遍，说：“身材好得像撑杆，啷个要端盘子、洗碗呢？”就让她做了迎宾小姐，穿大红旗袍，披黄金绶带，站在馆子门口笑脸迎宾。时近年底，冷风从江上嗖嗖吹来，从袍脚钻进身子，冻得她发抖。随后就是雨夹雪，站那儿，如掉冰窖中。但她好歹站了过来，身姿挺拔，优雅得就像是国旗班的漂亮女兵。鲫鱼馆生意爆好，多少客人绕个大弯都要来看她，小娃娃还嚷着要跟撑杆阿姨拍张照。
开了春，老板终于醒豁过来，升她做了大堂副理；不到初夏，再升了大堂经理。
有个顾客穿黑西装，系红领带，纯金领带夹子嵌绿宝石，连着三个晚上只身来饭馆，点半斤鲫鱼，喝一瓶热烫烫的十年花雕，默默打量她。她任由他看，落落大方。他走的时候，她亲自送到雕花的紫檀屏风外。最后一次，在屏风外，他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问她，每月工钱是多少？
她说三千八百元。多说了一千，替自己和老板挣了些面子。
那人笑笑，摸给她一张名片，说：“我在温州有两家皮鞋厂，还有一家鲍鱼馆，如果你愿意去做大堂，我给你八千。”
她不接名片，只笑道：“我不喜欢鲍鱼。高中上历史课，老师说，秦始皇死在巡游的途中，为了掩盖尸臭，就装了几车鲍鱼跟着走。从那起，听见别人说鲍鱼，我就觉得臭气扑鼻。”说着，她还做了个掩鼻的动作。
温州人摇头。“有你这样的女孩？！”
他们的对话，酒楼老板都听到了。他为了稳住常好，就真把工钱给她涨到了三千八。后来，是四千八。
〇〇七
但常好还是走了。她母亲隔三岔五就给她打电话，只问她：“你啥时候结婚、嫁人呢？”
她开头还嘴硬，说：“妈，我为啥就该嫁人！我不嫁人可以不可以？”
母亲比她更硬，劈头就骂：“你反了？！女人不嫁人，还是女人？！”
她叹口气，说：“好吧，我嫁人。可是我每天两眼一睁，忙起熄灯。这么大的重庆，我到哪儿找人嫁？再说，我总不能找个大厨、二厨回来给你当女婿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