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跑到弄口去买大饼油条,恰巧碰到三位来我家谈天的女友,她们看见我从饼店学徒手里接过这油腻腻的东西来时,不禁大出意外地喊了起来:“咦!你怎么会自己来买这个呢?你家娘姨哪里去了?”说时,面上大有不屑之意,似乎觉得拿了这个在路上走是件怪丢人的勾当。
我想:假如我不是在饼店学徒手里接大饼油条,而是在冠生园买奶油蛋糕,或是什么太妃糖之类,她们总该不会失惊见怪了吧?原来在读书朋友的眼光中,举凡上街买小菜,往老虎灶泡开水等等日常所必须干的事儿,都非让王妈来动手不可。我们虽然也一样地要吃要喝——而且这吃喝的东西还是大半为了我们预备的——却不能亲自提着菜篮、拎起茶壶地跑上街去,让朋友们瞧见不像样儿,既失身份,又不体面。至于上冠生园买糖果就文雅得多,不过若是不幸而碰到密司玛丽刘,或密昔司彼得顾的话,还是要把刚跨进冠生园门口的前足缩回来,赶紧跑向白俄女招待站着的外国糖果店去。
这种毫无理由的身份观念,正不知误了多少外强中干的读书女人。她们薪水连津贴在内统共每月赚不到1000多元钱——若真正要过独立生活就非困阁楼、咬大饼、用冷水洗脸不可,但为了顾全身份,为假装体面,她们就不敢不买双皮鞋,披件大衣,这购皮鞋买大衣的钱自然非由父亲或丈夫来津贴不可了,反不如没有身份的王妈,倒还可以每月省下几元钱来做寄养在乡间的儿女的生活费。
自生活高涨,一天不如一天以来,似乎有许多人都在嚷着脱下长衫了,不过要实行起来,还只有少数失业的咸货店账房,呢绒店跑街之类尚可勉强胜任,因为他们究竟懂得些货色买卖,甩去长衫便可任意喊卖虾酱、牡蛎、毛巾,或鞋面布之属。而我们这批平日专讲究身份体面、什么都不肯动手学做的读书朋友呢?一方面固然是羞答答地拖着长衫或旗裙不肯放手,就是一旦毅然脱去了实也没有什么粗活会干,结果就非沦为乞丐不可。
在目下,受社会这种虚伪习尚的痛苦的人确是不少,不过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定更多。我们生长在这新旧交替的环境中,思想上多少总得含些封建意味。虽然在理论方面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拥护男女社交公开,但要是某一天偶然瞧见年轻的张妈与车夫阿二手挽手儿穿过马路时,心中总会想到轧姘头这类事情上去。而且,当我们自己处身于此种场合时,自然也会顾虑到人家的非笑不非笑问题,甚至于恐惧到会遭受更严重的责难。因此,不敢反抗这种非笑的人们便不得不无理由地把自己束缚起来,以冀防患于未然;肚子饿了既不敢跑到弄堂口去买副大饼油条,脚趾肿痛也没有勇气换上老布鞋子,在生活鞭子的抽打下,始终保持着这摇摇欲坠的身份。这类典型的淑女,其结果非至卖身于结婚的床上不可。
假如我们要脱去这些束缚,让自己生活得合理一些的话,不怕非笑的勇气是必需的。提倡剪发与天足的人们从前也很受社会的非笑及责难过来,但是这些在今日已是极平常的了;假如我们也想替后来的人们争些合理的东西的话,不妨从买大饼油条做起。否则,在将来的社会中,恐怕就只有王妈等辈可扬眉吐气了。
(原载《涛》,天地出版社1945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