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不能忘怀于吴雨僧的，最主要是他生平中的三件大事：一为创办《学衡》；二为筹建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三是慧眼识陈、钱以及与陈寅恪建立的终生不渝的诚挚友情。这三件事，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至于讲《红楼梦》，授西洋文学，撰写《空轩诗话》，出版《吴宓诗集》，比之这三件事，还是小焉哉。当然吴宓生平中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许多人与事、问题与主义、逸事与趣闻，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困扰与矛盾，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文化人的命运，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22)《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23)
（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交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为大学毕业和又有学问根底者的进修之地，因此是一高深的学术机构，目的是培养国学门的通才硕学。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地叫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吴宓当时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月薪三百元），四大导师的到职，都经他亲自礼聘。《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记载有礼聘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4)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
陈寅恪的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更是吴宓一手所操办。当时陈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古文字，对应聘颇感迟疑。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载：“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25)致使吴宓大为失望，在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26)陈寅恪所说的“多购书”，是指创办国学研究院须多购置书籍，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因此虽没有立即就聘，对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已有所建言。他自己1923年在《与妹书》中，曾因筹措购书款无着而焦灼不安，说：“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27)所以如此急迫，盖由于他需要的藏文《大藏经》和日本印行的中文《大正藏》，还有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如不能购得，“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28)。是否就聘，何时回国，对陈寅恪来说，书籍是个先决条件。
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记载：“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29)8月14日《雨僧日记》又载：“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30)为了解决书款问题，吴宓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申请，特批四千元，其中二千元作为陈寅恪的预支薪金，另二千元为研究院购书。但会计处只准予支出一千元的薪金。1925年9月3日《雨僧日记》：“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31)9月18日又载：“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32)研究院的购书款，《雨僧日记》10月8日条记载甚详：“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1.78，合得美金一千一百二十三元五角九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No.25/7790，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33)陈寅恪之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确让吴宓耗费了许多心力，至有“难哉”之叹，应属可以理解。
就陈寅恪一方面而言，他的应聘与否完全出自学术的考虑，因而派生出一个购书的问题。至于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所载的“家务”一项，系指寅恪先生的母亲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先后于前一年逝世，1925年8月在杭州安葬事。陈寅恪离德回国的实际日期为1925年12月18日，《雨僧日记》有明确记载。而到清华报到是1926年7月7日，此时的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改任外文系教授，但迎接陈寅恪到校一应事务，如安排住处，游观研究院环境，看赵元任，访王国维，都由吴宓陪同。7月中旬，陈寅恪身体不适，又回南方养病，至8月25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前夕返回北京，始正式任教于清华。
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清华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全部到齐，还有专任讲师考古学家李济，工作人员包括学富才隽的浦江清，真可以说是皆一时之选，风景极一时之盛。陈寅恪的应聘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一旦到校，倍增生气。事过四十五年以后，蓝孟博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写道：“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又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34)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说来着实幸运，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35)，而且有缘享用有“字字精金美玉”之誉的陈寅恪的讲课。
据《清华周刊》披露的材料，当时陈寅恪讲授与指导的学科范围包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以精通多种语言文字之长，使传统国学平添许多现代气息。吴宓经常前去听课。此时之吴宓已开始代理外文系主任的职务，行政事务缠绕着他，但涉及与陈寅恪有关的物事，他总是挺身而出。浦江清是他在东南大学教过的学生，到国学研究院工作也是他所介绍，本欲调外文系当他的助手，因陈寅恪也需要，他就作罢。1926年9月9日《雨僧日记》记载此事：“寅恪不愿失去浦君，乃止。”(36)
可惜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1927年春节过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加快，研究院师生已无法安心向学。1927年4月3日《雨僧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37)4月6日上午则已协助陈寅恪往城里转移暂时不用的西文书籍，“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38)。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6月7日，梁启超因肾病复发，同时也由于王死之巨烈刺激，离开北京到天津调养身体，其间两次住进协和医院，国学研究院事，实际上已无法董理。而赵元任，1927年10月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方言调查方面。“四大导师”只剩寅恪先生一人勉力维持，中间曾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三位为导师之议，但章、罗均逊谢不就，陈更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不肯应聘。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京，清华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不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吴宓所担心的“解散”虽未发生，但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又病逝，国学研究院继续办下去已无可能。
就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的以造就通才硕学为目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仅延续了四个春秋，终于在“四大导师”凋零其半而“长安弈棋”变幻莫定的氛围中，于1929年正式停办。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这指的是人，对物事和举措恐怕也应作如是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命运，她留给后来者的遗产既包含有光荣和骄傲，也含孕着悲哀与酸辛。
（三）王国维自沉前后的王、陈与吴宓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刊出一篇题为《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的文章，对6月2日至6月3日王国维自沉前后一应情形叙列甚详，足可为不知底里而又想探知究竟的好奇的公众解开疑窦。文章的作者没有具真实姓名，只在文末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因而《顺天时报》发表时，也只是标明：“兹接清华学校某君来函，叙其经过尤详。”文章实为宓所写，1927年6月5日《雨僧日记》载：“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39)
吴宓与王陈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往来频密。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而专任外文系教授以后，他与王陈仍保持密切的接触。1926年9月15日《雨僧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11月3日：“王静安与陈寅恪来此小坐”；11月11日：“下午，王静安、陈寅恪、刘崇等，悉来此晤柳公（指柳翼谋——引者注）。”12月3日：“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特别是1927年3月份以后接触更为频繁。3月13日：“午，陈寅恪来谈”；3月28日：“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4月8日：“晚，陈寅恪来”；4月18日：“夕，约陈寅恪、楼光来、winter来宓室中赏花，并用酒膳”；4月30日：“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等之绞死也”；5月2日：“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偕陈寅恪来”；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40)这最后一次晤谈，距6月2日惨剧的发生只有六天时间，对王国维自沉前的心境和情绪，了解得最透彻的第一个是陈寅恪，第二个就是吴宓。所以王国维的遗嘱特别提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无异于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交谊之深。
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彼此并不一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当天《雨僧日记》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41)梁巨川是梁漱溟的父尊，名梁济，当1918年11月10日六十岁生日时，投北京净业湖即积水潭自杀身亡，遗书中称是为了“殉清朝而死”，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讨论，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都写了文章，梁漱溟也写信给《新青年》倾述己见。但梁济之死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不必像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文化意义。吴宓把两者等同并列，是对王之死尚缺乏深层了解。
读者也有的认为王是怕北伐军攻入北京遭遇不幸，所以选择了自杀。对此吴宓在同一篇日记中据理据实给予了反驳，他说：“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42)吴宓分析说：“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43)作为王国维的同事和同道，吴宓始终站在替王辩诬的立场。只是他接受了王之死是为了“殉清室”的看法，使得他的辩护带有一定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