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时尚先生》杂志采访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时，主持人在中途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刚才讲到，社会上也会有讨厌马云的人，但是我从外部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大部分是从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云是一个不够自信、说话喜欢绕圈的人，他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大多数人可能要么会选择避重就轻，对“有人讨厌”的事情含糊其词，要么转化话题答非所问，而马云是这样说的：“其实一直都有（讨厌我的人），只是2011年之后，发生了几件事情。当然，所谓的正义之士是在支付宝的事情上对我咬牙切齿，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好像我要干掉整个中国互联网，把VIE跟我扯上了关系。大善乃大恶，大恶乃大善。你在做这件事时心里明白什么时间你能补回来。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40％都被人家控制了，将来就惨了。关于这一点，孙正义最明白。那天我对孙正义说：‘好，我马云是个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总共投了3000万~4000万美元，但能够拿回来150亿美元的回报，那么，我很喜欢能找到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来。’孙正义说：‘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为止，他总共投了不到5000万美元，拿回了近4亿美元现金，还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违背契约精神，我也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话语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又刚好吻合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致认为这社会上都是坏人。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happy。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也不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你喜欢我干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只能娶一个老婆，对不对？”
我们可以感觉到，即便记者在提问时，对“讨厌马云”这件事也有一定的保留，没想到马云自己却能正视问题，毫不犹豫地承认了那些“被讨厌”，并通过直接回答，将记者有所保留的问题完全“解放”了出来，给出了非常有效的解答。进而，他又毫不遮掩地结合实例表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对待这种情况的态度，一点儿弯子都没绕，直白而有力。这样的正面回答，不但没让人对他产生其他误解，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他的磊落与坦荡，以及敢于担当的品质与高瞻远瞩的眼光。
回答别人的提问需要技巧，更需要直率与坦诚，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胸与高度，当你面对很多质疑甚至带有尖酸刻薄性质的问题时，根本无从着手，回答起来必定捉襟见肘。
所以，在遇到不利于自己的问题时，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截了当；与其绕一大圈规避核心，不如一步跨到问题的核心，拿出你的诚恳与从容，将别人或源于疑惑或源于好奇的问题彻底解决。如此一来，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消除后续可能出现的扯不断理还乱的麻烦。
不奉承：话语中听并非基于“谄媚”
崔永元：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凭借、依据或针对客观事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说话，既需要水平，也离不开勇气。
说话需要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有的口语交际都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之所以提到勇气，是因为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会碍于或情面或权势方面的考虑，使得内心存有障碍，要么吭哧吭哧，不能直率地表达所思所想；要么唯唯诺诺，以带有“谄媚”色彩的话违心地表达非真实的想法。所以，能抛开各种世俗的束缚，非常自然地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需要一定的勇气。
很多人在说话时存有各种顾虑，无非是怕说出的话不合听话人的“口味”，或者怕得罪了话语内容所涉及的人。其实，真正中听的话语，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听上去带有恭维与奉承味道的语言，而是能够发乎情又止乎礼的肺腑之言。相反，如果一心想着讨别人欢喜而总使用奉承话与人交流，时间长了更会为听者带去不适感。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向来就是一位以敢于说话、惯于实话实说闻名的著名人士。崔永元不管在原来主持节目的过程中，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在社交场合与他人交谈，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地正常交流，不带有丝毫的奉承味。从他曾经接受著名媒体《南方周末》采访时，针对他工作过的央视这一权威媒体所发表的评价和感慨，我们就能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你从1999—2002年，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还不如我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地放进去，但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10个题目毙了7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20~30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被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满头白发的老师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你说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节目审查是媒体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作为国家重要喉舌的央视，在审查方面更为严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宣传的是主流价值观。但是作为其中一员的主持人，必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一位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的实力派主持人，他会依靠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并针对节目性质，以及他所感悟到的社会现实等，对节目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理解与见解。如果这种理解与见解和媒体规定等方面比较契合，自然不会出现问题；可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就需要积极协调。现实情况往往是，较为弱势的一方（一般是人）会顺从于较为庞大和强势的一方（一般是机构），但也总会有一些人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比较看重，不愿意对强势方做出妥协，面临的结果就是到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能生硬而武断地说哪种情况更好或者哪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值得推崇，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一个人选择自己最想选择的人生道路来走的时候，他就至少已经在某一方面值得别人肯定了。
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对央视的评价和理解、对选题审批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所遇境况的描述，必定有主观的东西存在，但从他介绍的内容整体和说话的语气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有人对人、事、物的理解与评价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在阐述自己的想法、看法和感悟时，能够以尽量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说出来，不仅不会使话语不中听，或许还会因为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类似局面从而更能听到心里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
在社交中，拣好听的话奉承别人，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的确是出于社交目的考虑，毕竟听上去顺耳的话能使听话人在第一时间就心情愉悦起来，更有利于取得社交成效；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洗礼，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文化与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对现代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古代封建等级森严的局面下，人与人打交道，特别是官场交往，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恭维奉承”与“颐指气使”。也因此，古代出现过的那些带有刚正不阿品性的人，更是我们从中挖掘和学习的重要对象，比如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海瑞乡试中举后，担任南平县教谕，也就是负责教书，这是他初次接触官场和官员。有一天，御史来到县学学舍视察工作，下级官吏们全部跪地参拜，唯独海瑞只作揖而不下跪。有人特意提醒他注意分寸，小心被“穿小鞋”，他却说了这样两句话：“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意思是，如果是在御史台谒见御史大人，那当然得按照对属官的礼节规制而下跪参拜，可御史来的这个厅堂是师长教诲学子的地方，不需要下跪。海瑞的语气没有丝毫谄媚，道理也讲得清楚明白，不光让那些习惯了奉承上级的小官吏很信服，就连御史大人也无话可说。
海瑞不光对一般官吏如此，即便在皇帝本人面前，也一直以刚正不阿和直言不讳的形象闻名。有一次，两位大臣因为向嘉靖皇帝劝谏而被关押了起来，所有官员都知道这两位忠心可鉴的大臣受了多大委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劝性格乖戾的皇帝，只有海瑞冒着获罪的危险，有理有据地劝说嘉靖皇帝，最终不仅说通了皇帝，还被赞为可以与比干相提并论的臣子（“此人可方比干”）。
在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很多时候说那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自认为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没有比恭维更令人心理愉悦的说话方式了，其实则不然。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得好：“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语言，要用你的本来面目。”卢梭所说的“不必用你的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不需要“花言巧语”，只要以“本来面目”与人交往，传达最真实的想法，自然就达到了交流一切的目的。而且，交往讲究以心换心，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灵来面对，不刻意地仅为了所谓的“好听”而拿奉承话当社交法宝，时间长了积累起来的人缘才最扎实、最有效。你所说的话，就算在短期内会引起别人的不适，也不影响“日久见人心”这一至理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而且与你的高尚品质相比，仅有关颜面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这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原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不迁就：一味迎合很可能令人生厌
柳传志：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
无论是什么人之间的谈话、无论谈话人彼此间地位有多悬殊、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谈话者个人之间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与别人聊天时，能够轻松自在、毫无心理压力地讲述事实、探讨看法、交流思想，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语言交流充满无数成见与障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或者心理素质相对薄弱的人总会以仰视的态度与“高人一头”的对方交流，口头话语充满了“迎合”的味道。
殊不知，虽说很多人都喜欢好听的恭维话语，但“山珍海味吃多了也会腻”，如果在话语上一味地迎合与你打交道的人，时间一长或者次数一多难保不会令人生厌。而且，这样的交流说到底本身也是对彼此都不尊重的表现。
所以，在与人交谈时，能够放弃一切成见，较好地抛开心理障碍，坦诚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既是我们养成良好健康的社交习惯的前提，也是正确对待社交活动、客观理解和看待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现。
我们通过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杨澜访谈录》中与主持人杨澜之间的谈话，就可以对以上所阐述的正确社交理念有更好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