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优秀企业家的柳传志，还是作为知名主持人的杨澜，他们二人都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隔阂地谈天说地。不管谈话的内容属彼此之间互相认可还是持不同意见，他们都能够和风细雨地表达出来，并且和谐地交换看法。
杨澜：……我听说您的高尔夫技术不怎么好？
柳传志：对，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家说我黑了、瘦了，我挺高兴，但是还得马上告诉一句“水平没什么提高”。
杨澜：您觉得自己跟前几年相比，是处于一种已经退下来的心态呢，还是属于半退半进之间的状态？
柳传志：不完全是退的心态，到现在应该讲还是在退的一个部分。在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制造业领域、从电脑领域里边基本上算退出来，然后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为股东负责的做法，因为原来呢，我们联想集团分拆为联想、神州数码两家公司。这两家都是IT类的企业，如果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讲这个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杨澜：就是集中在一个产业里面了？
柳传志：这种风险，除了本身对股东有影响以外，对两家企业的发展也有影响。比如这两家企业，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带有激进冒险的动作，我就会特别小心，弄不好会压制住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能力和条件进入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认真地研究了进入这个多元化领域需要哪些必备条件，比如说组织架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资金够不够。当这些条件研究透以后，我就站在控股的角度上说，现在再新成立几家子公司——现在不是五家吗？我控股，就等于是股东的角色，做一个投资的业务，然后给那几家公司来做。我觉得到了那个步骤上，要把这个业务做好、做稳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现在做了有六七年，我估计再过三四年就很稳定了，然后我就从这个位置上再一步步地往后退。所以应该讲，我对这些事情当时都有过考虑，我觉得当时从制造业退下来，相当重要的因素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包括体力，都不能够在IT行业里边，在第一线再进行竞争。
杨澜：但是在那时候实现了自己从一个企业家到投资家的转变，心里没底的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件事时，也不无观望甚至有一点儿调侃的语气。就是说，你看，做一个行业做大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这个是不是开始盲目地多元化，你是靠卖PC起家的，做投资行吗？等等。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您自己对这种评估怎么看？
柳传志：我不敢说当时是想做一个全面的投资家，我只是说对风险投资领域，当时做了一定的研究。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一是融资，去哪儿弄钱；二是选项，选什么项目去投；三是帮助；四是退出。融资和退出本身是属于纯金融领域里的内容，而选项和帮助应该说是有一定企业底蕴的人能做的事情。当时我分析，我们所掌握的恰恰是这两个最重要、最难做的环节。虽然我以前没融过资、没投资过，但是我们本身被人们投入过，也看见了人家怎么推售，没吃过猪肉但看见过猪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那是并不太大的难关，再加上我对当时负责人本身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习型人才，能够很快去掌握这里的节奏和具体做法，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外面会有一些说法，但我相信最后会成功，所以冒的风险并不大。另外，当时我已经准备用3500万美元——联想控股自己的钱投下去。钱的数量不大，也没有名誉的风险，我没有用人家的钱，这个投下去就是交个学费，没什么，应该讲这是预算之中的事情。所以这样想的话，我的安排实际上在心里是有底的。
在这段对话中，杨澜和柳传志都没有一味地顺从对方的观点，或者完全照顾对方面子的角度谈下去，丝毫不刻意迁就对方，而是按照客观的事实和自己对事情的真实看法来交谈。比如，杨澜毫无芥蒂地说柳传志高尔夫球打得并不好，她也直接向柳传志转述社会上的各种“风言风语”等；再比如，柳传志对杨澜提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并无丝毫在意，从说话的内容、语气和表情等方面都能看出他的心思坦荡，同时他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向杨澜表达自己对那些外来观点的看法，并且按照自己对事情的理解以及曾经做出一些决定时的各种考虑，有原则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说到底，柳传志与杨澜在交谈时，任何一方都没有迎合对方的思路和情绪来说话，两人之间虽然有一些不同观点，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对方的内容，但从整个谈话氛围和谈话效果来看，这是非常成功的访谈案例。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听到一方说到不利于另一方的内容时，都会暗自捏一把汗，但继续倾听和观察下去，或者当访谈结束后我们回头再来看时才明白，一场精彩的谈话，或许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起伏与波澜，可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平淡的小跳跃，才使得整个谈话过程显得更加有质量，给予其他人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哪怕有一个人没有保持正确而健康的谈话理念，以迎合的方式对待坐在对面的人和这场访谈，那么交谈双方的说话水平和访谈本身的质量都必定大打折扣。
关于在谈话时“不迎合听众”这一社交观点，著名导演陈凯歌曾经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理解得特别到位：“我性格中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不太善于迎合别人。今天是个开放、沟通的时代，我愿意用电影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这句话中，陈凯歌导演先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紧接着给出了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是极具说服力和普遍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开放时代，沟通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最该具备的能力之一，谁都没有必要看着别人的脸色、顺从别人的情绪、昧着内心真实的想法来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和该尽的义务，也都有自己该拥有的自由和该享有的权利。一方面，我们针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发表看法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份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有接纳别人合理使用他自己的那份自由权利的胸怀，而不在别人没有迎合自己时显得大惊小怪，甚至表现出不好的情绪。
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根本没必要在社交场合互相打太极。持如此的交流理念，不但不会损害彼此之间的社交氛围、不会破坏彼此沟通的情感，反而恰好维护了双方在社交场合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时候在一时之间会使对方心有不快，但正所谓“日久见人心”，从长远来看，这对个人创建轻松自由的社交氛围、对整个社会形成和谐坦荡的社交风气，都大有裨益。
不磨叽：注重说话效率体现着尊重
孟非：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花费最少的时间做出最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在与人交往时，能够重视说话效率，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实际意义的话语上，既是对自己社交行为的负责，也体现着对别人宝贵时间的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遇到过一些说话拖泥带水的人。他们要么抱着一个良好的社交初衷，想用委婉的语气或者旁敲侧击的方式达到某种社交目的；要么碍于学识和修养、词汇量、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不能用最精准的话语一步到位地表达出心中所想。总之，只要他们开口，就会给人一种“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感觉。这样的交流场面并不少见，对于社交而言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除非与你交谈的是与你关系非常亲密而在情感上能够容忍你慢慢表达的人，或者是性格出众而不计较你浪费他的时间的人，不然没有人喜欢花费大量时间接收很多无用的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事情都讲究速度与效率的快餐时代，当你与人交流时，只有处处为别人着想，干脆利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意见或要求，用最快的时间使对方明白诉求并完成交流，才是切合社会实际、符合时代特点。我们通过各类媒体，看到或者听到过各行各业的很多优秀人士，他们说话时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干净利落脆”。他们能够用最少的语言最准确地表达观点、传递信息或者讲述故事，其中有学养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社交或者工作中，通过客观因素的“逼迫”和主观意识的重视，逐渐锻炼成了说话很有效率的人。
我们熟知的著名主持人孟非老师，就特别讲究说话效率。无论是在主持节目时，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日常社交场合，他都能给听众一种特别干练的感觉。我们从孟非在2011年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对答中，便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新京报》：有人认为《非诚勿扰》进入了调整期，话题渐趋温和，不再那样劲爆。
孟非：我不觉得进入了某种调整期，起码我们不这么认为，但是观众的感受我们不太知道。某种话题的出现是和某种类型的嘉宾出现相关的。这种话题会阶段性地、因报名嘉宾的不同而出现，并不是我们事先想要做什么话题而操作的。
《新京报》：有些女嘉宾太过表现自己，会被质疑是冲着出名来的。
孟非：我拿什么判断她是想找男朋友还是想出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个人判断她是想出名的而拒绝她。只要符合单身的条件，节目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出名也许是一种结果，是她来找男朋友之后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一个副产品。
《新京报》：有的嘉宾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而遭到质疑甚至炮轰。
孟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己，我们也鼓励这样做，但是毕竟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节目要有主持人呢，我们要有审片呢，就是这个原因。
《新京报》：在主持过程中，会掺杂个人的情感偏向吗？
孟非：我尽量不表现出来。对某些男女嘉宾的观点，有明显不认同的，我也会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们要讲导向。
《新京报》：《非诚勿扰》的成功率如何？有媒体报道称牵手成功的嘉宾仅有一对结婚了。
孟非：我们自己都没有统计过！我认为的成功率，就是牵手率，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大概是在24%、25%，我也不知道高不高，因为没有参照比例。我们只是提供一个交友平台，成功率不说明什么。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新京报》：节目有想法去做这方面的跟踪反馈吗？
孟非：了解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是一出门就领证，还是掰了，都可以，他们离开之后跟我们没有约束关系，而且他们也没有结婚了要告诉我们的义务。我们不愿意把节目做成电视直销的那种：“啊，我们成功率高，你们快来报名吧！”有点儿恶心。
《新京报》：生活中，你会为亲友解答情感困惑、指点迷津吗？
孟非：我绝对指点不了迷津，这是乐嘉老师爱做的事情。
不管孟非回答的是有关节目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节目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些影响的问题，或者是他本人对节目的感受与看法的问题，他都能够用三两句话回答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的回答并没有因为用语较少而有丝毫敷衍和搪塞的意思，每一句都是针对问题给出的有实际意义的话。比如记者提到有些嘉宾参加《非诚勿扰》是为了出名而来，这样的问题本身是不利于栏目方和栏目的，但是孟非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一听到哪怕一丁点儿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吹草动就长篇大论地去做解释，而是直面问题本身，不但回答清楚了这档栏目设置的真正目的和宗旨，而且合理表达了对于之前出现的那些不良现象和言论的看法。从整体上来说，孟非对记者所提到的嘉宾是否为出名才参加节目一事在社会上引起的讨论做出了最好的评价，也表达出了一名主持人最该传达给广大观众的想法，没有一句绕弯和多余的话。
同样是2011年，孟非在接受腾讯娱乐频道记者采访时的对答话语，也能明显看出他说话不磨叽的风格。
腾讯娱乐：你介意别人把你定位为娱乐主持人吗？
孟非：我不觉得我是哪一类主持人，我就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领导需要做哪个类型，我就做哪个。我做过很多节目，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很感谢观众，成功的主持人最应该感谢观众，观众给了他机会。
腾讯娱乐：节目做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瓶颈或者其他的问题，你现在主持的两个节目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孟非：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观众还愿意看，就没什么问题，等都不愿意看了，就有问题了。
腾讯娱乐：之前你说过如果观众只喜欢主持人的话，那是主持人的失败，但是很多观众看电视是冲着你去的，你不觉得这是你的个人魅力吗？
孟非：感谢观众的好意，大家很疼我，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应该是其中一个符号性人物。过分膨胀或者谦虚，都不是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