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物，将他物变为我用，将化外之物化为己用，地无所扩，但产出日增。自工业革命至今，这个世界一直奉行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理念，同时也在身体力行着。但中国古代讲求“天人合一”，并不强调对自然的肆意改造，更别说征服了。征服是对天的不敬。中国古代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适宜的地区，种植适宜的农作物，很少会强力推种某类作物。一般情况下，统治者也不会过多干预农民们如何栽种如何生产。然后再辅助以人为的技术改造，让农作物能适应水土气候等环境，使农作物在这种适应过程中，逐步变化，与环境完全契合。更易成活，生长更快，成熟更早，收成更丰硕。
譬如我们目前所食用蔬菜瓜果，大部分都是自外传入或引入。中国原有的蔬菜瓜果多已消失，因历史久远，难以查证，殆因新入之品种，或产量更高，或更易成活，或口味更佳，人们自然会选择更优良之新品种。这无计其数的蔬菜瓜果由外传内，在中国本土发扬光大，久而久之，很多人竟认为原产地就在中国。
本人特地整理了一下汉朝至清朝，中国引入并食用至今的蔬菜瓜果。
大蒜（原产地在西亚和中亚，张骞通西域时带回），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张骞引入），石榴（古称“安石榴”，原产地中亚，张骞引入），芝麻（又名胡麻，原产地中亚、西亚，张骞引入），葡萄（原产地西亚，张骞引入），黄瓜（又叫胡瓜，原产地东印度的西北部，张骞引入），蚕豆（又名胡豆、寒豆、罗汉豆等。原产地亚洲西南部到非洲北部一带，张骞引入），金花菜（原产地印度，东汉时期引入），豌豆（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东汉时传入），扁豆（原产地印度，汉、晋时传入），茄子（原产地东南亚和印度，约于晋代传入），菠菜（又名波菜，原产地波斯，唐代传入），芒果（原产地印度，唐代时传入），无花果（原产地印度，唐代时传入），木耳菜（又叫胭脂菜，原产地北美洲，五代时传入），莴笋（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五代时传入），西瓜（原产地撒哈拉沙漠，五代时传入），哈密瓜（原产地中亚，宋朝时传入），香蕉（原产地东南亚，宋朝时传入），胡萝卜（原产地北欧，元代时传入），菠萝（原产地巴西，明朝时传入），木瓜（原产地墨西哥，明末清初传入），向日葵（原产地美洲，明朝时传入），火龙果（原产地美洲，明朝时传入），洋白菜（又叫包心菜，清早期传入），南瓜（清时期传入），四季豆（原产地中南美洲，明朝时传入），西红柿（又名番茄，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清朝中晚传入），西葫芦（原产地美洲南瓜，清朝中期传入），生菜（原产地中海附近，清晚期引入），菜花（原产地中海沿岸，清晚期传入），洋葱（原产地伊朗、阿富汗，清晚期传入）。
这不同洲际、不同地域的作物，甭管是原本长在深山老林，还是雨林之中，或沙地之上，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育滋长。和中国历史上同化人一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进入中国，极少有不被融合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做到这点，唯独中国？
幅员辽阔并不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历史上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同时期中国的周王朝、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相比，疆域并不比中国小多少，但它们缺少中国纬度的大幅度跨越，气候的丰富。从北方的辽东至南方的两广，也就是上文反复提及的“帝国核心区”，分别是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西域与青藏地区，虽时而在中国版图内，时而不在，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可以说自始至终，这两个地区都从未能脱离出中华文化圈。如此一来，加上西域的沙漠气候与青藏的高原气候，除了南北两极的极寒带，主要的气候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基本都被一同包罗。同理，现代的俄罗斯与加拿大比中国更宽广，但与中国相比，气候的丰富性差得多。各类植物秉性不一，就气候而言，有的植物喜阴，有的植物喜热，有的植物喜潮，有的植物喜干，一个地区，气候越是丰富，所能接纳的植物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其次是雨水问题，天降以水，滋润万物，还没听说哪种植物能离水而活。中国传统的几大农业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至于东北平原是1949年建国后开拓的成就，在以前被称为“北大荒”。）这些地区的雨水与东南亚、南美地区相比，论雨水充沛程度，远不及之，至于内陆地区的西域、青藏等地，降水更是稀少。但中国这几大农业区的降水不在多，而在精，印度洋季风带来了充足的水分，清明时节雨纷纷，从仲春开始，雨水随增，在夏季时达到高峰，保证农作物在最需要水分的时候得以滋润，所谓春雨夏雨贵如油，正是如此。中国的这种优势，是中东、地中海沿岸、欧洲大陆这几大文明区所不拥有的。因为这几个地区的降水，多在秋、冬两季。
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在远古与商周时期，是落后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地的，但在秦汉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就能和这几大地区并驾齐驱了。而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以西方同时期的称谓套用之），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独步天下。除了技术革新，最重要的因素便来自于自然。
古代人看天吃饭，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曾狂热地要征服天地的现代人，也发现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终究是渺小和脆弱的。如此优越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为各种农作物提供了得以生存的温床，使得中国成为各种农作物的“集中营”。各种“关键性作物”对一个文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欧洲能种植小麦，却不能种植水稻，乃地理条件使然。
中国这种同化万物之力，意义非凡。这使得各种植物能在中国“安家落户”，生生不息，不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天然物产。在古代时期，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繁荣决定其他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整个国家的财富力、国力，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现在也是，只是比重降低了。
同化物为同化人之基础，这个论题有些复杂，稍后下文再详解。
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使得中国古代产生了三次农业革命，每一次农业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三次农业革命
在古代，一般指农业便指“五谷”——黍、稷、稻、麦、菽。今天的人对稻、麦都知晓，但另外三种便不甚了解了。可黍、稷、菽恰恰为我国原生谷物，确定无疑。黍和稷属于同一类作物，均为黄米，便是今天所常说的小米。质黏的是黍，不黏的是稷，稷可以作为饭食，黍可以用来酿酒。菽是豆子，分黄豆和绿豆，至于榨油所用的大豆，则是从美洲传入的。麦又分为大麦和小麦，都是从中东地区传入。我国是最早发现种植水稻的国家，河姆渡文明遗址和江西万载县仙人洞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稻残留。
社稷这个词与江山并用，代指天下，其中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稷在商周时期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因为人们主要靠它填饱肚子，人们求丰收，会拜祭稷神。在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前，当时华夏人的主食是稷和菽，用稷做饭，用菽做菜，用菽的叶子做汤，饮食结构相当单调，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后，很快推广至黄河与淮河流域，丰富了华夏人的食谱。
《诗经·周颂》是西周人歌颂先祖的诗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翻译成白话文便是：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来和牟，命令我们广泛地培育。这其中的“来”指小麦，“牟”指大麦。繁体字的来和麦，十分类似。此处可以看出，在西周时，小麦和大麦已经逐步推广了。因麦类的产量高，性能优，便慢慢替代稷和菽，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到春秋时期世道大乱，不少隐士为躲避战乱，便逃遁到某个偏野之地，自耕自食，他们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辨菽麦”，可见那时已是菽麦并重普及，不辨菽麦，即指无生活常识。
在秦汉时，除北方外，小麦和大麦又推广至南方各地，成为人们的主食。史学界称商朝时发生了“第一次农业革命”，指的便是小麦与大麦的引进与培育。这两类作物产量大大高于菽和稷，由此当时国人财富速增，人口滋长，加快了华夏的文明进程。
五谷之一的水稻历史在中国比麦子还悠久，《管子·地员》篇中记录了十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和它们适宜种植的土壤条件，说明那时人们培育水稻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南方地区多有栽培、种植。但秦汉及之前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华北平原与关中地区，南方尚是从属地位，并未被看重，水稻产量比小麦高，却未被广为推广。
汉分裂为三国后，东吴开发江南，随后西晋合三国，但很快破灭，北方五胡称王，东晋偏安东南，东晋至南北朝，南方第一次成为“华夏正统”。江南地区江河纵布，雨水充足，气候温暖，如此之天然宝地却长期被闲置。自东吴经营江南，东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移民、流民为躲避战乱，迁徙至这里，劳动力充足，开田垦荒热潮兴起，水稻广为栽植，江南成为“鱼米之乡”。隋帝国合并南北统一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均在北方，但南方尤其是江南物产已经有赶超北方之势，为了南粮北运，隋炀帝开辟了大运河。
北宋初年，原产于越南的“占城稻”被引进中国，占城稻有三大优点，其一耐旱，其二不择地而生，其三快速成熟。有此奇物，自当推行，从北宋中期起，占城稻在所有适宜其生长的地区普及。
水稻与小麦相比，同面积的水稻产量是小麦的两到三倍，所含热量是小麦的五倍，其意义与利好，不言而喻。占城稻不仅耐旱，而且不畏涝，“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在旱田里或发生干旱时，或发生洪涝时，都不损害其生长、收获。除非极端的气候条件，滴雨不下或洪水滔天，占城稻的收成都不会受到影响，自此“两湖熟，天下足”，南方粮食产量数倍于北方，经济中心也就完全南移。
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被誉为我国的“第二次农业革命”。
明朝中期时，新航路开辟，美洲被发现，原产于美洲的大量物种传播到世界各地。虽然那时的中国正闭关锁国，但偷偷下南洋贸易经商的人，还是把玉米、花生、番薯等作物给带回了中国。
玉米、花生、番薯这几种农作物，产量颇丰，在小麦与水稻之间；而且不择地，旱地、沙地均可，极易成活，“综合性价比”相当高。开始政府没咋重视，可得知玉米、花生、番薯的综合优势后，便大力鼓励民间耕种，自此玉米、花生、番薯普及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农作物还有辣椒（当时叫番椒）、向日葵（当时叫西番菊）、西红柿（当时叫番茄，当然现在也这么叫）等。
明朝中后期由于引入了玉米、花生、番薯等高产作物，被称为我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清朝前期，马铃薯由荷兰人从美洲带到了台湾地区，后又进入中国大陆，所以当时称其为“荷兰豆”。马铃薯所需生长条件与番薯一样，产量也差不多，以前常常被人们当做粮食，现在一般当做蔬菜食用。
历代将人口数作为最重要衡量政绩的指标之一，明清两朝人口剧增，到晚清时，已经是四万万同胞，而汉唐盛世都不过几千万，为何？是否明清已经远胜汉唐？
上天以粮养人，“无粮饿鬼归天”。粮食是农业的基础，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基础越牢，所能支撑的文明也越高级，所能养活的人越多。在耕地、生产技术并没有质的突破的情况下，农业的产量，便主要依靠于更新的、更高产的物种。
商朝以前，是“稷菽时代”，所能养活的人与能承载的文明，都只能停留在原始社会时期。商周时，是“初期小麦时代”，商朝时文明勃兴，西周达到奴隶制文明高峰期，东周则处于新旧社会转折的动荡期，人口最多时约为两千万。秦汉时，是“后期小麦时代”，中国进入第一个封建文明高峰期，人口最多时约为六千万。魏晋隋唐时，是“小麦水稻杂食时代”，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南方人以水稻为主，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混战后，隋唐进入中国封建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期，人口最多时约为八千万，比汉的最高峰多了两千万。宋元时，是“水稻时代”，优良水稻引进并培育，产量大增，水稻成为全国性的主食，宋朝虽小，却能在南宋中期人口首次破亿，但蒙古人的大肆杀戮，伴随数次大瘟疫与饥荒，使得元朝至明初，人口都没重回一亿。明清时，为“高产粮杂食时代”，明朝中期即恢复到一亿人口的数字，明末时即使灾荒兵乱，都还有近一亿五千万人。清朝时各类高产粮作物全部普及，人口由此暴增，清末时大约为四亿五千万人，八国联军进北京，强签《辛丑条约》，之所以要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是根据当时清朝的人口数来的，人均一两。
玉米、花生、番薯、马铃薯等新引进的高产作物，以及老资格的高产冠军水稻，可谓居功至伟。而一些所谓的学者，总归功于某几位“仁君圣主”之“英明神武”，岂不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