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新品种的引入，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起主导作用的是长期被抑制与蔑视的商人。其中有外国商人，也有本国商人。他们通过贸易交流，陆续将新品种引入中国，即使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未间断。趋利避害为人之本性，一心思考着肚子大业的农民，见有新的品种，便尝试栽种，而后发现这比之前的种类好，便扩大种植面积，还向亲朋着力推荐。待民间形成一定气候，政府也察觉了，觉得不错，遂大力推广到其他尚未种植的地区，有时还派懂农业的人来督促、指导，加速了新型作物的普及程度，这一点上，政府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三次农业革命是一个替代过程，优胜劣汰下，产量递增。第一次小麦取代了稷和菽的地位，第二次水稻取代了小麦地位，第三次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进一步挤占了小麦的空间，使小麦更多不是用于日常食用，而是用来酿酒。如果加上当代的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中国一共发生了四次农业革命。
防御型、内向型帝国
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封闭的帝国，仅看到了表面，如果封闭，中国的物产与技术如何传到西方，外边的作物与器具又如何流入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代都具有自我封闭的意识，这主要是统治者一手主导的。但人是最难控制的动物，信息又是最难阻绝的东西。就算管制得再严，总有商人趋利而行，穿越沙漠或者扬帆海外去经商，总有流民求生为先，奔赴各地打工干活。
总的来讲，中国是个防御型、内向型的帝国。
中国的东部、东南部是茫茫大海。自辽东半岛，一直到广西东部，蜿蜒逶迤着1.8万公里的海岸线，茫茫大海环绕中国。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进攻以陆地为主，而涛涛大海拱卫着中国的后背，别无隐患，除此还有鱼盐与通商之利。
中国的西南边境即广西西部、云南，崇山莽林，深堑峡谷，江河奔流，加之热带瘴气弥漫，不适于人的生存，由于地势所限，气候使然，这里也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这些小国与中国的纠纷多是小打小闹，大多数时期都依附于中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中国的西部是漫长的喜马拉雅山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和其他相连山脉，超高的海拔，将中国与南亚诸国、中亚诸国，隔离开来。莫说古代技术落后，难以翻越如此高的山脉，就是今天，攀登喜马拉雅山大山脉的一座座高山，都还是人们挑战自身极限的尝试。
中国的西北是新疆地区，古称西域，沙漠、戈壁、绿洲兼夹交错，天山与阿尔泰山横亘其中，地势错综复杂。西域再往西，便是中亚，这里大漠连连，风沙不断，自然条件相当恶劣。
中国周边的这些地区，自古被认为是苦寒之地、蛮荒之地、瘴疠之地，与中原、江南等地相比，差别太大，拿来也无甚用。直到现在，这些地区都还人烟稀少。人是有脚的，会尽可能地选择最利于自己生存生活的地方。历史上，帝国也在外有所拓展，并想把老百姓迁徙过去耕战戍边，以图将此地永远变为本国所有，但老百姓多不愿意，国家强令之，同时以授爵、减刑等方式鼓励，大棒加金元方式，把贫民、刑徒赶到此处。算盘打得响，但效果不佳，戍边的地方经常被游牧民族攻击，逃跑的人此起彼伏，加之维护与经营的成本实在太大，政府也撒手不管了，象征性地留个哨所，对逃跑的人也懒得去追回。这里实际上便成了政府无治的“边城”。
对帝国而言，重中之重便是守住华夏大地，这里才是帝脉所在、财富之源。
帝国的东、南、西三面有海之障，山之屏，沙之隔，可安枕无忧了，就差北边了。北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快马纵横，觊觎中原之富，一次次汹涌而来，其民骁勇善战，精于骑射，难以为敌，且北面不像其他东、南、西三面有天然屏障，难以为防。
秦始皇补上了这一环，也给整个民族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华后，便认为已收并整个天下了，于是开始了内向型的战略，因当时所谓的“天下”，指的是东周的列国，至于周边的地区，都被认为是蛮荒未开、未化之地，拿来何用？但一个意外事件，却激起了秦始皇的北击匈奴之心。秦始皇欲图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给他们钱财物资，令其为自己找灵丹妙药。其中有个方士卢生，哄骗了秦始皇不知多少钱财，总得交差呀，否则人头不保。卢生向秦始皇表示未能找到不死之药，却拿到了一本“仙书”，书上写着一则谶语：“亡秦者，胡也。”
当时的“胡”人便是指匈奴。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就屡犯燕、赵、秦的边境，这三国修筑长城的主要防范目标就是匈奴。秦始皇应该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谶语才意识到匈奴的威胁，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之前肯定是有考虑的，但对热衷迷信的秦始皇而言，这个谶语无疑加剧了他的危机感，他是想千秋万世，嬴氏子孙永生永世统治天下的，岂能为胡所亡？于是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以绝亡秦之患。秦兵强盛，匈奴败退大漠，十五年不敢南下牧马。夺取了匈奴人盘踞的河套地区后，秦始皇调徙大量人口在此屯垦戍边，以加强此地防务。秦始皇仍觉不足以保险，于是开始以近乎全国之力修筑长城，将原有之燕、赵、秦三国旧长城连接在一起，并加固加长，此即万里长城，将秦帝国的北疆完全环踞在长城之内。
长城夯实坚固，与地形、山体相呼应，易守难攻，且高可瞭望，并有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发现大队敌兵，点燃烽火台，便可远近相知。长城同时兼具防御与警备功能，如一道石闸横于游牧骑兵的南下之路。
其后的朝代，对长城多有修葺维护，用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长城曾多次被翻新换面，早已难觅旧时模样。如今我们看到的长城是明长城。自秦始皇起，长城被修葺、加固了上千年，直到清朝时，清廷宣布不再修固长城，因为在此时，长城已经失去军事防御的功能，满人与北方的蒙古人为联盟关系，满人能夺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便是满蒙一家。
此后长城便成为中华帝国、中华民族之象征，有人歌颂之，认为其保国护民，功高盖世，有人却讥讽之，认为其长期以来并没起多大作用，还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之心。
由此东西南北，以海、林、山、沙漠、长城这“五大元素”为基，构成了一圈环绕帝国的保护层。中国人完全把自己给圈了起来，不为什么，就为了保护自身。中华帝国成了最不好战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人难以超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就算偶尔跳出去，也会很快被拉回来。在防御为主的战略下，反战成了整个帝国的主流语调，也是民族中大多数人的真切心声。主持朝廷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会反复强调，偃兵息武，安抚邻邦。就算是强武之主，也无法超脱这一基本约制，譬如汉武帝与明成祖。
汉武帝之前的汉朝，对匈奴都是以和亲来安抚，但匈奴常常不买账，数次骚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凭着“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殷实家资，对匈奴展开猛力反击，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军和匈奴多次会战，超大规模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此外汉武帝还发动了平西南夷战争、定朝鲜战争。多线作战的西汉王朝，折服了桀骜不驯的匈奴，收服了朝鲜、西南夷，也打空了自家厚实的家底，“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盗贼滋起”，在汉武帝后期发生了三百多起农民暴动、起义，在风雨飘摇下，强悍的汉武帝也只有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宣告同匈奴暂时休战，止息兵戈，禁暴励农。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了其侄儿建文帝的宝座，后营造紫禁城，迁都北京。朱棣为建奇功，五征漠北，南下安南（今越南）。征漠北倒是将蒙古人逐回了大漠深处，对刚稳定的明帝国而言，算得上是奇功一件，但“下安南”却使之陷入战争漩涡，久久不能自拔。南北两面的大战，所用浩繁，民力凋敝，“永乐”号称盛世，发生的民乱、匪乱就有四十多起，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竟然强盗乱窜，流民遍布，惨不忍睹。朱棣死后，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便停止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朱棣没像汉武帝那样自罪自责，但他的儿子和孙子直接否定了他。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人也有大规模的拓外活动，但多和军事与政治相关，而非经济、商业需要。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初始目的是军事，汉武帝要对付匈奴，便派张骞去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国，联合夹击匈奴。至于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带回了石榴、芝麻、苜蓿等物种，殆因意外。张骞刚出长安到了陇西时，就被匈奴人抓住，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十年。张骞侥幸逃脱，在西域各地颠沛流离了三年，正是这一过程中，张骞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物产等信息。如果他一开始便顺利地联络到大月氏国，然后回朝廷复命，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意外收获的。张骞后来封侯，也不是因为丝绸之路，是因为跟着卫青、霍去病攻讨匈奴，有战功而封侯。更为可惜的是，这么一位对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史书里居然没有一篇单独的传记，仅在《史记·匈奴列传》与其他所谓名臣的传记中，捎带提及了他。
班超经营西域也是出于帝国的政治与军事目的。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朝的动乱，匈奴再度崛起，并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国，对东汉帝国又构成了巨大威胁。这时候朝廷急切需要一个张骞式的英雄，投笔从戎的班超应运而生。班超简直是一位旷世奇才，他不费朝廷兵卒钱粮，仅凭自己的胆略与手腕，联合了西域各国，以之牵制、骚扰匈奴，就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后来班超又协助朝廷大军攻破了匈奴，使匈奴被迫西迁。
中国人著名的拓外活动还有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大费国力派郑和下西洋，现在都还有争议，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朱棣要炫耀国威，宾服南洋各国，并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是不是真的要寻找建文帝，未可知也，但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和建文帝关系甚大。虽凭“靖难之役”夺取了江山，但朱棣的帝位合法性并没有马上得到各国的认可，其实就算是在国内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那些一直承认明朝为宗主国的“番邦”，不来朝贡了，天朝之主却无应有的天威，朱棣遂派郑和下西洋，名曰抚慰友邦，联络各国，实则是要大展威仪，震慑诸国。就这样，郑和带着百艘巨船及数万兵士以及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浩浩荡荡地七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便以使臣身份，给国王送去厚礼，那些国王纷纷拜谢明帝，然后回赠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叫本国的使臣跟着郑和回明朝，表示朝贡。郑和下西洋期间，各国与明朝朝贡频繁，明朝宫廷内堆满了各路土特产，当时称“番货”，朱棣还曾将“番货”当做工资发给大臣。当然在这些“番货”身上，是花了大本钱的，而且无一例外都是赔本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