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性与政治性的拓外活动，因背后强大的支撑，极易见效，但后力不足。因缺乏经济与商业的刺激，使得这类活动往往气势宏大，但难以维持。譬如张骞与班超，因两人能力卓著，志向坚定，能开辟与维护丝绸之路，但随后就无相应条件的人来担当此重任，继此事业了。丝绸之路曾几次停废过，除了战乱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专人进行管理。而且丝绸之路实际上并不在中国人手中，而在中间商安息、萨珊、阿拉伯人手中，中国这方面，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争回来。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是比较典型的“朝贡外交”，但太过奢靡铺张，所费白银约600万两，而稍后新航路的开辟者哥伦布、达伽马等与之相比，则寒酸至极。这样“烧钱”的航海行动注定不能继续维持，朱棣死后，郑和又下了次西洋，从此罢休。朝野上下都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个大臣还愤然将郑和留下的航海图给烧毁了！而此举在当时竟然被认为是义举！
骄傲的姿态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而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上述两段文字，是从1793年乾隆皇帝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国书中截取的，因全文太过冗长啰唆，故摘取其中几句，集中说明。这几句话的大体意思是：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要什么通商，只不过因为茶叶、瓷器、丝绸为各国必需，天朝体恤你们，专门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此来贸易。天朝什么奇珍异宝也都不缺，本不需要此次英国所献的礼物，只是念及乔治三世这个小国之王懂得孝敬，有诚心，便特别命令衙门收纳。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本来是派马戛尔尼为使者，借贺乾隆皇帝寿辰之机，到中国来觐见乾隆皇帝，磋商两国平等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以为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来上贡朝拜的，不由大喜过望，待知道是要来通商贸易，而且是以“平等的身份”，乾隆皇帝心都凉了，所以在回乔治三世国书中，有以上的文字。我天朝上国，什么都有，还需要贸易？
乾隆皇帝的这封国书，在史学界上可是一件奇物，反复被人们拿出来讽刺乾隆自高自大，封闭愚昧。其实在当时不光乾隆是这种思想，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是这种惯性思维。之所以说是惯性思维，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乃是由古而来，又经一代一代传承固化，如运动的物体，形成强大的势能，从而变成一种惯性力量。
在商周时期，中国已经自视为中心了，《诗经·大雅》中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华夏人居住的地方便是中央，而四周则被统称为蛮夷之族，意思是未开化、野蛮之族，还分东西南北，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把更远的民族成为“胡”和“番”，与之相关的事物，在前标注，以示同华夏之区别，譬如“胡人”、“胡乐”、“番邦”、“番货”。
刚开始时，这些称号并无过多歧视与污蔑之意，但随着时代变迁，华夏人所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物质与精神文明远远地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华夏族的民族自豪感开始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负，已经有蔓延无边的趋势。譬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本也是周王室正式册封的诸侯，地盘不小，国力不弱，却因地处西戎，与戎狄杂居，也被视为蛮夷之地，为东方诸国所不屑。秦孝公深以为耻，激起了革新图强之心，这才有了他强力支持的商鞅变法。
华夏族占据了先天条件最好的地方，在帝国正式构建之后，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族反复几次争夺的河套地区，可以这么简单表述：丰美的牧场，贫瘠的耕地。少数族眼中的肥美之地，在华夏族人眼中，仅是鸡肋。若不是河套地区位置紧要，能窥视关陇与中原，华夏王朝原是没什么心思去花大力气争夺的。大漠与草原深处，是和华夏地区完全不同的景象，人们赶着牛羊，择水草而居，幕天席地，到哪儿睡哪儿。用句艺术的表现手法概括：那是辽阔悠远的世界，是无拘无束的生活，但那是非常艰苦的，真实的生活往往是不艺术的。中华帝国则以天然之基，加之以人工、技术改造，将华夏之地变成一个大农场，其间散布着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家庭，“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虽然大部分的劳动所得，都被国家、官吏、地主等一层层剥夺，但这种祥和的田园生活，在当时人看来，比那些游牧游猎民族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流，要好得多。而事实上，各少数民族的居民进入中原后，很快就适应了农耕生活，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时代。这些人用脚表明了自己是要艺术，还是要生活。大多数人，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有贪图安乐、厌倦流浪的趋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智。民族之间的互相认知与看法，同个人之间是一样的，有地位与贫富差距，就有仰视与俯视；差距程度越大，仰视与俯视的角度越高，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就成了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人，以至天渊之别。物质水平为第一要素，其次才是所谓的文化。富贵者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因其所处位置，会被无限拔高，令底层人所艳羡不已，认为那就是格调，那就是文化。就如今天，喝红酒就比喝二锅头来得高档，吃西餐就比吃大排档有情调，打高尔夫就比打乒乓球上台面，如此等等，形成一系列所谓的高尚运动、高尚社区、高尚生活方式、高尚文化。我个人不明白这些“高尚”在什么地方，但社会主流是这么认同的。就如现在很多人向往西方，认为西方什么都比中国好，连月亮都更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富有吧。
有了物质的丰裕，才会有文化的博大，中原民族之所以能屡屡同化周边的少数族，首先是物质因素，然后才是文化因素，再其次是人口优势。少数族曾称雄过北方，还曾占据过全中国，但其经济比中原这边差，财物比中原这边少，文化也比不上汉族之博大厚重，人口也大为不如；虽有些少数族领袖，用了各种手段，强持本民族旧俗，保留本民族气性，但终还是淹没在被中原民族同化的大潮中。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前文所讲的“物的同化”——将来自各洲各洋的作物移植到中国，使之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从而缔造了中国在古代时期的至强农业，并以之为契机，使其他各个方面均亦能繁荣发展，然后才有浩瀚的文化和艺术。
富强之资下，难免滋生骄矜之志。高傲之态，往往是凭其厚实家底，任何一种精神状态，其初期是与物质基础相关的，但长而久之，便会膨胀、升腾，脱离其先发的起点，即使其基础已空，照样高傲，自鸣得意，形成了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人的心智，民族的心智，同样是一种力量，只要是力量，就会有惯性定律在其中支配，久而久之便形成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又会成为民族的保护壳，即使面对民族的蜕变与挫败，也不愿承认，反以民族自豪感来安慰自己。就像某个大富豪，曾经风云一时，但慢慢地衰败了，从奢入俭难，大富豪一时半会丢不了旧毛病，也为了继续保持体面，依然挥洒豪情。再往后，更破败了，大富豪成了小富豪，可为了不让身价降低，偏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而且不许其他亲朋说自己不行了。再往后，大富豪成了大负债，这时不用装了，人都疯了，或者死了。“精神胜利法”的最终结局往往是死亡或疯狂，死了、疯了，万事无忧。
国家自居为“中央”、“天朝”，其民也就自居为“天民”了。相比起前几代，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物产更为丰饶，国家更为富庶，在唐朝前期达到一个高峰期，那时各国、各族倾慕中国文明，纷纷来中国经商、学习、居住，有的还进入了朝廷做官，比如唐朝时的日本人晁衡。唐朝之大国之气，盈盛天地，大概就是那时候有了“天朝”的说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跟着国力，跟着其他民族的膜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两宋时，战力逊于唐朝，经济繁荣程度却过之，在战场上拼不过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可宋人就是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蛮夷，是野蛮人，而事实上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西夏、金，都是实行类似宋朝的制度，学习着宋朝的文化。唐诗宋词以及各类文献中，充斥着藐视异族、抬高自身的诗句与记载。今天看来，无疑是狭隘的、言过其实的，但在当时，却为当权者所喜，为普通人所悦。当蒙古人的元帝国征服中国后，实行民族等级制度，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族以及外国人），三等汉人（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契丹等族人），四等南人（原南宋臣民），最低两等级的汉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蒙古人是蛮夷，内心里鄙视之。汉民族积蓄的蔑视与仇恨在元帝国末期爆发了，让这个当时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瞬间崩解，遁回大漠。第二个成功征服中国的少数族——满族，吸取了元帝国不足百年的教训，其统治者与上层主动迎合中国文化，敬儒尊孔，倡导理学，大办科举，兼杂着弄点“文字狱”，搞得有声有色。到了清朝后期时，除了先天的特权、地位外，满人与汉人已没有多少区别。这个民族被同化了。而回到故乡的蒙古人，远离了中原，反而保持了自身更多的民族性。在明清以前，当中国在东方独大时，中国人或华夏族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和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让一部分中国人渐渐睁开了双眼。清朝后期，鸦片和枪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人不等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游牧、游猎民族，他们不是抢了就跑，不是仅靠火力强劲，还有精巧的机器，先进的工厂，性能优越的产品，以及更优良的制度。洋务派、维新派等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技术或制度，但更多的是保守派，还在大谈天朝体统，斥责西方的科技为“奇巧淫技”，竟叫嚣“仁义救国”、“礼教救国”，对学习西方者，痛骂其丧心病狂，崇洋卖国。乃至清朝都亡了，还有一大堆的遗老遗少，拖着帝国的旧辫子，摇摇晃晃，蹒蹒跚跚地走进新时代。
自恋的羽毛
地域疆土就是帝国的骨架，这个骨架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量、财富的容量。国小地狭，往往人口少、财富总量少。但也有例外，如现代日本。但光是地大域广也未必有用，还要看它的气候、雨水等环境因素。滚烫的沙漠或冰天雪地，寸草不生——那是长期被人们遗弃的孤儿。但这种情况不会一成不变，各个国家一旦意识到这下边可能蕴藏着石油、矿藏等资源的重要性后，就会对之“视若珍宝”，“逢地必争”，从而摩擦不断，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物产就是帝国的血肉，它必须依附于骨架上，否则就是一摊死肉。中华帝国疆域宽广，而且气候带丰富，降雨充分、及时，这样的环境下，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几乎各个地区的植物到了这片热土，都能顺利存续繁衍，使得这里成为全球农作物的博物馆，有了这个基础，加之农民的勤奋，导之重农的政策，中华帝国的农业也因此达到了古代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骨架和血肉连合在一起，构成了帝国的肌体。中华帝国宽广富饶的疆土，滋养万物，使中国成为财帛丰盛、物尽其有的富甲之地，曾一度成为周边各国人趋之若鹜的天堂。中华帝国这副华丽辉煌的肌体，艳压群芳，在古代历史上长期为各族垂涎三尺，钦慕思念。
越是美丽的鸟儿，越是珍惜自己的羽毛。
中华帝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土地与财富，并用各种方式来抵御虎视眈眈的各游牧、游猎民族。天然所至，大海、山林、沙漠将中国的东西南三面紧紧保卫起来，中国人又通过长城与其他防御工事，将整个帝国包围在层层屏障之中。防御和内向型的中华帝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创造了灿烂的古典文明，安享了不知多少好岁月。因富有而知足，因丰饶而常乐，民族把目光都投向了内部，无心向外，帝国守着自己的地盘，不让外人打进来，也很少想着打出去，防备体系防住了敌人，也防住了向外拓展的雄健之足。因富而骄，因强而傲，整个民族越发娇贵怠慢，自视为天下中心，自视为最优秀民族，将其他国家和民族，以蛮夷或胡番蔑称之，目空一切。当被异族挫败与打击后，惯性使然的自豪感维持着这个民族。在这不知不觉间，整个帝国就像那只美丽的鸟儿，太过珍惜羽毛，舍不得拔掉无用的陈旧的羽毛，以至身体越负越重，想飞都飞不起来。直到食少体衰，羽毛掉落，鸟儿还无自救之心，反而是望着一地的羽毛，回味那曾经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