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文明的轻与重
历史里很少有偶然，即使有一些偶然事件，都是有内理所在。中国是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也是第一个封建制国家，这不是某几个强力历史人物所能决定的，虽然他们在这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历史不具有人的思维和理性，却有类似于着人的本能，毕竟历史是由所有人一起运作而成的，只是有人扮演主角，有人只能充当配角，还有人只能做看客。历史类似于人的本能便是，会依据环境决定最利于自己、适合自己的行动。
中国特有的地理、气候等条件，使中国成为物产盈盛之地，这些财富已经足够吸引人，统治者没有必要向外拓取，而是要提防垂涎三尺的游牧民族。上天赐予了中国江河沃土，还赐予了中国海、山、沙漠等天然屏障，中国人又修筑长城等军备工事，虽然不足以彻底杜绝觊觎者的扰乱、进攻，但足以遏制他们。从商周到秦这近一千四百年的时间里，华夏族占据了自己视野内最肥沃的所有地区，从此开始防御型与内向型的帝国时代。
有重则会有轻，重了防御，便少了攻取，重了内向，便少了对外的拓展。而游牧民族的方向是与中国完全相反的，轻防御，因无所谓防御，你来我就跑；重攻取，或是以抢劫财富为主，或是抢占并用，抢了战利品不说，还在某块地区盘踞，将之变为自己的牧场。轻内向，因内部没有多少财帛城池，极易管理，重拓展，一则四处攻城拔寨，一则大规模迁移，擅骑射之利，逞来去如风，游牧民族很少能安分下来。
这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个最大的不同点。除了这些，在行为模式上，也是大相径庭。
游牧民族视进攻为生命，为保持民族的活力与进攻的效率，采取的策略是——对敌人残暴，对自己人仁慈。游牧民族几乎都是踏着鲜血崛起的，他们最擅长的便是烧杀抢掠，最爱屠城的便是游牧民族，他们这么做，是要以不断获取财物来激起全民族的进攻动力，以杀伐来维持民族的血性与战斗力，还可威慑敌人。此外，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战术。民族内部，虽作风粗野，好勇擅斗，但不会刻意去攻击谁，内部的分配，纠纷处理，保持着半原始状态，比较公正化。作为领袖者，通常要亲自上阵杀敌，有时还冲锋在前，以做表率来鼓舞士气。
农耕民族的策略则恰好相反——对敌人软弱，对自己人严厉。农耕民族视防御为生命，只要防住了来犯的敌人，保证内部的安宁，便能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帝国便能维持下去。对外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软弱的，经常会采用和亲、送厚礼等方式来怀柔强悍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不在乎这些，中原有的是子女财帛。偶尔会举兵反击，打击一下游牧民族的锐气，但很难长期维持。农耕民族的重心在内部。对百姓而言，是勤劳耕作，纳粮服徭役，养活家人，生儿育女，延续同样的生活样板；对统治者而言，说好听点叫管理百姓，说不好听就是驱使百姓，令其为帝国创造财富，还要修筑水利、城池、防御工事。人都会有目标，统治者常把敌人当做友邦，而把自己的臣民看做是假想敌。他们认为，敌人虽然凶猛，毕竟在千里之外，偶尔来骚扰哄抢，也仅为疥癣之患，再进一步，攻破了防线，占了一些城池，也不过是臂腕之患，地大物博，丢几块地算什么，大不了退到长江以南去，反正骑兵游不过来。而臣民近在咫尺，就在眼皮子底下，这才是心腹之患！十步一杀，五步一砍，刀子不长眼，那可是随时要人命的。若大臣们联合起来谋反，民间百姓聚众起来造反，这江山还能再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统治者会将国土和国家利益“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了。
世道如天平，轻重自失衡。重心在内，内重而外轻，一代代的统治者煞费苦心地筹划出一套套的理国方案来，以图子子孙孙永生永世据有江山，恒享天下。但都没得逞，帝国时代的王朝，长不过四百多年，短不足百年，还有的“不二世而亡”，所谓同类相通，统治者的思路和办法被延续下来，形成了越来越细密的帝国体制。要想把这些体制说清，非几十本书不可，为节省时间，本人来个概括，帝国体制之核心，无非两条，控制与维持。控制的是臣民与局势，维持的是秩序与现状。以下内容就此两条，做个简略的阐述。
最精明的驾驭艺术
人或许是最难控制的危险分子，可我国古代的君王们做到了，堪称伟大奇迹。常说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人治”，而不是制度管人，那是大大的误解。在秦以前，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比较松散的国家，但在秦以后，一部强大的国家机器构建而成，中央制度是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是郡县制。除此二制外，秦帝国还在商周制度的基础上，增删修改，形成了诸多新制度，画出了今后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基本模型。秦帝国虽暴亡，但随后的两汉帝国，大体沿袭了秦帝国的制度。秦汉之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为自己所需，常会废止某条，又会加强某条。频繁的改弦更张，使制度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君主又常随个人喜好，率性为政，也常常取代制度应起的作用。当制度搁置时，国家机器还得继续运转，就只得人上场手工操作了，所以中国古代，是法治与人治兼杂行用。
说到人治，便是常说的权谋与权术，以最大限度地驭臣、制臣。虽然大凡是君王都口口声声要臣下忠于国家，不能拉帮结派，更不能结党营私。可实际上这是制止不了的，而且很多朝中的争斗便是君王处心积虑渲染而成。若一派独大，将会变成一个尖刺，让君王坐立不安，所以必须得磨平这根尖刺，但“圣仁慈厚”的君王是不会自己动手的，便会假借于其他臣子，支持、鼓动其与独大的那一派针锋相对，最后是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的自然是端坐于上的天子。
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如武则天启用酷吏诛杀李氏宗族与门阀，同时她又暗中保护了一些旧臣与正直之士，朝野始终有钳制酷吏的势力存在，反对她的李氏宗族与门阀被批量罗织罪名，扑杀殆尽后，武则天又“采纳”旧臣与正直之士的政见，将不得人心的酷吏一网打尽，天下人又觉得她很是圣明了。朱元璋手段也不差，同他一起起兵的李善长、胡惟庸、蓝玉、汪广洋等“淮西派”因功大勋高，成为朝廷一霸，朱元璋便策动刘伯温、杨宪的“浙东派”与之抗衡，二派相争，均不得好果，“浙东派”首先瓦解，刘伯温被毒死，杨宪被灭族，“淮西派”也没笑多久，汪广洋被绞死，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均被灭族。曾经的战友们全都见了阎王，朱元璋安享其成。“仁孝性成”的康熙皇帝，并不是善人，众所周知的是他手下的两个亲信大臣，索额图与明珠互结朋党，缠斗了二十余年，康熙耳目众多，岂能不知？索额图与明珠的争斗就是康熙暗中挑起来的，如此一来，两人竞相暗地里在康熙面前，揭对方的底，说对方的坏话，两人的把柄都落在康熙手中，更便于他控制这两个大臣，也就能控制他们所组建的朋党集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康熙失策的是，朝中的“朋党之争”与“诸子夺嫡”裹在了一起，越裹越紧，宫廷、朝廷内外迷雾重重。康熙可以杀掉大臣，奈何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其中。康熙后半生都在和自己的儿子们怄气，他自己也有很大责任。
帝王们还精于心术，光靠皇权与强势来压人，太过蛮横，治标不治本，帝王们便会抚心柔化。比如对某个不久前还大力打击的臣子，忽然赏赐他些自己不用的小玩意儿，那臣子见是御用之物，自是感激涕零；对某个被疏远的臣子，忽然提擢，甚至任命为宰辅，这个臣子自然是大谢天恩，他所代表的地方与势力，也会更加效忠；对某个实际是被帝王给逼死、害死的臣子，风光大葬，还赐予颇高的谥号和爵位，恩荫其家人，可谓是极尽哀荣，人们便会大赞皇帝不计前嫌，仁厚无比。帝王们这些太极推手，平衡有术，擢降恩赏运用之妙，可谓巧夺天工。
在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是由上到下一级一级的管控方式，皇帝以权制、权术来管控朝中大臣，朝中大臣便会以类似的手法来管控下级，权力社会，在下级的眼中，上级便是“皇帝”，能定其仕途沉浮，甚至于富贵生死。以此类推，大官管小官，小官管小吏，小吏管差役。媚上厉下，一直为我国传统，在上级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在下级面前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副活脱脱的“狼狗变形记”。
权力之剑，柄把握在帝王手中，剑身由宽及窄，这是一级级的大官到小吏，剑最末端的剑尖，反而是最锋利的，差役是权力的最下层，便是剑尖。
官身是高贵的，哪怕是小小的书吏，半官半民，也有免役的特权。到了差役这一层，非但没有权力阶层的贵重，反而连小民都不如。“娼优隶卒，世所不齿”，娼即是妓女，优即是戏子，隶即皂隶，卒即是衙役，这是四种贱民，为地位最底下之人。隶卒是差役的统称，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站班皂隶，就是县官审案时，手持棍棒在那里唱“威武”的人；第二类为捕快，负责通缉捉拿犯人；第三类为民壮，负责看守城门、监狱、粮仓等地，有时也负责四处巡逻；第四类为监狱中的狱卒，最低级的为牢子，管理他们的是牢头。此外还有行刑的刽子手，验尸的仵作，巡夜的更夫，报时的钟鼓夫，做饭的伙夫。
因差役直接同民众打交道，巡逻、警戒的是他们，惩戒、行刑的是他们，抓人、杀人的是他们，催粮、催款的是他们，权力的暴力末节在这里暴露无遗。杀人沾血，全在剑尖，为不祥之物，因此古代社会中将这些“干脏活”的差役化为贱民，历代不齿，试图将这一阶层与权力系统相脱离。
差役身份低微至极，但其中有人狡狯残忍，又经营有方，利用手中能为害之权，甚至能成为巨富。就拿监狱中的牢头来说，犯人的亲属要来探望、送饭给犯人，都得给牢头塞钱，犯人想要在牢里不被狱霸欺负，要过好日子，要改善生活，有钱都能办到。此外牢头还会克扣犯人的伙食钱，敲诈犯人，有的还在牢房里放高利贷。
但大多数差役难脱贱民命运，上边给摊派任务，他们只有按指示去卖力办理，以便交差，至于会不会骚扰百姓，弄得鸡犬不宁，这就“古难全”了。最后被骂声四起的是他们，被啪啪啪挨板子的也是他们。没法交差，便得挨板子，长官不满意，也会有事没事拿他们出气。所以在古代很多人觉得差役连乞丐都不如，乞丐虽然穷，还不至于动辄被打骂。如惹起重大纠纷，甚至是民变，差役不管有无参与，都脱不了干系，背黑锅的时候，总有他们的身影。
差役们受气挨骂，薪水低得无法养活自己，为了求生便会另想他法，因几乎是任何法令、政务的执行都得靠差役，他们凭借此权，敲诈勒索百姓，上官为完成任务，也会姑息纵容。虽然会被老百姓戳着脊梁骨骂，虽然常常被上官大骂，差役们也无所谓了，反正老子是贱民、恶民。每个朝代，越往后走，差役们越是穷凶极恶，越是变本加厉，不知是人性本恶，还是制度所逼？
最高超的畜牧办法
对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官制、朝制、赋税等上边，对户籍的研究相当少，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如《天仙配》里一般，社会淳朴，人民安乐，一幅与世无争的田园风光。有时候，某些地方可能会这样，但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如此美好。
官员集中在朝廷与各级官府，在权柄之下，以赏罚升降制之，官僚体系虽然庞大，但以品级、官俸等方式连接在一起，那就相当于是一部部电梯，大臣命运掌握在君主按电梯的玉指上，下级命运掌握在上司按电梯的黄油指上。官僚体系虽然庞杂，但有体系在其中连接维系，是便于统治者管制的。
那千千万万百姓，该如何管制？
其一为牧民。
我国地域宽广，人口分布均匀不一，风俗亦不同，着实难以管理，历史上很多大帝国之所以溃灭，便是地方管理失控，导致最终崩盘。地方管理、民众管理，每个统治者都不敢掉以轻心。翻开史书，都是一些爱民、亲民、抚民的字眼，但真是那么来的吗？在王权时代，以士民为私产，为臣妾，在皇族贵戚眼中，民便是可使用的财产，便是可驱使的牲畜，怎么还能有爱，有亲，有抚呢？每个王朝干的事便是愚民、弱民、制民，如果总结起来便是“牧民”，天子“代天牧民”，各级官僚便是“代天子以牧民”。
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
——《国语·鲁语上》
余闻昔子游氏之为武城也，以礼乐为教，而圣人喜之，此千载牧民之良法。
——明 宋濂《送王明府之官序》
牧民岂谓非良干，伐畔何教震友邦。
——清 姚鼐《咏史》
精简言之，牧民便是将老百姓当做牲畜来放牧或蓄养。在各类典籍中，他们却能把“牧民”这种管畜生的方式，描绘得冠冕堂皇，不得佩服起行文者的文采超然。
放牧或蓄养牲畜，要么是将一群牛羊集中在一起，白天赶去吃草，晚上赶回来；或者是围一个圈，把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集中喂养，养肥后杀食或卖掉。
中国古代的牧民之法太过繁杂，最为体现管理艺术的便是户籍管理。
在商周时期，便有“田籍”，以田来决定老百姓的户籍，按人头收取相应的赋税，并有“籍臣”专门负责对百姓户籍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