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进行了改革，助齐桓公首霸中原，管仲改革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户籍改革。管仲将齐国所有老百姓一一登记在册，其中有每个百姓姓名、性别、高矮胖瘦、身份等级、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便于官府查询与搜索；若无籍，就是黑户口，不仅本人要被治罪，街坊四邻与负责此片区的官吏也要被惩罚。管仲还将每五户为一伍，设伍长，五伍为一里，设里长，伍长与里长坐中统筹，居民之间互相监视，并密切观察来往的人群，若有可疑，便要通知官府，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持地方稳定与社会治安。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将管仲的户籍举措再次加强，商鞅新法规定：每个居民都要登记造册，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伍”、“什”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便是著名的“伍什连坐制”，以求“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将地方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
在春秋战国时期户籍管理已经确定了两大主线，其一是掌控赋税兵役来源，其二是严格控制百姓。两汉时期虽废除了残酷到无以复加的“伍什连坐制”，但“汉随秦制”，加强户籍管理，以彻底把百姓捏在手里，遂实行“编户齐民”政策，将所有百姓编入统一户籍，同时兼以“八月案比”之制，即每年八月进行户籍的清理与复查。
北宋中期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有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家有两人以上者，选一人作保丁，组成保甲。保丁自备兵器，闲时操练，农忙时耕种。同保范围内如发生犯法事件，保丁须检举、揭发或追捕。保甲制度是伍什制度的一种变相，但没有后者那么严苛。保甲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各朝代各时期，具体规定、操作办法有所不同，但大体模式相同。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颇有***味道，其组织形式是户—甲—保—乡，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为了内战，国民党政府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并命令各地保长拉壮丁，强推向战场当炮灰。反映那时保甲制度的四川话版《拉壮丁》，直到现在还以话剧、电视剧演出。
其二为弱民。
整个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饥饿史，绵延到现代，人们间最常用的问候语就是：“吃了没？”直到现在很多北方人见面打招呼见面头一句话，仍是此句。
我国长期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但国强民不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统治者的看法是，民强了，国必然弱，如果民众有喧嚣之心，聚而闹事，何以制之？“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样无厘头的结论，按如此推论，便相当合理了。但为什么不思考片刻，民众若吃饱喝足，生活无忧，谁还会来闹事？
弱民策略是与赋税、户籍、官制等各方面相连的。
帝国收拢绝大部分核心资源，绝大部分财富，让百姓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时不时地再以赈灾、抚慰民心等方式，将从百姓手中拿过去的东西，再分发点下来，以示恩泽。再或者把官方闲置的山林池泽暂时开放，允许百姓开荒渔猎，当然这是属于官家的，可随时再收回去，若要继续在此求生计，便得叩谢皇恩、多孝敬、老实点。
通过上文所讲的户籍制度，帝国将人民拴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不准随便迁移，如此一来可断绝各地区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避免风闻造乱；可随意监视百姓，有效钳制，一旦出事，马上派人处理。除了是制民策略，也可视作是弱民策略。
最大的弱民战略还是“重农抑商”，首次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是魏国改革家李悝，但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这么干了，商周两朝虽没对商业与贸易设有特别限制，但相比而言，更为重视农业。从战国至清末，重农抑商这一基本方略，一直为历朝历代所践行，其间也有差别，比如汉文帝、唐朝与宋元时期，便不是特别地蔑视商业，唐代起，国家还专门设立了机构进行海外贸易，并对商人阶层进行集中管理，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并不轻贱。但总体而言，商人地位长期都低，被视为“末民”，即末流之民，除了商人，还有流民、江湖艺人等。这几类人有一共同特征，便是行踪不定，四处穿梭，帝国是不喜欢这号人的。
之所以会重农抑商，总结起来便是三点。
第一，帝国时代国家的根本是农业，但农民们辛苦耕耘却始终贫困，商人买空卖空，却能获得厚利。“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如不加以格制，哪还有人愿意务农？
第二，帝国时代国家最有效的管理是集中制，商人为获取商机与信息，采购、倾销货物，便会长途奔波，四处分散，这肯定是不便于帝国管辖的。
第三，帝国时代国家最大力倡导的是朴素清净的社会风气，构成这种社会风气的有效分子便是闭塞憨厚的老百姓，所以国家一直忌讳民多智计，民风浮华，因为这样不好管制。而商人见多识广，巧言令色，诡计多端，这样的人不仅不好教化，反而会“带坏”其他的良民。
重农抑商对商人与贸易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
第一，先导式管制。对商业与贸易都定位为末业，将商人定位为末民。士农工商，如此排位，最穷的农民排名靠前，仅次于士大夫阶层，工即手工业者排在中间，最有钱的商人排在最后，如此一种诡异的现象便产生了，商人大多会雇工，商人是东家地位更低，工是雇员地位却更高！
第二，羞辱式管制，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对商人都有特别规定，有时不准商人穿绸缎，只能穿布衣；有时不准商人出门骑马、乘车，只能走路，叫你有钱也无法消费，憋死你。每个时期都有稀奇古怪的规定，这里不一一列举，仅说个好玩的。譬如西晋时规定商人出门只能戴绿帽子，还要在帽子上贴上纸条，上写其名某某，穿的鞋子不能是一个颜色的，须是一黑一白，简直难以想象那时商人走在街上的滑稽场面。
第三，打压式管制，利用税收，合法地剥夺商人，这倒罢了，可各级官吏经常巧立名目，大棒小棍来敲诈，商人无还击之力，只得暗吞苦水。此外商人如果与官吏、农工发生纠纷，仲裁者一般都会偏向后者。
第四，断后式管制，古代的通常规定是商人不能做官，而且他的子孙三代以内都不准科举，白白断了仕途。古代官道即大道，为官能封妻荫子，光耀门庭，经商则今世抬不了头，子子孙孙都被连累。不过，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大富商为了能摆脱低贱身份，让子孙能科考，便大散金钱，给各方官员送礼，给朝廷献纳，从而买得一个虚衔，并无任何实质权力，却能提高身份，朝廷和官员也能通过这一途径敛财，可谓皆大欢喜。
其三为愚民之策。
什么样的人最好控制？最易驱使？自然是憨傻老实之人。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人人都希望别人憨傻老实，但一旦身边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多半都会去无情地嘲弄、欺凌甚至掠夺，并且不会有愧疚之心，因为其他人也在这么干。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三家——儒家、法家、道家，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愚民之路，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孔子说：“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商鞅说：“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民愚则易治也。”
其余如兵家与纵横家，更是巧诈无端，连诸侯都可以骗，何况是老百姓？
关于愚民之策，我不想多说，从帝国第一个朝代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大兴文字狱”，这几千年来的文化摧折和思想钳制，真可谓是血色残阳，惨烈无比，甚是触目惊心。
掌控机核，始终利剑在手
对帝王而言，对权贵而言，无所谓大局，无所谓政见，机要在于谁掌控一切。动辄江山社稷，千秋万业，若不在自己手中，那还有何意义？
帝王欲图控制局势，通常是双管齐下，其一是朝堂，扼住上流，其二是民间，拦着下流。天下如江河，上下流的水都被制住，纵不是一如平地，也不会有大风大浪，舟行水上便能无忧无虑。
帝国体制下，只有强与弱，成与败，没有是非对错，胜利者有最终解释权。就算是皇帝，如果软弱仁善，常常反为大臣所乘，成为其工具，如皇帝强势，能掌控一切，那么大臣就成了他的工具，而且是没有商量与回旋余地的。皇帝对所有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这个权力太有诱惑性与杀伤力了，皇帝知道失去了这个，自己将会是何下场，因此小心翼翼，视若珍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有一把神兵利器，能斩除世间任何障碍，其拥有者最怕的就是有人偷了去，拿来斩他。
皇帝最在乎的是两种大权，其一是军权，其二是朝权。军权乃政权之保障，暴力性政权都会将军权视为首位，军权旁落，则篡立迭起。朝权乃政权之行使，朝权是对朝廷的控制，使政令发布皆出于君，若政令、条例被大臣所握，皇帝虽贵，却成了摆设。皇帝孤家寡人，精力有限，需要人带兵、理政，前提是这个人要在自己的掌握中。
那种能力强难驾驭的大臣，在危机时用得着，譬如敌国来攻，朝野混乱，财政匮乏，但危机一过，这种大臣的政治生命或者是生命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的能臣名将，多半没有好下场。而一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多作揖少惹事的官员，即常说的庸官、昏官，却能长盛不衰，功成身退，在于他们不仅不让皇帝感到威胁，而且千方百计让皇帝舒爽怡然，这么懂事的人，岂能不荣华富贵？
后来的史书上会大概如实地记录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以褒奖定性，史官们为稀里糊涂被皇帝杀掉的忠臣志士惋惜，对其赞誉不绝，而那种尸位素餐甚至吃里爬外的庸官奸臣，则列入贰臣逆臣，被剧烈地指责詈骂。纵是如此，愿意做前者的官员越来越少，愿意做后来的官员越来越多。
居安思危，皇帝们危机感天生即来，后天锻炼后，更是强于宇宙，但他们的危机感不在于忧患国家兴衰，民族未来，而是忧患皇权是否稳当。皇帝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杀掉军功赫赫的大将，宁愿昧着良心也要罢黜为国呕心沥血的大臣，宁愿用低贱的太监来对付自己的亲人。即使这些人并无谋反，甚至连任何迹象都没有。皇帝们是不管的，心疑即杀之，还振振有词，难道要等人家反了才动手？捕风捉影，莫须有便能置人于死地，法律的尊严，王朝的神圣，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坠落。
每个朝代都有一整套对官员的监督体系，可皇帝们尚嫌不足，便派心腹、密探去打听刺探大臣们的情况，谁有不顺之意，谁暗谤朝政，等待他们的将是龙颜不悦，天威下凡。明朝时则先后建锦衣卫，东、西、内三厂，正大光明地实行特务的政治任务，让臣民体会到皇帝的亲切关怀。紧随其后的清朝虽名义上取消了特务机构，但仍实行密探、秘奏制度，让大臣们相互监视、掣肘，以雍正时期最甚。围绕雍正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止维社与血滴子这两个暗杀组织，以及民间传说的吕四娘夺走雍正头颅，和电影《血滴子》中表达的一样，“从来没有过”。“查无此事”是官方敷衍了事的最好途径。
伴君如伴虎，可聪明的大臣们也不是吃素的。
大臣们有的采用“自污战术”，即以贪污来表示自己仅有小贪之心，没有大野心。汉朝开国丞相萧何就这么干过，他见刘邦对其愈加猜忌，便听从了门客之言，公然侵夺民田，还骄纵属下贪污，如此一来骂声四起，可刘邦一听，却暗暗欣喜。有的采取“自愚战术”，能在朝廷立足，自是胸有韬略，非同一般，但为了不让君王嫉妒，便明哲保身，干脆装起傻来。五代时有个著名的四朝宰相冯道。他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主见，无有政绩，却历经二十多年屹立不倒，被誉为朝堂不倒翁。还有的采用“自贱战术”，为了功名权位，大臣们逢迎君王势不可少，可士大夫阶层常自诩清高，不愿太降身份，这便有了顾忌，有的大臣则走上了百无禁忌的“无耻大道”。譬如和珅简直把自己当成了乾隆的贴身奴才，堂堂宰辅还为乾隆端痰盂尿盆，这能不恩宠有加吗？和珅巨贪大污，乾隆不是不知，却从不干预。
控制局势，始终波浪不起
朝堂是中央核心，枢控全国，但中国疆域广阔，虽王权浩荡，也有鞭长莫及之困。一个王朝要统治偌大个国家，不得不倚靠各级地方官、吏，以及上不得台面的差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古皆然，地方官员选择性、变通性地执行中央政令，甚至扭曲执行，使得利民变为害民，那是常有的事。中央并不信任地方，汉有刺史，唐有黜置史，宋元有按察史，明清有观察史，都是专门设置来刺探、稽查地方官员的，皇帝还经常派钦差大臣到各处巡视，以检查地方官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是否秉公理政。此外监察机构也有弹劾之权，如若某地方官有徇私舞弊、渎职犯法之弊，监察官员便可上书朝廷，揭发其罪。
